一番話，打消了李的顧慮，再加上袁保齡也極力推薦，李鴻章終於定了主意。
第二天上朝，李鴻章奏請皇上，以袁世凱軍功卓著、外交老練，而任命他為“總理營務、會辦朝鮮防務”，袁世凱一下成為清王朝駐朝鮮的全權大使、欽差大臣。
喜訊傳到朝鮮，袁世凱仰天狂笑。
自從1884年年初吳長慶奉清廷之命調回國內以後，袁世凱便開始目中無人，自我膨脹起來。他“自結李相（鴻章），一切更革，露才揚己，頗有令公（吳長慶）難堪者”。同時對吳長慶的高級幕僚張謇等的稱謂，也由“老師、先生”變成“某翁、某兄”，“愈變愈奇”。張謇感到惱火，想教訓他一下，於是聯合幕友張、朱銘盤，給他寫了一封長達數千言的信，批評他忘恩負義。信末說：“願司馬息心靜氣，一月不出門，將前勸讀之《呻吟語》、《近思錄》、《格言聯璧》諸書，字字細看，事事引鏡，勿謂天下人皆愚，勿謂天下人皆弱，腳踏實地，痛改前非，以副令叔祖、令堂叔及尊公之令名，以副筱公（吳長慶字筱軒）之知遇，則一切吉祥善事隨其後矣。此信不照平日稱而稱司馬，司馬自思何以至此？若果然複三年前之麵目，自當仍率三年前之交情。氣與詞湧，不覺刺刺，聽不聽，司馬其自酌之。”這信語氣嚴刻，刺痛了袁世凱，但他並不反思己過，卻我行我素，從此與張謇斷絕交往。
袁世凱接任之後，本想好好地幹一番，按照原先預定的計劃，向自己的目標逐步邁進。無奈人算不如天算，局勢很快又出現了新的變化。
“壬午兵變”以後，朝鮮上層分化為保守與“開化”兩大派。保守派以閔泳翊、金允植、閔泳穆、趙寧夏等為首，掌握朝鮮政府實權，主張維持舊秩序和清政府的傳統關係，因循苟安，食古不化。他們得到中國駐軍的支持。“開化”派以金玉均、樸泳孝、洪英植為首，主張自上而下地變革，使朝鮮“獨立”、“開化”，試圖依靠日本的力量推倒保守派的統治。兩派明爭暗鬥，勢同水火。
1884年清軍撤離漢城後，“開化”派便開始密謀發動政變，奪取政權。日本駐朝公使竹添進一郎，替“開化”派出謀劃策，製定了具體的政變方案。他還答應籌措經費，出動使館駐軍，用實力予以支持。
經過一番準備，“開化”派於1884年12月4日，利用慶祝郵政局新廈落成舉行宴會之機，發動政變。當晚，金玉均、樸泳孝等矯詔召保守派大臣閔台鎬、尹泰駿、趙寧夏等6人進宮，將他們一一處死。
12月6日，“開化”派組成親日新政府，公布了“新政綱”，鋒芒直指以閔妃為首的保守派勢力。
那一天，袁世凱正在營帳裏，與剛從上海接到朝鮮來的沈氏溫存，忽報金玉均在郵政局起事，已衝入宮去。袁趕緊披衣上馬，帶一彪人趕過去。
到了郵政局，那裏已寂無一人。又趕至王宮，隻見宮門緊閉，幾度敲門叫喊，裏麵就是沒人回應，看看天色已晚，隻好帶著人馬先回營中休息。
第二天一早，袁又趕到王宮，宮門仍然緊閉不開。無奈，隻得用哨箭射過城牆，傳書給國王李熙，要求入宮護衛。此時，金玉均已把李熙軟禁內宮。金矯詔拒絕了袁的請求。
涉及到兩國關係，袁明知有詐，但找不到正當理由動武，隻好傳快信回國，告之李鴻章。李也不好擅主，照例向朝廷報告。
而朝鮮這裏的情況已十分危急。12月6日一早，親清派人士紛紛聚到袁軍帳前求援，稱親日派即將劫走李熙，另立新君，背清依日。袁世凱致書日本駐朝公使竹添，要求給予答複，但竹添不予理睬。
事態已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如果親日派控製了政權，朝鮮將會脫離中國，成為日本侵略中國的跳板。而此時更令袁世凱心焦的是：這一結局將意味著袁在朝鮮苦心經營的一切都會在頃刻間化為烏有，回國以後，還有可能成為被問罪的對象。
袁世凱一向支持保守派，排斥“開化”派。政變發生後，他馬上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因此，他極力主張用武力支持保守派複辟。他一麵會同吳兆有上報李鴻章，要求派兵輪來朝，增加在朝鮮的兵力以解決事端；一麵隨機應變，發號施令，準備舉兵。其時，保守派金允植、南廷哲（戶曹參判）、沈舜澤（右議政）等也懇求清軍援助。袁世凱當機立斷，排斥其他軍官的不同意見，獨自決定派兵入宮，驅趕日本人，逮捕“開化黨”，挽救朝王和王妃，恢複昔日秩序。
袁世凱先照會竹添，說明入宮理由。竹添置之不理。於是即和吳兆有、張光前等即率清軍1000餘人闖入王宮。日軍開槍射擊，雙方戰事遂起。日軍寡不敵眾，抵擋一陣之後，便撤出王宮。事後又自焚使館，逃回日本。洪英植、樸泳孝挾持國王逃往關帝廟避難，被清軍捕獲。袁世凱護送國王回宮，保守派重新掌權。
袁世凱親率一營清軍駐守王宮，以“監國大臣”自居。12月15日，他直接給李鴻章寫了一篇長達數千言的報告，很得意地詳談了鎮壓政變的細節，吹噓自己的“功勞”，並大膽獻計：“莫如趁此民心尚知感服中朝，即派大員，設主監國，統率重兵，內治外交，均代為理，則此機不可失也。”
派誰來充當監國大員呢？這一點袁世凱當然不用明說，實際上他心裏清楚，隻要朝廷決定設監國，必屬他無疑——懂朝語，熟悉朝鮮情況，又深受王宮內外感激，又有卓著的戰功，這樣的人，除了他袁世凱之外，恐怕找遍整個國家，也找不出第二個人選。
然而，朝廷又一次讓袁世凱深深地失望了，與此刻的袁世凱風華正茂、不可一世的佳境正好相反，大清王朝此時已落入老態龍鍾之齡，內憂外困，自顧不暇。此時中法戰爭打得正緊。朝廷隻祈求這個北方鄰國能保住局麵，能拖一天就拖一天，已顧不得那麼多長遠之計了。他們擔心派了監國，日本會來找麻煩，此時如果再挑起中日爭端，大清就要多麵受敵，所以，對袁世凱的建議，朝廷未敢采納，李鴻章隻是在回信中囑他多多關注朝鮮的局勢，盡量不要讓日本人插入。
王宮一役，中國打贏了日本。但軍事上的暫時成功，不但不是朝鮮問題的解決，而且帶來了一係列的麻煩，袁世凱本人也在麻煩之中。
當時，竹添跑回日本以後，誣指袁世凱無故攻擊日軍，傷害日商，燒毀日使館，大肆鼓動懲袁反華。日本擴張主義者借機示威遊行，高呼“膺懲清國”。日本政府中“主戰”派與“主和”派爭論激烈。清政府中也有人指責袁世凱“擅啟邊釁”，惹事生非，對他不滿。李鴻章為了對付日本，一麵電告袁世凱“勿遽與倭人開釁”；一麵奏派北洋會辦吳大贗和兩淮鹽運使續昌前往朝鮮，調處中日爭端。
清政府便命李鴻章與會辦北洋事宜的吳大贗共同處理，前提是勿與日本開釁。李鴻章抽不開身，便決定由吳大贗和續昌二人赴朝，同時日本亦派井上馨赴朝談判。
這裏人還未動身，張佩綸早將情況傳給了袁世凱，甚至還向他介紹了吳、續二人的性格脾氣和待人接物的特點，以便讓袁妥善應付。
等到兩國特使到朝鮮，袁早已使出渾身解數，將各方漏洞抹平，自己也搬回軍營中，對各方麵可能出現的麻煩，作好了周密的安排。
特使一到漢城，袁世凱將他們服侍得舒舒服服，連井上馨都稱他是個難得的“儒將”。本來，特使之行，袁世凱是胸有成竹，滿以為能牢牢地控製住事態發展。而且，袁也確實達到了他的目的：朝廷命令未到，便擅自開釁，提請朝廷派監國大員，朝廷已明確否決，仍然擅自進宮專權。就衝這兩條，就足夠將他撤職查辦了。可他卻安然無事，這一切不但沒有受懲罰，還變成了他與友邦精誠合作，同呼吸、共患難的最好例證，而受到吳、續等人的讚許。 然而，袁世凱再聰明、再有能耐，也不能使別人尤其是那些蠢物變得精明起來。在中日談判桌上，吳大贗、續昌自以為是來自禮儀之邦的全權特使，對井上馨咄咄逼人的非分要求，卻根本想不出有力的言辭反駁，在談判中處處被動，節節敗退，急得站在一邊的袁世凱肝火上湧，卻無計可施。談到最後，當井上馨提出清政府從朝鮮撤軍的要求時，疲憊不堪的吳大贗居然已開始唯唯諾諾，盡管由於袁世凱極力反對，終於未能達到目的，但雙方還是同意這個問題在下一輪更高級的會談中最後解決。
從朝鮮撤兵就意味著袁世凱的傾家蕩產。可是，他縱是對吳、續等人恨之入骨，也不能有分毫流露，表麵上還得滿臉堆笑，畢恭畢敬。
在內外不利的情況下，袁世凱自知不但升官無望，連現在的位子也難保。於是施展以屈求伸的計謀，以養母牛氏有病為名，向吳大贗請假回國。請假獲準後，於1885年1月31日離朝，歸國後先到旅順看望了叔父袁保齡。袁保齡對他巧妙地擺脫困境，極為讚賞，說“凱侄脫身回裏，覺此子狡獪，亦複勝其癡叔矣！”但又覺得他資曆太淺，升遷很難，若要高升，仍應以科舉為階梯。希望他在家努力學習，準備參加秋闈。但袁世凱早已絕了再進考場的念頭，哪肯用心再去讀四書五經呢？
兩天後，與袁保齡交情不薄的吳大贗處理完朝鮮問題，亦到旅順。在袁保齡家，吳對袁世凱好言安慰，並當著保齡的麵，稱讚他“能力過人，前途不可限量”。
回到天津，吳大贗等人向李鴻章彙報了朝鮮會談情況，特別稱讚了袁的才幹，盛讚袁在朝鮮如何拓展外交，鞏固關係，如何隨機應變，果斷英明。到朝廷複命時，也屢稱“袁才可用”，由此，袁世凱的名字在京律一帶開始響起來。
3月20日，李鴻章第一次召見袁世凱。再次踏進天津直隸總督府的大門，袁世凱覺得腰杆粗多了，心裏也踏實多了。5年前，當他跟在張佩綸身後，縮頭縮腦地走進這座神秘的大院時，還像個剛進婆家的小媳婦，心裏緊張得不行。可如今不一樣了，在國外的幾度春秋，幾番風雨，使他老練多了。況且，今天是這座大院的最高主人親自召見，這本身就是一種榮耀。
李鴻章坐在太師椅上，身材不算太魁梧，相貌也不算太威嚴，整個給人的感覺，就是一個很安詳、很溫和的清瘦老者。
然而，袁世凱可不糊塗，他當然不可能被這種表象迷惑。他很清楚，麵前這個老人，絕不像外麵的老百姓說的那樣昏庸無能，隻知逢迎巴結，一味賣國求榮。其實，隻要稍稍理智地分析一下，在官本位思想最為濃重的封建時代，當官是千千萬萬人的共同追求。結果必然是優勝劣汰、強者生存。如此看來，那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炙手可熱、眾生景仰的寶座，被一個昏庸無能的笨蛋抓在手，這種道理是無論如何講不通。當然，因為氣質、品德和政治思想的與眾不同，你可以說他狡猾、奸詐，說他老謀深算，說他詭計多端，說他自私自利，說他貪得無厭，說他見風使舵等等，但要從純智力角度來評價他，你不能不承認他是屬聰明甚至非常聰明甚至極其聰明那一類人物。
此刻的袁世凱就是以這一種眼光來看待他的，他知道這次召見其實是一次麵試，坐在他麵前的這位考官正在一項一項地給他打分，然後累加起來，得出總成績，最後便會按分錄用了。所以，他表麵上盡量顯得老老實實，仿佛是在畢恭畢敬地等著對方問一句、答一句，但他的心裏卻異常緊張，身上的每根神經都緊緊繃直。他雙眼目不餘視，小眼睛卻睜得溜圓，以便捕捉住對方有意無意放出的每一個信息，然後迅速輸進大腦，分析判斷，以測準對方的心理，針對他下一句可能要問的話和他應該喜歡的回答進行準備。
召見的時間並不長，這次看起來並不怎麼正規的召見持續了不到兩個小時，但是，雙方的表情看起來都很滿意，也就是說，袁世凱已經成功地把自己的聰明才幹表現出去了，李鴻章也對這個年輕人真實的水平和能力有了準確的了解。
6年後，當李鴻章臨死前說“環顧宇內，人才無出袁世凱右者”的時候，我們有理由相信，這第一次見麵所留下的印象，應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885年4月，一艘日本軍艦悄悄抵達天津港，一個精瘦精瘦的老頭兒在一幫文武官員的簇擁下，來到日本駐天津領事館。他就是當時赫赫有名的日本外相伊藤博文。他這次是專門來華解決日中軍隊在朝鮮衝突問題。
清政府派李鴻章作為全權大臣與之談判，當月便簽訂了《天津條約》，規定兩國同時從
朝撤兵，兩國均不派員教練朝鮮軍隊；今後朝鮮如有嚴重變亂，雙方須相互照會方可派員去朝，事定即撤，不再留防。這個條約宣告了大清王朝與朝鮮宗藩關係解除。
在這次談判中，伊藤還提出了一人，要求清政府嚴懲，即袁世凱。但這個要求被李鴻章堅決拒絕了，他最後僅答應以私人名義警告責備，實際上是給了伊藤一個台階。
此事李鴻章後來並未再提，遠在河南鄉下的袁世凱當然更不知道，直到後來重返朝鮮，才間接地從日本人口中得知這一細節。由此，袁對李的感恩之情，可想而知。
天津會談後，中日雙方均按期從朝鮮撤回全部軍隊。朝鮮一時出現了權力真空。野心勃勃的沙俄，此時正好乘虛而入。閔妃集團內部此時也正好想擺脫夾在日中之間成為犧牲品的危險，於是雙方一拍即合，便轉而投向沙俄。
得知這一情況，李鴻章決定護送大院君回國，利用其影響和力量，抵製閔妃集團依賴俄國的傾向，使其重新回到中國的控製下。由於袁世凱所具備的各種優越條件，李鴻章便不假思索地把護送大院君回國的任務交給了他。
9月27日袁世凱護送大院君從天津出發，10月5日抵漢城。路上，袁世凱已打電報給李熙，希望他應體尊親之義，隆孝養之情，速迎大院君。到達漢城後，袁對閔妃和李罡應之間的矛盾作了排解調處，規勸李熙不要親近俄國，但未能真正解決問題。逗留數天後，袁世凱“授罡應秘計三件”，15日離朝回國複命。
中國駐朝軍撤退以後，駐朝官員僅商務委員陳樹棠一人，當時的朝鮮內政外交已是極為複雜，陳樹棠唯唯諾諾，不堪應付，遂以回上海治病為名，請求辭職。袁世凱到達天津後，李鴻章即諭令免去陳樹棠職務，奏請委派袁接辦。李不希望袁接任後僅僅照料商務，希望袁加強對朝鮮的控製。所以他在奏折中要求提高袁的權限，他認為“袁世凱足智多謀”，“兩次勘定朝亂，厥功甚偉”，“茲令出使屬邦，尤須隆其位望，使之稍有威風，藉資坐鎮”，委以“辦理朝鮮交涉通商事務”，在頭銜上加上“交涉”兩字，“略示預聞外交之意”。10月30日，清政府正式任命袁為“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權代表，並以知府分發，盡先即補，伺補缺後以道員升用，加三品銜。從此，年方26歲的袁世凱，直接受北京總理衙門和北洋大臣的雙重領導，在朝鮮不再有上級了。
袁世凱送李罡應返朝時，袁保齡曾於8月份去信告訴他不要接受駐朗商務委員之職，免得再冒風險，還是先加入新建的北洋海軍曆練為好。信中說：“若帥意必欲以商務相屬，仔細思之，殊不甚妥。汝以少年早得重名，此後但患不穩，不患不富貴，洊躋府道，固意中事。古人有雲：‘灼灼園中花，早發還早萎；遲遲澗底鬆，鬱鬱含晚翠。’我曆宦途二十年，觀世觀人，益歎此語不謬。盼汝送大院君畢，他日隨師船曆練海洋，成就一個大人物，以為報國顯親之地，不願汝履虎尾以求名利也。”後來看到朝廷作了任命，也就不好再反對了，但叮囑袁世凱此後對“內意帥意（指清廷和李鴻章）均在用心察看，但有幾件事辦順手，則令聞日彰，聲望漸起矣。”又告誡他：“臨事要忠誠，勿任權術，接物要謙和，勿露高興，庶幾可寡召侮。”
袁世凱的想法卻不同。對此次重用，他十分得意。他寫信對其二姊說：“此次東渡，往返不及一月，事雖棘手，卻無遺誤。本擬在內地謀事，而無如諸王大臣及中堂均堅使弟赴朝鮮充四等公使，亦小欽差局麵。”“弟年少識淺，不料蒙太後留意，諸親王軍機大臣中堂推重，如此知遇，更有何言。以前帶兵身遇戰事，故危險。此時作使臣，無人能害，使臣何險之有！今日時勢，推出使尚有出頭之日。帶兵操練又無戰事，將何由達名天聽也。”“弟年未三十，名揚中外，大臣推重九重。”
1885年11月16日，袁世凱再入漢城，在有驚有喜的複雜目光注視中，他昂首走進王宮，向李熙呈上大清王朝的國書——此刻的袁世凱，已搖身一變，成為“欽命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大臣了。”
雖然他的官職名義上完全為商務而來，但滿朝文武的心裏都已經很清楚：此人既來，必是不善之輩。
這些王公大臣的預感當然一點不錯。袁世凱天生就是一個玩弄權術的高手。三分虛權，在他的手裏，幾下擺弄，便可玩出九分實權。所以，袁一到朝鮮，就擺出一副監國大員的架勢，遇事直入王宮，或傳呼朝鮮大臣聽命，態度傲慢，盛氣淩人。在各國公使麵前，也自視高人一等。他調動起原先在朝中培植的關係，對朝政事事插手，尤其是外交、內政、郵電、關稅等，橫加幹涉。
鑒於日本和歐洲列強對朝鮮的滲透、閔妃集團日漸對列強的親近和對中國的疏遠，袁世凱花了一番腦筋，向李熙提出了他的《朝鮮大局論》。這篇文章不長，不過2000餘字，但文中扼要分析了朝鮮的實際情況和歐洲列強的侵略本性，論證了朝鮮依附中國的六大好處和背棄中國的四大害處。他明確告誡李熙：朝鮮本屬中國，“今欲去而之他，是惟孺子自離其父母，而求他人之顧複也。”此文提綱挈領，情理交融，朝王為之感動。由於袁世凱一手曉之以理，一手迫之以威，朝鮮逐步中止了除中國以外的任何外交往來，局勢漸趨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