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唐前辭賦類型化還表現在同一題材與主題的騷賦創作有著大致相似的結構與句式，表現出相似的結構體式特征。這裏我們需要說明的是，由於騷賦二體句式的特殊性以及韻散結合的詩文兩棲特征，雖然騷體表現出以兮字句、無兮字的句腰虛字的六字句為主的句式特征，而賦體以四字、無兮字句腰虛字的六字句居多，但是二者在句式上滲透與融合的現象較為突出，使得句式並不是如詩歌一樣成為判斷歸屬騷賦二體的主要的外在依據，尤其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筆者以為，騷體以抒情主體的自我情感作為表現對象並形成以抒情主體帶動全篇進展的敘事結構，這不僅是屈原騷體的重要特征，同時還曆時地呈現在此後的騷體創作之中，使得這一體式結構淩駕主題與句式之上，成為唐前各類騷體創作共同的支配性文體特征。而賦體，無論是小賦、大賦還是七體、對問與連珠，則共同呈現出體物寫誌的賦體特征，無論是表現政教倫理抑或是抒發一己之政治自嘲與政治理念，都是以“托物”的方式言誌。所托之物或為物，或為事，或借言，或代言，方式不等，但都表現出托物言事或鋪陳言事的外在體式特征，從而使“托物言誌”成為唐前賦體的支配性文體特征。
第三，唐前騷賦二體及各類創作還呈現出各自不同的語體風格。文本的語體，就是文本的語言體式，不同的文體有著不同的語言體式，如童慶炳先生就詩歌、小說、戲劇三大文體，指出“詩歌一般是對情感的體驗，小說一般是對事件的體驗，戲劇文學一般是對行動的體驗，傳達的體驗不同，所采用的語體也就有所不同。詩歌采用有節奏和韻律的抒情語體，小說采用敘述語體，戲劇文學采用對話語體”。但同是詩歌，其抒情語體體現出的語體風格卻因詩歌本身抒發的情感、表達方式、語言運用等方麵的不同而呈現出極大的不同，或偏含蓄蘊藉，或豪放悲壯。司空圖的《詩品》將詩歌分為“雄渾”、“衝淡”、“纖濃”、“沉著”等二十四種風格，也包含著詩歌語體的不同風格。
就騷賦二體而言，其獨特性在於二體的詩文兩棲特征而各有所偏重，大致說來，騷體更接近於詩體而具有抒情兼敘事的語體特征，而賦體更接近於散體而具有描寫與議論的語體特征。這種概括主要是按騷賦二體語言運用情況而論，但騷賦二體的語體風格，還指二體語言體式所呈現出的審美風格。就騷體而言，屈原騷體“發憤抒情”的特征所呈現的悲怨的風格，為後世騷體所繼承並強化。擬騷作品、紀行、顯誌類騷體創作，因表現的情感與屈原多有類同之處，其悲怨之風，自不必說；就是脫離政治不遇主題而延伸至人的生命體驗的諸如親情友情、生離死別等，也大都局囿於傷感的情感範圍之內，擴充與延展了屈原騷體的悲怨格調。賦體雖然多有變化，但其總體的語體風格卻呈現出諷頌警醒的特征。如小賦創作或詠物頌德或詠物娛樂而曲終奏雅，總是體現以頌為主兼及諷諫的風格。大賦其鋪張揚厲的表現手法與創作主體所要表達的頌諷主旨總是形成一種張力，也呈現出一種諷頌的語體風格。對問、七體的創作主體也都是自嘲自抑的方式，表現一種反諷的語體效果。相較而言，連珠篇短而簡約，但是其托喻達意的方式，則體現出簡約警醒的語體風格。要之，騷體總體上具有抒情化的悲怨的語體風格，而賦體則具備議論化的詼諧諷頌的語體風格。
綜上，騷賦二體各類創作在題材主題、句式結構及語體風格方麵的極大相似性，決定了唐前辭賦創作趨於模仿，呈現出類型化的特征。當然其中創造性的作品，表現作家個性或者說是作家獨特感受的作品也有，但是模仿多於創新。
騷賦二體類型化特征的呈現，從內外兩個方麵揭示了騷賦二體的支配性文體特征。即騷體以抒情主體帶動全篇進展的敘事結構，賦體則呈現出假象盡辭、托物言誌的主體隱匿的對話與敘述模式。這是我們結合唐前騷賦類型化現象，對以抒情與體物規定騷賦二體支配性文體特征的繼承與改造。傳統意義上的“抒情”，隻是揭示了騷體的內容或功能特色，而未能揭示騷體抒情的表現方式及由此凝定的結構特征；而“體物”則更多地局限於表現手法層麵，而沒有涉及賦體由“體物”而來的“言誌”的結構特征，即創作主體不是內心獨白式的“言誌”，而是借助對話或者是外物的描寫，從而形成一種非直接的托物言誌的結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