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唐前辭賦類型化與騷、賦二體文學及文化功能
唐前騷賦各類創作在題材主題、結構句式及語體風格方麵呈現出的類型化特征，折射出唐前騷賦創作主體大致相同的感知世界與認知自我的思維方式以及相似的生存狀態與文化心理結構；從文學創作的層麵上看，則反映出創作主體對相同文類的文學與文化功能的認可與實踐。
首先，唐前辭賦類型化反映了創作主體感知世界與認知自我的思維方式與表達方式的趨同。“詩言誌”與“詩緣情”是唐前詩學領域兩大綱領，但是就唐前文人創作的實際狀況來看，這兩大詩學綱領的最初實踐卻是在騷、賦領域。盡管“言誌”與“緣情”不可能截然分開，廣義地說，“誌”也應屬於“情”的一部分，但是將“言誌”與“緣情”置人兩漢魏晉南北朝特定的文化與文學批評語境中，“言誌”則側重於政教倫理觀點的表達，而“緣情”側重於一己情感的發抒。如果說“誌”與“情”都可以用詩體進行表達與發抒的話，那麼，二者在唐前騷賦領域中則有明顯的區分，騷體側重於“緣情”，而賦體更重於“言誌”。
唐前騷賦二體就表現的情誌來看，騷體的發憤抒情更多的是“賢人失誌”狀態之下，創作主體對現實政治的感受與對自我生命價值的精神拷問，在主體與客體對峙中展現了生命個體對現實政治的批判、抗爭與對自我精神持守的價值取向。如果說屈原的騷體創作第一次以自鑄偉辭的方式，展現了對自我與社會雙重固持的精神基點，直至以生命的代價踐履並張揚了個體生命對自我精神的不屈持守，其崇高的精神垂範後世的同時，也給處於同樣境遇中的後代文士留下認知現實與表達自我情感的一種文學表現範式。如兩漢的擬騷、顯誌、紀遊類騷體創作，其對屈原騷體的追擬雖然程度不同，但三者共同表現的則是追擬者也是創作者“賢人失誌”的現實處境或者是生命感受的共鳴。這類作品，往往是創作主體懷才不遇情境下的產物，極大地表現了創作主體對現實政治的不滿、抗爭與批判，雖然這類作品表現的精神取向因來自儒道兩家文化對屈原的精神基點的不同程度的解構，而呈現出退守的傾向，但是與屈原一樣，方式雖不同，不同流合汙則是一致的。
與騷體相對的賦體，其“體物寫誌”的特征，更明顯地表現為創作主體對當下政教倫理的關注，所表達的更多的是一種政治理念。如賦體中的大賦、小賦、連珠，多是創作主體在與政治中心聯係較為密切的情境下的創作，大賦對現實政治以頌為諷的表達方式，透露出創作主體為帝王師的時代已成為曆史，以頌為諷體現了創作主體既想參與現實又不得不溫柔敦厚、主文譎諫的創作處境。東漢及以後的一些賦作由諷轉頌，則是這種柔順心態的自覺實踐的一種反映。小賦中的觀物賦德固然具有垂教作用，一些遊宴背景下的娛樂之作，也時常帶有曲終奏雅的尾巴。創自漢代的連珠，其“臣聞”體式等等，在“托物”借喻描寫的過程中，政教道德的表達是此類賦體創作的標的。皇權政治下“臣妾”心態，使得此類賦作的創作主體表達政治理念與思想的方式方法gp“言誌”極為委婉而含蓄，這既是一種文學的表現方法，同時也是創作主體認知世界與表達理念的一種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賦體中的對問與七體創作，是唐前賦體創作中模式化最為明顯的兩類。我們將這兩類並提，意在指出這兩類創作與賦體其他類型創作不同，主要是創作主體也是處於懷才不遇的情境之下，表達對現實以及對自我人生理念的看法。如果說對問體展現的是創作主體對自我精神價值的持守，那麼，七體繼枚乘之後，則是采用以頌為諷的方式表現了對現實政治的不滿與批評。與騷體相較，這兩類創作的情感內容，也是騷體創作的重要方麵，但是騷體主要采用發憤抒情的方式，其創作主體的批判意識與主體意識在全篇中都居於重要位置，騷體的主要任務是將內心的不平與感受傾瀉而出，而對問與七體，則不是情感獨抒，而主要是與世人尤其是代表當權者或者世俗觀點的人對話中展現創作主體對政治與人生的看法，因而，其話語方式不同，表達方式也有別，一是發憤抒情，一是托物言情，以自嘲嘲世的口吻委婉諷世，其話語方式與思維方式決定了對問、七體與騷體創作體類不同。
應該說，“誌”與“情”都關涉到創作主體的內心思想與情感，人的社會屬性尤其是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生存境遇，決定了士大夫與現實政治千絲萬縷的聯係。作為評判詩歌的“言誌”與“緣情”之分，在騷賦二體的創作上卻明顯地表現出創作思維與話語方式的差異，從文學的表現形態來看，則體現了騷體以抒情主體帶動全篇進展的主體凸顯的“情境”特征以及賦體托物言誌的主體內斂的“物境”特征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