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唐前辭賦類型化特征與創作主體思維的凝定，認知方式的相同，更深層地反映出創作主體大致相同的政治經曆與政治命運，反映了麵對政治時較為恒定的文化心理結構。唐前騷賦創作時間跨度漫長，經曆了七國紛爭的戰國時代，也經過了相對穩定的大一統兩漢以及朝代更迭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時代的動蕩或趨穩，並沒有改變士大夫文人政治上的兩大情結：一是功名意識；二是與之相應的懷才不遇情結。屈原的獨特，在於他用文學創作的形式“取融經旨”與“自鑄偉辭”，在文本形式散文化為主流的時代，在引詩用詩功用化的時代，他獨創騷體，發憤抒情，真實而撼人心魄地再現了個體與現實政治對峙情形之下個體生命的情感狀態，又因其生命的踐履而顯得格外崇高。唐前騷體創作大都反映了創作主體較為普遍的政治不遇悲怨情懷與對自我精神的持守，雖然後世騷體以儒道兩家作為思想武器不同程度地消解了屈原對自我與社會雙重固持的精神基點，反映了較為普遍的儒道互補的人生態度。賦體創作雖然源於荀、宋，但各體創作成熟、定型於兩漢，並成為後世追擬的範本。創作主體與政治的關合與疏離中的情感狀態在賦體各類創作中均有反映，在與政治關合時，創作主體創作的大賦、小賦及連珠，大都表現出積極的政治理念，同時也反映出君為臣綱的臣妾心態，尤其是兩漢的大賦中以頌為諷模式的表達更是對儒家主文譎諫詩教的積極實踐，此種文化心態的極致，便是導致賦體頌意的增強。因而，大賦頌諷主題及嬗變都是儒家詩教理論在賦體創作中的深刻反映。這樣一種文化現象也滲透到七體與對問體的創作之中，以自嘲的口吻表達對當下政治的不滿以及以頌為諷對當下政治的批判，都是柔順的為臣心態表達政治不遇時的一種表現，反映了儒道兩家文化對士大夫的共同改塑。
其三，唐前騷賦創作類型化反映了創作主體對騷賦二體文學與文化功能的認可與實踐。與詩歌相較，騷賦二體表現的情誌要局促得多，騷體承載的情感大都是政治不遇的主題，雖然魏晉之後有所拓展，但大多以悲怨為基調。而詩歌，除此之外，其風格及主題題材要寬泛得多，也就是詩歌適應表達的對象要比騷體廣泛。賦體也主要是局限在政治層麵上的思考與感觸。大體而言，唐前騷賦二體大多表現為創作主體在政治中心或政治邊緣化之後，創作主體與現實政治的關係決定了騷賦二體的表現領域。由於文人的或仕或隱的生涯決定了他們大致相同的人生經曆與經驗感受，共同的文化心理背景又將此類經驗與感受強化。因而，從作者角度來看，騷賦二體創作的類型化特征，更多地反映了後世追擬者對追擬文體所承載的文學與文化功能的認可與積極實踐，在相同的文體創作中，在感受前人經曆的同時，也表達了與古人相通的情感體驗，並成為同類中的這一個。所以，我們發現一個現象，就是一些同類創作，如對問體，盡管表達模式大體相同，但是史書多有采錄，其主要原因就是較為真實地記載了創作主體的現實境遇及當下情感狀態。劉向將漢人擬騷作品編入《楚辭》，王逸為之章句並為之作序，處處皆以憫屈傷屈解之，這也是對騷體文學與文化功能認可與闡釋的一種反映。
以上表明，唐前辭賦類型化的特征，已不單單是文學創作中的簡單模擬行為，其中蘊含著創作主體的心靈體驗與創作感受，從文學的角度而言，其類型化正體現出唐前辭賦所承載的重要的文學與文化功能，它起到了發抒情懷、言誌載道的重要作用。
（三）唐前騷、賦二體類型化與文體演變
唐前騷賦類型化創作，因其極大的相似性而使同類文體呈現出因襲模擬的特征，但是當創作主體的精神結構、所處時代的文學思潮、書麵語言由散趨駢發生變化時，騷賦類型化創作也會呈現出新變的特征，同時詩體創作的漸趨成熟以及騷賦二體與詩歌等其他文體互滲的深入，更加劇了唐前騷賦二體類型化創作的新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