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唐前騷賦二體各類創作的新變，表現在語言句式上由散趨駢。明徐師曾《文體明辨》將唐前辭賦分為古賦與俳賦，就是在騷賦一體的觀念下，以形式上的駢散之別指出唐前騷賦創作在語言形式上的變化。但是正如上文業已論及的，唐前騷賦二體詩文兩棲的特性，其語言的由散趨駢並未改變唐前騷賦的支配性文體特征，所以，此種仿詩歌體式作為騷賦分體的依據，並不能客觀地展示唐前騷賦的體式特征，同時遮蔽了唐前騷賦類型化的文學與文化功能。且“駢賦”之“駢”，隻是相較而言，與“駢文”相對，其駢化程度並不深，所以程章燦先生在指出南朝賦作駢偶化特征之後，雲“南朝賦雖然日益駢化，但終究沒有形成嚴格意義上的、完整的四六之體，與律賦也尚有一定距離。因此，南朝賦的語言形式雖日趨工整，仍然有所變化，並沒有拘泥於劃一的四六對偶句式而顯得板滯”，其實就指出了所謂“駢賦”與“駢文”之“駢”還有很大的區別，這種駢化是受整個時代語言駢偶化習慣表達的影響，本質上並沒有改變騷賦二體的整個句式結構。但是徐氏之說，如果將其置入各體中加以觀照，還是能見出唐前騷賦各類創作在句式上新變的特征，即總體上呈現出由散趨駢，而在騷體創作中更明顯地表現出騷體句式以“兮”字句為主向無“兮”字的句腰虛字的六字句為主的演變軌跡。同時由於騷賦二體在句式上的含融與吸納的特性，隨著詩歌創作的興盛，騷賦各類創作也較多吸納了詩體語言與句式。
騷賦四言、六言的基本句式以及駢偶都為駢文的成熟奠定了基礎，雖然有“駢賦”出現，但終究未能形成類似於“駢文”之四六體賦，正如騷賦受到詩歌句式的影響而終究未能形成詩歌形式的騷賦一樣，騷賦句式的含融與孕育它體句式的基質，使得騷賦在與詩、文互滲交融的過程中始終沒有失去其基本句式特征。
其次，唐前騷賦二體類型化的新變還表現在題材與情感的拓展之上以及一些體類創作出現衰落的現象。先秦兩漢騷賦創作多局限於創作主體的政治生活層麵感受，其話語體係受到儒家詩教觀念的影響較重。魏晉南北朝隨著儒學獨尊地位的解除，玄釋思想對文人的影響超越政治的層麵進入到日常生活領域，六朝民歌的興盛及對文人創作的影響等，文人士大夫的創作觀念逐漸從政治層麵走出而更多地關注個體生命與普遍人情，諸如生命易逝之悲、悼亡自悼之情、懷鄉思親之意等，這些在先秦兩漢較少涉及的情感主題，從漢末始逐漸成為騷體領域中表現的主流。這種情感與主題上的拓展，給騷體注入了新鮮血液，給騷體懷才不遇的類型化情感主題以強烈的衝擊，同時也形成新的類型化。但是這些拓展的情感與主題也是詩歌表現的對象，從而出現魏晉南朝詩騷同題創作現象，對騷體創作的類型化也是一種分流。隨著南朝“吟詠性情”文學創作觀念的深入，“立身且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對儒家詩教觀的反動，更使得南朝騷體的創作主體的自我情感衰弱，以娛樂與賞玩的小賦創作逐漸成為創作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