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尤應注意的是“狹三閭之喪江，矜望諸之去國”二句，前句惋惜屈原投江自殺，後句欽慕樂毅功高震主之時毅然離燕降趙，說明祖父謝玄善於審時度勢，激流勇退，避免了屈原固持的情累，學會了隱退自保。祖父的隱退與一般的無功而退不同，是“建大功淮、肥，江左得免橫流之禍”基業上的隱退，因而，始寧的家業不僅是一份家族的遺產，更多的是一份謝靈運可以自傲於世的精神資本。故謝靈運對“山居”的描寫，采用了大賦四方鋪陳與多方鋪寫的表現手法（詳後），雖口口聲聲“求麗邈以遠矣”，似不取也不願以“麗”來取勝，而其中的描寫委實為當世及後人展示了謝氏家族莊園的富庶與壯麗。不難看出，祖上留下的政治、經濟與家族聲望等資本，足以讓謝靈運“順從性情”地“山居”，他既要在外在生活上超越仕宦在官者，又要使自己的享受不流於世俗的感官層麵，使自己的“山居”足以抗誌“市廛”，顯示“汾陽”之樂並不亞於“黃屋”之麗的精神祈向。
綜上，此類作品情辭各異，但都有相同的模式：一是對世俗的不滿情境下的歸田與閑居；二是對歸田與閑居之樂的描寫或鋪陳；三是對歸田與閑居生活方式的價值肯定。可以說，此類騷體創作，與士不遇——顯誌類騷體創作共同構成唐前顯誌類騷體創作的情感主題的兩大趨向，不可分割。
其三，以上顯誌類騷體作品，不同程度地表現出個體在與社會衝突對峙過程中，個體尋求超越或從對峙中退守的傾向，且這一傾向曆時地表現出由個體的憤激、到個體的超越再到主動的消解的變化過程，這既是社會思潮的變遷在創作中的反映，同時也揭示隨著時代的發展，文人士大夫分別以儒、釋、道三家文化對屈騷精神的自我與社會雙重固持精神基點的解構，並促成了士大夫文人處窮時以儒、釋、道三家文化為心靈與精神歸宿的作品出現，這類作品以揚雄《太玄賦》、庾散《意賦》、孫綽《遂初賦序》、江淹《雜三言五首》中的《構象台》《訪道經》以及《鏡論語》為代表。
揚雄有一篇《解嘲》，以自嘲的口氣，說明“默然獨守吾《太玄》”的原因（參見下編），而他的《太玄賦》則是以騷體的形式表達了自己心執太玄、蔑棄名利、歸依自然的人生觀。篇中雖有說理的成分，但是與東晉“平典似道德論”的詩賦不同，包含著強烈的感情，這種感懷來自於對心執太一人生觀的認同，也來自於“若飄風不終朝兮，驟雨不終日。雷隆隆而輒息兮，火熠熾而速滅”的自然啟示以及對“奚貪婪於富貴兮，迄喪躬而危族。豐盈禍所棲兮，名譽怨所集”這種禍福相依、吉凶相伴的人生感悟。因而，“亂”中言及“屈子慕清，葬魚腹兮”，是對“慕清”甚至以生命加以實踐的人生觀的懷疑，與其《畔牢騷》等擬騷作品中表現的情感是一致的。揚雄糅合儒道兩家思想，為人生尋找到了一種安身立命的思想武器，揭示出儒道兩家思想在進退出處之際的相合之處，這種相合同時也反映出屈原之後士大夫以儒道兩家文化為思想武器對屈原精神基點的主動解構，見出儒道兩家思想文化與屈騷精神的本質差異。隨著魏晉玄學的興盛，更是出現了專門體玄的騷體創作。《晉書·庾散傳》：
敫字子嵩。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遠韻。為陳留相，未嚐以事嬰心，從容酣暢，寄通而已。處眾人中，居然獨立。嚐讀《老》《莊》，曰：正與人意暗同。太尉王衍雅重之。敫見王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其情，猶賈誼之《鵬鳥》也。其詞曰：至理歸於渾一兮，榮辱固亦同貫。存亡既已均齊兮，正盡死複何歎。物鹹定於無初兮，俟時至而後驗。若四節之素代兮，豈當今之得遠。且安有壽之與夭兮，或者情橫多戀。宗統竟初不別兮，大德亡其情願。蠢動皆神之為兮，癡聖惟質所建。真人都遣穢累兮，性茫蕩而無岸。縱駁於遼闊之庭兮，委體乎寂寥之館。天地短於朝生兮，億代促於始旦。顧瞻宇宙微細兮，眇若豪鋒之半。飄搖玄曠之域兮，深莫暢而靡玩。兀與自然並體兮，融液忽而四散。
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盡，複何所賦？”答曰：“在有無之間耳《晉書》之載見出庾散創作《意賦》一是由於庾散喜愛老莊玄言，二是由於“王室多難，終知嬰禍”的畏禍心理，因而作此篇“以豁其情”。“意賦”之意，即誌也。《呂氏春秋·長見》：“申侯伯善持養吾意，吾所欲則先我為之。”高誘注：“意，誌也。”此處“意”指與“情”相對的抽象的人生看法，即玄學的人生觀。庾散以“榮辱同貫’v‘存亡均齊”的玄學觀，在“終知嬰禍”的情境下希望“以豁其情”，去除情累，從而達到“兀與自然並體”無憂無懼的人生境界。庾亮與其對言，雖也是時人關注的言意之辯上所做的文字遊戲，但也見出庾亮所言正指出了庾散此篇以“意”以“玄”解除人生憂累的特點。玄學人生觀不僅完全消解了屈原的執著，同時也超越了存留在唐前騷體中的人生憤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