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騷體與小賦存在的情境與物境之別，在創作實際中形成的表現手法以及創作思維的積澱，為唐代詩歌意境的形成作了創作也是理論上的準備與積累。較高層次的“意境”，應是“物境”與“情境”的高度融合，既以物象為主，但此物象又高度地融合著作家個體的獨特感受以及在此基礎上對人、社會等方麵的感悟，達到主客融合無間的高度，物我合一的境界。
唐前詩騷賦中的物我關係，大都以物境與情境為主，一些富有意境的詩句也有，比如《詩經》中的“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就是物我融合較好而富有意境的詩句。但是這類創作在唐前畢竟太少，可以說詩歌意境的形成則是唐以後之事。而就物境與情境而言，賦體與騷體正好是這兩方麵的代表。漢代散體大賦刻畫物象較多，東漢以後又流於名物製度，因而，唐前小賦，往往一物一詠，一事一歌，很能體現唐前賦體的物境特征，即以體物為主，其中雖有主體的道德觀照，但這一觀照屬道德層麵的。可以說，詠物賦托物詠物特征的突出，創作主體的情感與個性不顯，從而表現出詠物賦的物境特征。
從唐前騷、賦二體的演變來看，騷體的個體情感特征的突出，其情境具有非常強烈的主觀感情色彩，其景與物的描寫具有“移情”特征。而賦體雖然其主旨也是“言誌”，但是由於其“體物”的特征，客觀上是以客體的描摹作為主要表現對象。因而，賦體的“體物”特征對南朝詠物賦“以物觀物”特征的形成無疑具有一種潛在的巨大影響。但是南朝賦尤其是宮體詩賦，其賞玩的態度決定了其賦體的創作還是處於一種淺層次的物體審美，是賦體“言誌”功能以及騷體個體抒情同時喪失的一種創作表現。
《周書·王褒庾信傳論》雲：
然則子山之文，發源於宋末，盛行於梁季。其體以淫放為本，其詞以輕險為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昔揚子有言：
“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
這裏所批評的主要是指庾信在梁時的宮體詩賦創作，如果排除儒家詩教的評價標準，此段評說恰能顯示庾信宮體詩賦體物娛情的特征，並將“其體以淫放為本，其詞以輕險為宗”有違儒家詩教的一麵放大，故言其為“詞賦之罪人也”。但是作為儒家詩教的“罪人”，以一種為文“放蕩”的“罪過”縱深地表現了人性，從藝術的角度而論，因脫卻“言誌”的功利觀照，而使小賦的“體物”更加接近“物”之本身。這種創作思維對作家的觀察與表達能力的提高、對作品物境的形成所起到的作用不可低估。
四、唐前小賦體式特征及演變
唐前小賦外在體式特征，主要表現在對答的形式、以四言為主的句式、通篇韻散結合的特征，隨著時代語言的變化以及詩、騷與賦體的相互滲透與影響，其外在體式特征也有著不同的變化與表現。
（一）小賦問答形式的文體學意義及演變
設問對答是賦體的重要體式特征，這種形式首先萌生於小賦創作中。荀子小賦有著明顯的問答體式，《禮》《智》《箴》是君臣之間的對答；《雲》是弟子與老師之間的對答；〈蠶》是臣與“五泰”之間的對答。這種言說方式，很明顯帶有戰國諸子百家參與政治、進言君王的話語方式，隻不過是將現實的直接對答轉為賦體創作。與戰國策士對答有所不同的是，戰國策士的君臣對答，策士的言說往往咄咄逼人，思想與策略上顯示高出君主一籌的態勢。而荀子賦體創作中的進言者，隻是作為一個提問者，對答者不論是君主還是師長、五泰，他們與提問者的對話至少表現出平等的有問能答的特征。這種切磋交流的話語方式，雖然淡化了君臣之間的政治功利關係，但仍很明顯地帶有政治生活中君臣對答的政治意味，見出荀子運用從政治生活中提煉出一種藝術表現形式，形象地展示其政治思想主張，並使小賦體物寫誌的賦體特征在對答的話語方式中得以展現。荀賦這種設問對答，在小賦創作中沒有更多的承繼。小賦創作中的遊宴應製之作，以及大量非遊宴背景下個體創作的小賦，雖然沒有主客對答形式，但是創作主體的心態與荀子小賦設問對答的一致，都體現出觀物賦德、體物寫誌的文體特征。如西漢中山王劉勝的《文木賦》，《西京雜記》載魯恭王得文木一枚，伐以為器，意甚玩之。中山王為賦。”中山王與魯恭王之間雖然在篇中沒有直接的對答，但是作為應製之作，中山王即要體現出魯恭王“意甚玩之”之意，對文木的生長地以及製作多種器物的功用進行描寫，因而，潛在的人物關係仍然製約了此篇創作的主旨。“恭王大悅。顧盼而笑。賜駿馬二匹”的客觀效果，也見出現實應製的背景中人物關係對小賦創作的製約。另外，荀子小賦的設問對答，一部分是物體的外在形狀，一部分則揭示物體的政治倫理價值，後世小賦隻不過是將這種明顯的設問對答糅合一體，形成“體物”與“寫誌”結合的文體特征，雖然抹去了設問對答的外在形式，但是“體物”與“寫誌”正是設問對答的內涵組成部分。曹丕《瑪瑙勒賦序》雲瑪瑙，玉屬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錯，有似馬腦，故其方人因以名之。或以係頸，或以飾勒。餘有斯勒，美而賦之，命陳琳、王粲並作。”所謂“美而賦之”者，一要“賦之”，即“體物”；二要“美之”，即“寫誌”，寫出所體之物的政教或人文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