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有七言、六言、五言、四言，極大地呈現出雜言的特征。形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一是由於詩體語言的成熟，主要五七言詩句的成熟與習慣使用；另一方麵，也因賦體句式本身具有吸納多種句式的功能。正如上篇業已論及的，騷體創作也多用詩體句式，存在著騷體句式與四言、五言、七言兼用現象，如果說騷體創作中詩體句的運用是騷體自身演變的潛在基質所決定，那麼賦體中詩體句的運用則是對騷體演變句式的主動吸納。詩騷與詩賦的互滲，又共同形成南朝騷賦二體句式趨同的特征。
（三）唐前小賦的詩化句式與散化特征：駢偶化與承轉詞的運用
由上可見，唐前小賦句式的變化，與語言駢偶化進程密切相關。但是隨著小賦句式的駢化、詩體句的增加，小賦句式始終未與詩體混同或是形成雜言詩的形式，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兮”字句及無“兮”字句腰虛字的六字句在篇中的運用，使小賦體式呈現出雜體性質；二是小賦中承轉詞的運用，又使其具有散體的性質。承轉詞在日漸駢偶化工整句式中運用，不僅起到上下文起承轉合的作用，而且使小賦總體上呈現出散體的特點。關於第一點，上文已有所論及，現對第二點加以補充論述。
唐前小賦除了一些純用四言句構成的作品類似於四言詩之外，唐前小賦基本上呈現出散體的性質。散化的表現不外乎兩種主要表現形態。一是在唐前小賦的設問對答一體中，對答雙方在對話過程中，對答身份的變換，從語意上看，實起到一種更換話題內容的作用。因而，這類小賦創作的散化特征最為明顯，如宋玉《風賦》、傅毅《舞賦》等都是顯例。荀子小賦雖篇幅不長，但是其中的一問一答所起的作用則是相同的。其次，散化的表現就是承轉詞的運用。如王褒《洞簫賦》的具體描寫一段，就用了“於是”、“若乃”承轉詞。一些沒有對答的小賦創作，也常用承轉詞。如孔藏《蓼蟲賦》在“體物”與“寫誌”之間就用了“於是”，表示內容的轉換，並在形式上有別於純粹的四言句式而顯示出散化的特性。這種現象在南朝小賦創作受到詩體詩句的影響下，有更為明顯的表現。如受詩體語言浸淫甚深的庾信《蕩子賦》，就應運了“況複”這樣的承轉詞，詩體中的散化特征因此而明顯。其他如蕭繹《蕩婦思秋賦》中運用“況乃”、“於是”、“重以”等，蕭綱《鴛鴦賦》中“亦有”、“既是”，蕭繹《鴛鴦賦》中“豈如”，徐陵《鴛鴦賦》中“未若”，庾信《鴛鴦賦》中“況複”、“若乃”等，都有此類承轉詞的運用。從某種角度來看，當南朝賦體詩化特征明顯時，正是這些具有散化特征的承轉詞起到區分賦體與詩體的重要作用。
從以上對小賦句式特征的曆時考察可見，唐前小賦與騷體在句式上經曆了一個互不相同到互滲共通的演變過程。大致說來，兩漢是騷體句式向賦體浸淫，被賦體吸納，騷體基本保持著“兮”字句式，不論是擬騷作品還是其他類型騷體。魏晉騷體則體現出以《九歌》型“兮”字句以及無“兮”字句腰虛字的六字句為主，同時這也是小賦的主要句式，因而體現出騷賦互滲後合流的特征。南朝則是各自兼有多種句式，這也是騷賦句式合流的另一種表現。此外，騷體句式以“兮”字句為主，而賦體以四字句為主。騷體工整，承轉詞內藏於句式之中，而賦體兼用多種句式，散體化較強，承轉詞顯於句式之外。但是隨著語言駢偶化進程，騷賦二體句式漸趨工整，因而共同表現出承轉詞外顯的特征。從以上句式演變的曆程可以看出，騷賦句式從最初的區別至南朝的合流，外在體式的混同，是因騷體“兮”字句本身具有多變的基質，而賦體總體的散化以及韻散結合的特征，又為賦體吸納其他句式敞開了方便之門。二者句式含融與吸納功能，是騷賦體式互滲乃至合流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