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於髡抓住齊威王所問“飲幾何而醉”作文章，但其所言之“醉”，已包含兩層含義，一是酒醉之醉，二是酒醉之下的意亂心醉，連帶而來的是身亂與政亂。
淳於髡由此及彼地闡述道理，尚屬“論說”的範疇。再如優旃利用“漆”的多義性進行勸諫，《史記·滑稽列傳》載：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
優旃並沒有正說漆城給百姓帶來的災難，而是順二世之意極稱漆城的好處，而其好處之一，就是漆城能防止敵寇攻城，所謂“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使攻城也要被漆黏住，所謂“即欲就之，易為漆耳”。優旃反話正說，稍有頭腦的人均知其非，故在諧辭中輕而易舉地實現了諷諫的目的。再如優孟諷諫楚莊王葬馬以大夫之禮，也是順著楚莊王之意，更進一步勸其用國君之禮葬馬，並舉重若輕地點出，如此葬馬就會讓諸侯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也是將用人之葬禮卻用之於馬所帶來的後果，設辭以諷。
而宋玉的賦體創作如《風賦》、《釣賦》、《禦賦》與諧辭有一定的相似之處，如《風賦》，從自然之風析出大王之風與庶民之風，與諧辭利用漢語語詞的多義性相仿，運用辭義或者作者生出的不同含義進行諷諫。《釣賦》則是將“釣”義由“釣魚”引申到“釣賢”；《禦賦》，由“禦車”說到“禦國”，皆由漢語語詞的豐富性聯想開去。但是賦體與諧辭不同的是論說的意味減少，賦體側重於體物，在“體物”中“寫誌”，表現賦體創作超離對具體政事的諷喻的說辭風格而向政治言說的文學化表達的轉變。如《風賦》隻是描寫了大王之風與庶人之風的不同，賦完作品也就結束了。但其諷諫意味並不因文學的表達而隱晦。
其二，諧辭往往都有一定的本事，諧辭常常隻是作為表達主題的一座橋梁，而宋玉賦體所諷的本事則不是很明確具體。如《風賦》序言楚襄王遊於蘭台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宋玉隻是借此發揮，指出大王之風與庶人之風的不同，其諷意甚明，但是不像上舉諧辭均有確切的本事。再如宋玉的《高唐》《神女》二賦，就事描寫鋪陳，其旨托事以諷。所以，諧辭具有就事論事、就事設辭以諷的特征，而宋玉的賦體則表現出本事的淡化，更多的是借助於對客體的描寫與鋪陳，表達自己的某種觀點與看法。所以朱東潤編《曆代文學作品選》言“篇中籍‘雄風’、‘雌風’的敘述，間接表現統治者和人民在生活上的差異，隱寓諷諫之意”，並引呂向說《史記》雲：宋玉，郢人也。為楚大夫。時襄王驕奢，故宋玉作此賦以諷之。”襄王驕奢，在賦中並沒有具體的本事，而是作為一個總體背景，本事的淡出，易於作者對所賦客體進行描寫鋪陳，從中寄寓作者對時政的看法與針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