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脫開劉勰所說的諧辭與賦體之間的關聯，將宋玉賦體與《戰國策》所載莊辛說楚襄王的說辭進行比較，也可看出二者之間的差異。我們之所以選莊辛的說辭，一是他的說辭具有鋪陳的特征，另外他與宋玉一樣勸諫的對象都是楚襄王。楚襄王不顧國政，日與倖臣為伍，恣意遊樂，不納諫言，放逐屈原。《戰國策·楚策四》載莊辛說楚襄王事，莊辛有兩次進諫，第一次，莊辛是直言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得來的卻是楚襄王“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襖祥乎？”的斥責，遭到拒絕。第二次是在莊辛“辟趙”之後，秦國連拔楚數地，襄王流亡之際，才想到莊辛，發使征召莊辛。莊辛被召回後的說辭，用蜻蛉、黃雀、黃鵠、蔡靈侯之事，層層設喻，說明楚襄王遊宴嬉樂之際正是秦國準備攻擊楚國之時。楚襄王聽後，“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也”。莊辛第二次進諫被納，是在楚襄王遭受了秦國強大的軍事威脅與打擊之後。因而，當宋玉以遊宴侍臣身份與楚襄王遊樂時，雖與淳於髡的侍宴背景相同，但是缺少了諫言被納的可能，加上宋玉本人不敢直言的性格，這使得宋玉超離現實與政治層麵，從文學角度托物以諷。另外，宋玉雖不如屈原剛直，但也與一般佞臣有別。如其曲高和寡之喻、登徒子好色的反比等都說明，宋玉雖不敢直諫，但對政治仍然關注。莊辛所預見的國家的災難，也是宋玉所麵臨與預料到的，宋玉的鋪陳設喻與莊辛同，但是其落腳點與莊辛異。莊辛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設喻，最後落在荒淫誤國而不自知其危的層麵上，從而使遭受秦國威脅的楚襄王警醒。而宋玉賦作，沒有直接的現實幹預，隻是按照倫理與道義上的尺度進行諷諫，如《風賦》描寫大王之雄風與庶民之雌風，說明君王與庶民的處境與心境的不同，其對襄王不顧民生的諷諫雖隱實顯。又如，他的《高唐》與《神女》二賦，《高唐賦》對高唐周圍環境的描寫，最後寫出要見神女的條件是“王將欲往見之，必先齋戒，差時擇日，簡輿玄服，建雲旆，蜆為旌，翠為蓋，風起雨止，千裏而逝。蓋發蒙，往自會，思萬方，憂國害，開賢聖，輔不逮”，即洗心革欲，憂國愛賢。因而，《神女賦》極寫神女之麗色，但又最終“不可犯幹”，發乎情止乎禮義，其諷諫用意也宛然其中。由此可見，賦體的表現手法與戰國策士說辭之間的關聯與區別，如果說策士說辭政治言說的現實性甚顯，那麼，賦體則是現實的典型化的提升，屬於一種政治言說的文學表現。宋玉賦體創作之所以“出入戰國諸子”，將政治言說文 學化，從文學表現的角度而言，在鋪陳與韻散結合的體式上更加傾向於文學性，更重要的則是將這兩種手法由策士在場的政治言說轉為非在場的隱喻諷諫，從而形成政治言說的文學性表現的賦體特征。先秦諸子言說的文學因素在宋玉手中轉變成為賦體文學托物言誌的文學表達，從而呈現了賦體的文學與文化的雙重功能與表達模式。
（二）漢初賦家對賦體政治言說文學性表達的認同與司馬相如大賦諷諫主旨再認識
《漢書·司馬相如傳》載司馬相如“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遊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遊梁，得與諸侯遊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可見，漢初梁王文苑的興盛，與景帝不好辭賦有著關聯，也見出文 士在漢初出入帝王與諸侯之間還多少有著自己的自由選擇。可以說，至漢初，賦體創作成為士人的一種才能與愛好的表現，得到極大的發展。枚乘、司馬相如都不約而同的聚集梁王門下，使文士對賦體創作的自覺認同更具一種客觀氛圍。如果說，宋玉以文學侍從身份創作的諷諫賦作，顯出更多的無奈的話，漢初士人則是把賦體創作當作一種喜愛，從而表現出一種主動的選擇。如枚乘不僅具有政治遠見，且具有辭賦才能，以辭賦優遊梁王及其賓客之間。如果說景帝召拜枚乘，是因枚乘對漢朝的忠心，後來武帝征拜則兼及政治與文名雙重因素。聯係枚乘仕曆、性格與對辭賦的愛好，說明枚乘更多地繼承宋玉賦體政治言說文學性表達的特征，並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對賦體文學性的自覺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