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當下文壇中最引人注目的文學作品之一，《兄弟》自誕生之日起，就身不由己地被放逐到了爭議的漩渦中： 首先，來自讀者市場的接受與主流批評界的評價形成了較大的反差。截止2006年6月就已行銷近百萬冊的驚人數字，“被業內外153位專家評為2005年暢銷小說第一”的業績，使《兄弟》一騎絕塵，成為目前頗為蕭條的文學市場中的某種傳奇，從中也能看到餘華作品相當廣泛的讀者市場號召力；但另一方麵，自《兄弟》上卷問世以來，來自文學評論界的批評之音，可以說不絕於耳，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在《兄弟》下卷上市不久，就有一本名為《給餘華拔牙》的酷評文集貼身而出，這本彙集了李敬澤、郜元寶、蔣泥等當代知名文學批評家的文集，以異乎尋常的嬉笑怒罵宣告了主流文壇對《兄弟》的普遍不認同。
其次，在麵對外界之於《兄弟》眾說紛紜的評價的時候，曾經屢獲殊榮的著名作家餘華的反應頗為耐人尋味。一方麵，他宣稱《兄弟》是他目前為止寫得最為成功的作品；另一方麵，從《兄弟》上冊出版開始，一向頗為低調的餘華就一反常態，馬不停蹄地接受各路媒體采訪，到全國各地巡回簽名售書。其高調之處自然讓人疑竇叢生。
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兄弟》以其喧囂和張揚，製造了一個很難一言以蔽之的特殊的文學現象。僅僅將其擱置在那種自20世紀80年代以降的“純文學”的批評格局中，僅僅對其作相對封閉的“新批評”式的文本解讀，可以發現，除了自娛自樂以外，其實我們已經很難有足夠的話語能力來應對《兄弟》以及圍繞著《兄弟》所產生的各種爭議，當然更談不上通過有效的解讀作品並進入這些爭議，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作者、讀者。在這個層麵上，也許隻有先反省當代文學所固有的批評文學作品的理論資源、流行模式和切入角度，以更貼近作品的新的研究視野和闡釋機製去加以把握，才能在重新定位作品的前提下，產生出令人信服的批評結論。
將《兄弟》擱置在“當代文學生產”格局中去加以研究，在我看來，就是提供了這樣的一種闡釋可能性。假如不了解《兄弟》得以誕生的當代文學生產機製的特點，不把《兄弟》當作當代文學日益成熟的生產機製的一個典型結果，也許我們對於《兄弟》的評價永遠都隻能是隔靴搔癢，軟弱無力的。
《兄弟》與當代文學的商品化生產方式
某種意義上，作為文本出現的《兄弟》隻是一種文學生產的結果，如果僅僅從這一結果出發，將其敘事層麵所傳達的意韻當作文本全部的內容，很大程度上，隻是一種被動的誤讀，一種不可能越過作者優先權的“第二性”的解讀。在這一前提下，我認為，文本要被真正理解，必須首先打破靜態的被動的解讀方式，越過已成形的文本而進入到文本誕生之前，通過對各種構成文本形態的客觀的、主觀的因素的綜合解讀，才能把握文本為何一定會以這種麵貌被呈現，又為何一定要以這種內涵被解讀。
落實到《兄弟》這樣的具體的文本上，由此，由出版方、作者、媒介及讀者市場共同構成的作品產生流程，就必須作為能決定《兄弟》內部意韻及價值指向的關鍵因素，納入到我們考察的視野中來。而“出版”，作為連接作者/讀者、文本製作/市場需要之間的中介，其之於整個文學生產流程的核心作用，應該尤其得到關注。
事實上，從出版的角度來看，像《兄弟》這樣的暢銷作品的出現，並不是一種偶然，而應視為是一種必然。它不應僅僅被看做是作者餘華個人精神活動的結晶，很大程度上，是作者與出版方、市場博弈的結果。
在《兄弟》的產生過程中，作為前奏，餘華的簽約作家身份首先值得注意。2004年，餘華同上海文藝出版社正式簽約，成為上海文藝出版社的簽約作家。此舉在業內引起了很大反響。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以往的觀念中，作家與出版社的關係是彼此獨立的——作家超脫物質利益束縛的“自由身”往往被看做是其作品較為純粹的“獨特性”的來源，是能夠決定其作品對現實的判斷、與市場的距離從而體現其超越現實的“個體精神”的降落點。這種“自由身”尤其得到強調的另一個依據，是因為在90年代以前，中國的出版主體在所有製形式上，基本上為單一的國家所有，有著較為明顯的意識形態控製而更強調精神上的“政治正確性”，因此在相當的程度上回避了經濟效益的追求；再加上共和國建立之後，在傳統的“安貧樂道”基礎上形成的“精神至上”的社會主義道德體係對每個人產生的強大影響力，因而，無論是從出版社還是從作家來講，那種在遠離物質利益追求前提下建立起來的作家的“自由身”，都將是順理成章的結果。90年代以後，隨著中國的出版體製改革緩慢的進行，“職業作家”、“專欄作家”等逐漸進入人們的視野，但人們接受這些以稿酬為生的作家們的前提，是他們在一開始就被打上了“商業化”的烙印，而被鄙視地歸入了“通俗作家”、“寫手”的行列，與所謂的“純文學”劃清了界限。90年代早期的“雪米莉”創作小組及晚近的韓寒、郭敬明等“80後”作家，大致就遭遇了這樣的命運。
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向被視為先鋒文學代表人物之一的餘華，做出簽約上海文藝出版社的行為，當然也就意味深長了。這次簽約，按照上海文藝社總編郟宗培的說法： “餘華之所以能夠成為該社的簽約作家，是同出版社為其提供的服務分不開的： 餘華除了幾部長篇以外，更多的是一些中短篇和隨筆，這些作品分布在幾個不同的出版社，作者本人很想將這些作品集中整理推出，但是這樣做投資比較大，一般的出版社沒有這樣的勇氣和氣勢去嚐試。上海文藝社在了解到作家的出版意圖之後，同作家達成了協議，於2004年春節前推出了餘華12本作品集，從而奠定了作家同出版社長期合作的基礎。”從表麵上看，上海文藝社與餘華的簽約頗有雪中送炭的味道： 由於餘華之前的大部分作品——特別是在《活著》之前的作品——先鋒意味十足，在出版歸類中屬於“小眾”，因而其他出版社普遍沒有“勇氣和氣勢”去結集出版。而上海文藝社逆流而上，似乎更多是一種文學“讚助行為”，與“盈利”的關聯不大。
但實際上，在這樣貌似清高的簽約背後，恰恰有著相當明確的對餘華及其作品的市場定位考慮在裏麵。《兄弟》的實際操作者郟宗培在另一次采訪中談道： “餘華是實力派作家中的佼佼者，更是一代年輕讀者的偶像。……我們看好餘華，是他的作品與其他先鋒派作家相比，頗具特殊性。《活著》在廣泛的讀者心目中占據了不可動搖的位置。他能以近乎爐火純青的技巧，營造出一種完美的閱讀快感來。他的文字，他的敘述節奏，也非常符合當代年輕人的口味。實踐證明，餘華的小說生命力是很強的。”也就是說，在出版者看來，餘華不是作為“小眾”的“先鋒派作家”而進入他們的視野的，相反，卻是作為能製造完美閱讀快感、擁有廣泛讀者群的“頗具特殊性”的“偶像”作家而受到他們的青睞的。在這樣的定位中，可以發現，出版者更看重的，其實還是餘華可能擁有的市場號召力，而不一定是餘華作品的文學性。
文本的市場性與文學性由此就形成了一種內在的矛盾。在處理這一問題的時候，郟宗培立足於出版社運作文學類暢銷圖書的基本原則，進一步闡釋了他對文學與市場之間關係的看法：“一是抓原創小說，……二是抓實力派作家，……三是抓營銷。”按照他的說法，“原創”、“實力”與“營銷”必須三位一體，才能成就文學暢銷書。當然，這隻是一種理想狀態的暢銷書運作模式，更多的時候，文學與市場之間的關係並不如此和諧。仍然以《兄弟》為例，郟宗培談道： “暢銷書是可遇不可求的，它是個係統工程。要找到一本適合暢銷的書，要做好暢銷書，是在有為而治和無為而治之間進行權衡。刻意去找未必能找到，因為好書不一定暢銷，暢銷書並不一定是最優秀的。”為了達到暢銷的目的，出版社選擇的圖書不一定是最優秀的，這其實是出版社對於暢銷書在文學性上的基本定位，這一定位的合理性在於，最優秀的文學作品往往會以其高標獨格的個人創造性形成大眾在接受層麵上的障礙，從而影響其暢銷程度。這樣的話，可以發現，在文學暢銷書的實際操作中，“原創”、“實力”這些因素其實是要在相當程度上服從於“營銷”的目的和手段的，市場壓倒一切的重要性又一次被明確無誤的標示出來。
當郟宗培以《兄弟》來論證這一道理的時候，可以說，《兄弟》並非一流的文學品格但可能具有的巨大市場效應，出版社在操作的時候，就已相當明了了。在這樣的前提下，再來看待餘華與出版社的合作，其潛在的意味就明朗了很多——無論是餘華與上海文藝出版社的簽約還是其後圍繞《兄弟》展開的運作，它更應被視為是在90年代之後文化市場逐漸形成的背景下，一種雙方合謀的市場操作行為。從出版社的角度來說，簽約成名作家的方式，可以壟斷出版作者全部創作，使自己可以在更有保障的前提下，更寬泛、更自由地挑選並製作暢銷圖書；亦可以從營銷的角度介入作家的創作，要求作家配合其營銷策略從文本創作到市場推廣予以廣泛的配合。另一方麵，從餘華的角度來說，與出版社的合作，意味著原本的精英作家放下身段，以出版社為中介，尋找更大的讀者群與更廣泛的市場回報。但是處在文化轉型期，在多年以來的文化精英觀念與成名作家身份的共同作祟下，餘華這一代作家的市場化道路就不可能像“80後”作家那樣徹底，那樣公開，聲稱簽約時為了出版自己包括先鋒文學在內的全部作品，聲稱《兄弟》是自己到目前為止最好的作品，其實並不如外界指責的那樣，是虛張聲勢，是夜郎自大，也許更確切的說法是作家的一種生存策略。利用這種說法，作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駁主流文學界對其投向市場的指責，為自己欲抱琵琶半遮麵的文化轉型行為尋找到一個說得過去的理由。
在《兄弟》產生的過程中，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因素是《兄弟》為餘華謀取的高額版稅： “像我們上海文藝社出版的《兄弟》（上、下），累計發行近１００萬冊，作者餘華拿到的版稅當然是相當可觀了。餘華自己說，去年是他創作生涯中收入最高的一年，僅上海文藝支付的版稅就有一百多萬。”相形之下，出版社所獲利潤似乎也並不算豐厚： 現在出版社一本書的毛利也就是在20%以內，不會再大，比十幾年前大大縮小了。如果你把書做大了，還是可以薄利多銷。由於像《兄弟》一類的文學暢銷書還需要投入大量的媒體宣傳、巡回簽售等費用，所以出版社取得的直接利潤並不見得很高，盡管它要承受的是比出版一般的圖書更大的風險。
由此形成的第二個疑問就是，在這樣的預期風險下，上海文藝社出版《兄弟》，在直接牟利之外，是否還有其他的目的？
上海乃至全國的出版界在90年代以後遭遇到轉型陣痛因而進入我們的考察視野。隨著改革開放力度的加大，文化市場的進一步開放，中國的出版社紛紛進行改製： 在所有製形式上，開始由單一的國家所有向多種所有製形式轉化，股份製、民營、外資逐漸滲透入圖書經營業，盡管在政策層麵上，這種滲透僅限於圖書的發行與零售，但不可避免會對圖書經營的上遊如編輯、出版產生深遠的影響。在經營方式上，圖書出版開始從以意識形態為主導的單一的事業型經營方式轉向以市場為主導的企業化運作，在強調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並重的前提下，在實際經營中，經濟效益這一麵往往會受到更多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