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紺弩的觀點是其中最有意思的：“創作上所遇到的困難，像剛才各人所踢出來的，不是語言的問題，而是文字的問題。……我們應該用什麼語言來寫？加入說用口頭語來寫，中國的口頭語常是寫不出來的，有許多口頭語根本就沒有字……，所以現在根本還是中國文字的問題，中國文字不能用，要寫口頭語非用拚音字不可。從中國的大勢看，從世界的大勢看，將來必定會走上拚音文字的道路。”彭燕郊也是這個觀點：“中國的文字太不科學了，在這些地方就表現出來，所以，改用拚音字實在是十分必要的。”這些都是書呆子氣的觀點，但是，它們卻說明了漢字表音的難處，甚至不可能，卻又是真知灼見。所以，讓漢字發聲，不像我們想象的那麼容易，這樣看問題就不像那些把漢字說成是表音文字的語言學家們那麼觀點簡單。彭燕郊的觀點是：“方言是有的”，但是，中國的文字不足於表現方言。筆者是讚同這種觀點的，漢字不是為表音設計的，相反漢字出現的根本動因是要造就一種超方言的“官話”——文人共同體語言，因而從源頭處講，漢字就不適合成為“方言”的直接呈現者，中國也不可能出現用漢字書寫的真正的“方言文學”。
比較進一步的討論，我們可以看楊晦的觀點，他把艾蕪提出的“漢字記音很困難，無法把人物寫得活龍活現”的問題，分成了兩個層麵： 一是方言的層麵，二是方音的層麵。楊晦認為“方塊字”處理方言有問題，其實表音字處理方言也會有問題，他說，“我們隻能求其接近而已！”；“我覺得方言變了音，應當用別的方法救濟，方音仍用原來的字！”楊晦其實是主張方音的寫作，也就是文學作品可以用方音，但是，方言是難以變現的。何家槐說得更加直接：“使用方言，我主張有三個原則。……第二，少采用方言，多采用方音。因為方音可以表示不同的聲調和情緒。……”
這樣，我們就真的觸及了漢語小說“發聲”的問題，而且是在根本上觸及了。不是要讓小說方言化，方言化用漢字，這是做不到的，但是，用漢字，讓小說容納方音，卻是完全可能，並且決然有益的。
當然，小說的能“聽”，僅僅討論到方音問題，依然是不夠的，這就回到了本文的第一節，敘事語法的問題，總的來說趙樹理討論小說的“聽”問題，不僅注意了語言，還注意了敘事：“按農村人們聽書的習慣，一開始便想知道什麼人在做什麼事”；“中國評書式的小說則是把描寫情景融化在敘述故事中的”；“從頭說起，接上去說”；“用保留故事中的種種關節了吸引讀者”等（《〈三裏灣〉寫作前後》）。這個觀點非常重要，他實際上是把小說的“說部”的形式提了出來，“聽”的小說，必須符合“聽”的敘事語法規則。
四、 小說語言學： 從方言、方音的進路出發
韋勒克基於現象學文論與結構主義語言學的“文學作品存在方式論”將文學作品的本體視為一種“符號與意義的多層結構”。這種由語言構成的“符號結構”對我們認識文學的規定性有什麼幫助呢？韋勒克反對把文學僅僅當做語料的語言學研究。羅素把哲學的任務定性為對語言進行邏輯分析；海德格爾把語言看做是存在的家園；雅克布遜等認為完全可以通過文學語言的研究重新發現文學藝術的一般規律，應該應用語言學方法，重建文藝學體係。
盡管文學語言學的內容可能不是文學本體研究的全部內容，但是，顯然韋勒克對語言符號在文學研究中的意義和價值的判斷是有效的。20世紀最偉大的文藝學家幾乎都是語言學研究出身的，雅克布遜認為文學的根本規定性是文學性，他一生致力於從語言學角度來說明文學性，並試圖把文學研究通過這個通道而上升為一種“科學”。而我們非常重視的巴赫金同樣也是一個語言主義者。瑞恰茲認為批評應該建立在語義學基礎之上，文學批評所針對的對象是“複義”，是語詞在語境中獲得的多重性意義。羅蘭·巴特認為“把語言學本身作為敘事作品結構分析模式的基礎，看起來是合乎情理的”，托多洛夫“抽象的語言形式的印跡”的說法等，都是如此。
當然，從巴特、托多洛夫的敘事語法分析、布魯克斯、燕卜遜的敘事語義分析、雅克布遜的敘事修辭分析等，我們可以看到語言學對文學的切入方式實際上並不統一。語言學本身也分拆出數把手術刀，語義學、語法學、詞彙學、修辭學等，到底它們對文學研究構成了拯救，還是扼殺呢？語言是文學的媒介，還是文學的本體？語言限製在工具的層麵上，或者限製在技巧的層麵上被討論，是一回事；而上升到本體論上來討論則是另一回事。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想叉開來從我對方言的研究說起。最近5年我一直在做南通方言的調查，包括南通方言的邊界、發音、詞彙構成法、語法原則等。本來是語言研究，但是漸漸地，我發現我的研究從純粹語言學出發，得到的卻是思想史、民族誌的成果。比如方言構詞法，表層地看是語言學問題，但是透過語言學分析的門徑深層地看，卻是民間思想形態問題。陸穀孫先生曾經說：“語言是一樓，文學是二樓，不要走到二樓就把一樓忘記了！”現代語法研究如何與現代文學敘事研究交叉，語言研究如何切入到“文學”中來，成為帶“價值倫理”的語言學，而文學如何獲得生成語法學的支撐？有沒有可能產生一個對文學語言有解釋力的“文學語言學”？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問題上說過這樣的話，我所研究的是活生生的具體的言語整體，而不是語言學專門研究的對象的語言，這後者是把活生生具體語言的某些方麵排除後得到的結果；這種抽象是完全必要的和政黨的。但是，語言學從活的語言中排除掉的這些方麵，對我們的眼界目的來說，恰好是頭等的意義。進而巴赫金把這種研究定義為“超語言學”。對話關係是這種超語言學的研究對象（包括說話人和自己的話語的對話關係），是雙聲語的語言學。在米勒看來，新型的語言學可以幫助我們從傳統的語法學、邏輯學、修辭學中解脫出來，建立一種符號學、修辭學、轉義學——“通過細讀文本，清理虛無主義中形而上學的內涵，和形而上學中虛無主義的內涵”。語法學變成符號學，轉義學代替邏輯學，而修辭學則要進行現代改造，這是非常有意思的進展。
然而，從中國漢語言文學場域的具體情況出發，我們需要更有中國問題意識的文學語言學進路。從1951年《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正確使用祖國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之後，我國所製訂的一係列語言政策，都是圍繞“規範化”這條道路而進行的。應當肯定，這些政策對我國語言尤其是漢語共同語的發展，起到了推進作用。但是，在一個時期有些人片麵強調標準語，將普通話看做一種不帶任何方言成分的純之又純的係統，這就嚴重束縛了普通話自身的發展，尤其嚴重束縛了作家的創作個性和作品的地方特色——利安思·布魯克斯在《悖論語言》一文中說：“科學的趨勢必須是使其用語穩定，把他們凍結在嚴格的外延之中；詩人的趨勢恰好相反，是破壞性的，他用詞不斷地相互修飾，從而不斷破壞彼此的詞典意義”。在中國，也許這個問題的根本扭結，可以從方言和普通話的關係來看。
在我國現代幾大漢語方言中，北方方言可以看成是古漢語經過數千年在廣大北方地區發展起來的，而其餘方言卻是北方居民在曆史上不斷南遷逐步形成的。在早期的廣大江南地區，主要是古越族的居住地，他們使用古越語，與古漢語相差很遠，不能通話。一是北方漢語與南方古越語在彼此接觸之前，其內部就有各自的地區性方言；二是北方漢語南下的時間不同，自然漢語本身就不相同；三是南方各方言分別在一定獨特環境中發展。
這種語言的問題長期以來，被普通話一統論給遮蔽了，漢語小說不能與其表現的地方生活同步發聲也已經很久，普通話的發生效果是如何地壓縮了小說作為地方敘事、方音敘事的可能，進而實際上消滅了小說的聲音效果？這個問題依然曖昧不明。文學是什麼呢？魯迅開創現代小說創作以及現代小說研究曆史以來，我們關於文學的定義，其實反而變得模糊不清。小說這個文體，在過去的60年中，在大一統普通話影響下正在發生著極大的變化。它從過去的民間轉向知識分子精英群體，從過去的分散的地方性創造變成了集中的全國一統的創作；而形式上更是如此，它變成了專業的文學創作，成了所謂“純文學”的天下。但是，中國有縣級市或者縣2 016個，這2 016個縣市地方，分散著7大方言、數百小方言區，中國有豐富的地方敘事傳統，我們要知道，過去60年的文學發展，並不是保存和促進了這些敘事智慧和財富，而恰恰是消滅了這些財富。
而這，首先是語言上的問題，即使是當代最出色的作家，比如賈平凹等，都會為自己不會說普通話，而感到低人一等。賈平凹會為自己的小說中使用方言和方音而惴惴不安，我的意思是： 我們已經失去了文學敘事的地方性語言。地方性敘事在本質上是遊離的、邊緣的、分離的，這和大一統抵觸，地方性敘事的危機更主要的原因在文學界，純文學概念的提出、先鋒文學意識的興起以及高雅文學觀的主流地位，對地方敘事具有致命的打擊。保護地方敘事的權利，或者說保護敘事的地方性，就是保護文學的多樣性，沒有地方性敘事的存在和發展，就沒有真正的文學多樣性。這也是筆者最近幾年致力於類型小說研究的根本原因： 類型的根本是打破文學曆史的縱向時間性鏈條，而代之以空間多樣性；小說敘事的空間多樣性在根底上意味著地方性敘事智慧、地方性思想資源在文學中的呈示和保護。
回到本文開頭的索緒爾，漢語是表意的語言，漢字是表意體係的文字，這是對的。但中國古代一直存在兩個語言體係： 一個是知識分子的語言體係，這個體係是字中心的，強調的是文言書麵語；另一個體係是音中心的，是民間的口傳的。古代中國沒有形成統一的“普通話語言”，因此一直存在著知識分子的字中心語言和民間的音中心語言之間的張力，中國的情況和德裏達批判的歐洲的情況正好相反，中國有“文字”的邏各斯，沒有“聲音”的邏各斯，卻也保留了二者之間的張力。但是，近半個世紀以來，普通話強勢地位的確立，卻導致了這種張力的逐漸消失，現代普通話和地方方音之間的聯係逐漸被扭斷。現代漢語誕生之初，魯迅等創始人的語言今天我們用普通話讀之所以感覺不入耳，甚至“無法讀”，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它和作者的地方方音依然保持著血肉的聯係，它來自作者的方音內讀。顯然，這種情況在今天已經不存在，經過50餘年的普通話推廣，多數作家已經失去了方音內讀的習慣和能力，這導致了中國小說和方音的脫鉤。中國和歐洲有相當的可比性，歐洲的現代性開端和脫離拉丁語緊密關聯，日本、韓國的現代性開端和語言上擺脫漢字影響以及本國文字的表音化的過程相關，而中國“五四”文化對現代性的訴求可以從反對“文言”開始，卻無法反對“漢字”及其表意性本身。當然，文字的“邏各斯”並非本問題的全貌，近半個世紀以來，文字的“邏各斯”的漢語，因為普通話的推廣而逐漸具備聲音的邏各斯語言特征，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我們要說，漢語同時也是多方言的語言，方言和方言之間的差別大到類似“語言和語言”之間的差別，漢語的這種現象讓我們思考： 漢語的小說語言學也許應該尋求這樣一種特殊的進路，小說之作為“說”，如何歸複其作為“聽”的語言樣式的本質？漢語小說敘事如何對於漢語多方言狀況來說依然是有效的地方性敘事，能依然有效地承載地方思想、地方智慧，和“聲音”接壤，進而能真正地和我們的民族接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