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文字與創作的互動關係——與鄭敏教授的通信
鄭敏詩家：
你好！前天黃昏接到你的信，深深地感動了我，直到此刻還沒有平靜下來。我看了幾遍，有些像當學生時讀老師在作文本上寫的評語那種心情。你的信的措詞那麼莊嚴，那麼肯定，使我不由得也相信了，我的散文寫得競如你讚許的那麼好。這本小書，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子，但在我心目之中，她其實應當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近乎原始的創作，她比我後來的詩生成的年代要早。她一直在我的生命之中活著，我的感覺。如果不是近三四年來人活得過於寂悶和鬆寬，使我從世俗的“人格麵具”中解脫出來，這些潛隱在生命深處的篇頁（畫滿了插圖），可能永遠也打不開，更不可能變成為有形的文字。這本小書，是作為一套叢書（霜葉小叢書）的一種，編者限定五六萬字，我隻好從已寫好的散文（大半是寫童年的）中選出一部分。有十幾篇已經寫好沒有收入，還有幾篇正準備寫（是回憶母親的）。還想寫—些童年時經曆過的小故事。舉一個例子：縣城牆的高處有一窩剛剛誕生的八哥，誰都想掏，那八哥的窩正好築在人們無法達到的地段，小八哥開始嗚叫，聲音好聽極了。我當時下決心想把它掏下來。我自小並不是個會養鳥的人，但卻有探險和獵取神秘事物的野性。小八哥有五六隻，緋紅的小嘴張得圓圓的，如一束綻開的喇叭花。梯子夠不上鳥窩，我又不敢從城垛上用繩索縋下來。於是，我天天練攀登，古老的城牆布滿了朽壞的磚，用小手摳，腳尖蹬踏，居然能一步步地攀登到陡立的牆上。有一天，真的要攀到鳥窩那裏，隻差幾尺／，已經聞到茸茸的羽毛發出的奇異的腥味。再練兩天—定可以掏到了。但是還沒有掏到，八哥全家已悄悄地移居到了遠方。有人看見這一家八哥，在黎明時刻如-朵浮動的黑亮黑亮的雲，飛到了一個不可知的地方。我在附近的村子裏覓尋了好多天，再沒有聽見小八哥清嫩的嗚叫聲。這窩小鳥如何在大鳥的扶托下逃亡到遠方，—直是個謎。我哭了好幾次。這生都記得這個故事，夢一般美妙的故事、類似的失望，一生還遇到過不少回。這些小小的故事．1955年被拘捕後，令我交代一切一切，但這些在心裏閃亮的（如小八哥）故事，卻安然地隱藏到了今天。真高興。有關童年的小散文，可以寫十五六萬字，已寫得差不多了，寫完童年，還想寫1938年到了隴山深處的青年時代的經曆。
你問我這釁散文是如何寫的？有的是我獨自伏案靜靜的寫的，大約有一半以上改的地方極少，如《禿手伯》、《紅鬥綠豆》等。它們生成就很完美，不容我改動一點，有些就難以定稿，改了多次。改的原因是，總覺得寫出來的文字與內心哺育一生的那些生命（我把這些童年的夢境，看做是具有生命感的，血肉地感到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不大一樣，希望改的盡量能顯現出那種原生的狀態與聲息。極難。常常因想的急促，寫不出來，隻能潦潦草草地寫，字跡很難辨認（當天認得，過幾天連我都難以索解），這些字跡如小鳥飛過天空時留下的似有似無的痕跡。我請我的老伴謄寫清楚。我不敢由自己謄寫。如由我謄寫又要不斷地控製不住地亂改，可能“謄”得比原先的稿本還要亂。這些散文真是“散”
文，它們散的無形無跡，無始無終。我隻能拚命抓取到了永遠飛動著的一部分。常常有這種情況，心裏激動極了，那個已成形想出世的生命（一個故事，一個意象，一種情緒），撕裂著我，可是落筆到紙上，那些有聲有色的小生命卻死在文字的囹圄中。現成的文字很難與心裏衝蕩不已的還未成形的生命，成為互相依存的“天作之合”，太難寫成文字。每個字、詞語，都是由我生的，不是從傳統的辭典中取來的，我的散文和詩，沒有取來的文字，都是我生成的，屬於這個即將誕生的（藝術）生命所應有的。我在《牛漢抒情詩選》
的後記中說我創作時有一種“母性的虔誠”，就是這種寫作的體驗。有一些散文，如《高梁情》、《心靈的呼吸》等，我不敢輕易把心中的東西轉變成文字，我求老伴為我作記錄（她記得十分準確），我靜坐在椅子裏，閉起眼（為了迸開現實的世界），一句一句地自白（心靈的吐訴），幾乎是自言自語，隻有我的老伴能聽明白，如做夢一般展開了那些久封的生命的篇頁。在記錄上，我還一改再改，直到把那個正在萌生顯形的生命，從心裏活話地接生出來。我的這種寫作方法（方式）十分地奇特，十分地隱秘，很可笑，我不希望誰看見，也不想讓誰知道。總之，我的這些散文（詩也如此），不是製作出來的，而是我生出來的，包括它的語言，都是隻屬於這篇散文（或詩）的。如何把心靈裏的那個要出世的活生命，轉變為可讀的生命形態的文字（漢字），是極難以說明白的。我深深懂得語言的生命感，它的神聖和神秘，沒有它（語言）就無法缸現出有形的藝術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