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名作欣賞》序言
以自己誠摯的心沉浸在萬人的悲歡、憎愛與願望當十。他們（這時代的詩人）的創作意欲是伸展在人類的向著明日發出的願望麵前的。惟有不拂逆這人類的共同意誌的詩人，才會被今日的人類所崇敬，被明日的人類所追懷。（艾青：《詩與時代》）世界上也許隻有中國有“新詩”這個平凡而又偉大的名稱。新詩（最初叫做白話詩）它能在有悠久的詩歌傳統（既完備又衰老）的中國出現，無疑地是一個真正新奇的事物。
說它“新”是名副其實，這不僅表現在一目了然的形式的變異上，還更為深刻地表現在它對於陳舊而停滯的民族文化傳統的衝擊和突破上麵。
七十多年來，新詩的革新精神和所取得的成就，已為曆史所認可，並成為不可逆轉的中國詩歌發展的必然的道路。
然而，盡管新詩以異軍突起的勝利姿態切入了中國古老的壁壘森嚴的文化領域，它的成長卻並不平順。從出現到現在，經曆了十分艱難曲折的發展過程。除去新詩自身的發育不健全，不可避免地引起各種思想分歧和學術性論爭之外，還不斷受到生存環境的幹擾和製約，再加上民族的危難和長期的戰爭，使新詩一直不能循著正常的軌道前進。但是新詩並沒有因為自身的羸弱和外部的磨難而夭折，它仍在困難地頑強地成長著。
值得憂慮的是，中國的新詩，經由那些勇敢而智慧的先行者的開創，衝破了舊詩的禁鎦之後，卻漸漸地又出現了自身的危機：衰頹和異化，被非詩的社會性因素所侵擾，常常偏離了詩歌自身發展的軌道，因而麵臨著不斷危及命運的挑戰。
回顧和清理中國新詩發展曆史的經驗教訓和缺陷，以及詩歌自身的問題，是一項迫切和亟待研討的重要課題。曆史在艱難地前進，中國詩歌也必須不斷地在藝術上求得嬗變和革新，否則，新詩也可能變成為舊詩。幾十年來，已經有許多盛極一時的詩變得陳舊不堪，廣大讀者對於它們的衰敗比過去對舊詩的厭棄還要強烈。
也許是無法回避的命運，也許是一種藝術規律，中國的新詩，與其他文體一樣，是在重重危難之中顯示出了它的強旺的生命力並逐漸變得聰敏、堅強和成熟起來的。這種令人鼓舞的走向成熟的變化，目前仍在深刻而痛楚地進行著。
七十多年來，中國初步得到墾殖的詩歌領域裏，先後出現了不少人品高潔、具有鮮明藝術特色的優秀詩人，他們的創作和在藝術上的探求新境的精神，已使中國的詩歌在困境中取得了不可磨滅的功績。人們不得不相信，中國的新詩由於總是充當著開路先鋒的角色，命途必然多舛，但它一定能不斷地在變革中完善自身，開創出美好而廣闊的前景。
艾青，於本世紀30年代初，在民族最危難的時刻，以獻身於詩歌和民族解放鬥爭事業的誠摯的姿態，走出了深深沉沒的地平線。他一出現便很快顯示出了一種對藝術的高度敏感和創作上雄厚的力量，以及樸素自然而又堅實的藝術風格，他的詩讓人感到親切和真誠。艾青從上海黑暗的牢獄中寄出的一首酋以生命點燃的光焰熠熠的詩篇，傾訴了一代人的抑鬱、憂傷、悲憤和理想，因而被譽為歌唱民主和戰鬥的“吹蘆笛的詩人”。
“我們是悲苦的種族之最悲苦的一代，多少年月積壓下來的恥辱與憤恨，將都在我們這一代來清算。我們是擔待丁曆史的多重使命的。……我們寫詩，是作為一個悲苦的種族爭取解放、擺脫枷鎖的歌手而寫詩。”這是詩人艾青寫於抗日戰爭初期（詩與宣傳》中的一段誓詞般的話。在另一篇寫於同時的惜與時代》一文中，詩人堅定地認為，中華民族已在戰火中覺醒，是一個“可以接受詩人們的最大創作雄心的時代”使“自己誠摯的心沉浸在萬人的悲歡、憎愛與願望之中”，在同一篇文章中，詩人對中國新詩作了曆史回顧，並提出十分中肯的綱領性的創作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