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章 軸心時代與文化民族性的產生(1 / 3)

問:我們前麵談了人類早期文化由一元向多元的過渡,隻是就其大體情況而言,並未作具體的描述和分析。而我覺得,此話題是非常有意義的。我們今日談中西文化比較,許多人隻停留於現象的描述,而沒有作深入的學理追問。比如說,西方人的思維主要是天人二分,中國人則為天人合一。問題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異,此差異又是怎樣形成的?又比如,西方人崇尚個人主義,中國人強調集體主義,差異的原因究竟是什麼?按照您的理解,差異之形成在由原始社會向文明社會的過渡期。那麼問題是,在這一過渡期,各民族文化之差異究竟是怎麼形成的呢?

答:人類曆史距今已有幾百萬年。這幾百萬年,一般將之分為原始社會和文明社會兩大階段。文明社會隻有萬餘年的曆史,絕大部分時間人類是生活在原始時代。這樣一種時間比例是很有意義的。一方麵,它告訴我們,文明社會還是多麼年輕,多麼稚嫩;另一方麵,此種時間比例同時也應是我們的曆史觀。許多曆史的與文化的現象,隻有將其放在這一時間觀中予以考察,便可得到合理的解釋。

但是,這裏麵還有一個時間問題,同樣是我們必須認識到的。西方人有一句諺語,叫做“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同樣道理,文明社會也不是突然出現的,而是長期演化的結果。也就是說,在由原始時代到文明時代,有一個漫長的演化過程,至少有幾千年的曆史。這一過渡期,從西方的曆史看,大致相當於從克裏特文明到希羅多德時代;從印度的曆史看,為哈拉巴文明到佛教的產生;從中國的曆史看,為五帝時代到周代初年。可是,我們原來研究曆史,大多將這一過渡期的意義忽視了。說文明,幾乎都是從最早的文明時期說起。

問:您這樣看待人類早期的曆史,是不是受雅斯貝爾“軸心時代”理論的影響?

答:雅斯貝爾關於“軸心時代”的理論於我看待人類的曆史和文化,的確很有幫助,但是,在雅斯貝爾之前,就已經有學者十分重視這一過渡期了。18世紀初,意大利哲學家維科就把人類曆史分為神的時代、英雄時代和人的時代,其中英雄時代便是這一過渡期。比維科稍晚的法國哲學家孔德把人類曆史分為神學時代、形而上學時代、實證時代三個階段。其中的“神學時代”大抵相當於維科所說的神的時代與英雄時代。19世紀末,英國人類學家弗雷澤把一部人類史分為巫術時代、宗教時代和科學時代三個階段。所謂“巫術時代”,也就是孔德所說的“神學時代”。這一時代的上限雖是模糊的,但下限卻是明確的,即體係化的宗教的產生。應該說,雅斯貝爾“軸心時代”之理論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是得惠於這些思想資源的。

問:聽了您的這番話,我突然想起一個問題。對人類曆史的分期,除馬克思是從經濟形態著眼之外,其餘的思想家幾乎都是從觀念形態著眼的,以人類心智發展的階段性作為曆史分期的依據。您剛才講到的維科、孔德、弗雷澤是如此,黑格爾其實也是這樣的。他把人類曆史比作東升西落的太陽,分為東方世界、希臘世界、羅馬世界和日耳曼世界四個階段,同樣是以人類心智的發展情況作為分期之依據的。因為在他看來,人類曆史便是自由精神進展的過程。

答:您有非常好的學術敏感,每每能夠看到問題的實質。情況的確如您所言,絕大多數的思想家都是十分重視觀念曆史的。以往,我們都是將此類曆史觀統稱為“唯心史觀”而予以拒斥,實則是過於偏頗和偏激的,沒有仔細想想,為什麼那些大哲學家、大思想家,大多都是唯心史觀者?有沒有它的合理性?正因為不作這樣的思考,所以在我們的曆史教科書中,才沒有從原始社會到文明社會的過渡期。

文化分三個層麵,即器物、製度和觀念。我們原來教科書之錯誤就在於,隻看到器物和製度兩個層麵的發展和變革,而極大地忽視了觀念文化的重要性。事實上,人類曆史的進展,最具有實際意義的乃是觀念的變革。盡管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細究起來是一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關係,但有一點卻是明確的,即人是有意誌和思想的,一切曆史活動均出於觀念的指導。這一基本事實就決定了觀念的重要性無可置疑。

問:是否可以說,如果從人類心智的曆史看,在宗教和科學產生以前,人類經過了一個由原始向文明過渡的時期?

答:情況確是這樣的。但是我們在闡明這一過渡期之前,有必要先說說雅斯貝爾的“軸心時代”之理論。該理論的主要內容,雅斯貝爾本人是這樣概括的:

“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間所發生的精神過程,似乎建立了這樣一個軸心。在這時候,我們今日生活中的人開始出現。讓我們把這個時期稱之為軸心時代。在這一時期充滿了不平常的事件。在中國誕生了孔子和老子,中國哲學的各種派別的興起,這是墨子、莊子以及無數其他人的時代。在印度,這是優波尼沙和佛陀的時代,如在中國一樣,所有哲學派別,包括懷疑主義,唯物主義,詭辯派和虛無主義都得到了發展。在伊朗,襖教提出它挑戰式的觀點,認為宇宙的過程屬於善與惡之間的鬥爭;在巴勒斯坦,先知們奮起:以利亞、以賽亞、耶利米、第二以賽亞。希臘產生了荷馬,哲學家如巴門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圖,悲劇詩人,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這些名字僅僅說明這個巨大的發展而已,這都是在幾個世紀之內單獨地也差不多同時地在中國、印度和西方出現的。”

雅斯貝爾也曾對一部人類曆史作過分期。在他看來,曆史按縱向發展,大體上可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傳說和神話中的“普羅米修斯的時代”。這時候,人類學會了語言的應用,工具的製造和使用以及火的發現和應用。第二部分為公元前5000年到3000年之間,古代的文明得以在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印度河和黃河流域產生。第三部分便是“軸心時代”。第四部分是“科學和技術的時代”,即產生於中世紀末期,盛行於17、18世紀的歐洲文明。雅斯貝爾認為,這四個部分以“軸心時代”最為重要。其意義主要是:

一、創造了人們今天仍然信仰的世界性宗教,神話時代的寧靜心情和自明真理從此結束。

二、第一次有了哲學家。人敢於依靠自己作為一個人站起來,以自己內在的世界來抗拒外在世界。

三、人類對自己的曆史有了認識。

“軸心時代”是雅斯貝爾的一個發現。此概念一出,遂被各國學者廣泛接受,並用來指稱古代世界各文明古國的一段曆史。例如中國漢民族的春秋戰國時代就是典型的“軸心時代”。

問:是否可以這樣理解,在雅斯貝爾看來,以“軸心時代”為界,人類生活在兩種精神狀態之中?

答:這不僅僅隻是雅斯貝爾的看法,而是現代西方許多學者的共識,並且可以上溯到我們剛才所提到的維科那裏。維科認為,原始人的思維特點是一種“粗糙的玄學”,或曰“詩性的智慧”。具體說即是:原始人生來就是無知的,他們不可能真正認識到事物內在的原因,因而他們在大自然麵前是天真的,又是畏懼的。他們為自然界的千變萬化而驚奇,在驚奇中想象,在想象中創造神靈世界,並把自己感覺到的和對之驚奇的事物的原因都歸到天神那裏。同時,他們還按照自己的觀念,使自己感到驚奇的事物各有一種實體存在,正像兒童把無生命的東西拿在手裏跟它們遊戲交談,仿佛它們就是些活人。

應該說,維科的看法是精到的。但是在近代西方,他的學術觀點並不大為人所知,更沒有影響到當時的學術思想界。真正使西方學界認識到原始思維之獨特性,乃是19世紀後半期,由於文化人類學誕生而有的事情。比如英國學者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書中,認為原始人的思維特點是“萬物有靈”,並以之同後來的宗教信仰相區別。英國另一人類學家弗雷澤在泰勒“萬物有靈”論的基礎上,進而在他的《金枝》一書中,認為原始人乃是一種巫術思維,不同於後來的宗教思維和科學思維。20世紀法國人類學家列維一布留爾直接認為,原始人的思維同文明人的思維為兩種不同類型的思維,前者為前邏輯思維,後者為邏輯思維;原始思維的最大特點之一是“集體表象”。所謂“集體表象”,也就是榮格所說的“集體無意識”。

問:如果說,原始人與文明人生活在兩種精神狀態之中,那麼人類曆史又是如何完成由前者向後者的轉變的呢?還有,您剛才所談到的“詩性的智慧”、“巫術信仰”、“集體表象”,雖然我能大體明白其內涵,但對它同文明社會人類文化之區別,仍不甚清楚。能否請您談得再具體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