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曾經談過，原始人麵對的是一個問題，即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而到了文明時代，人類的問題遂為一個變為三個，即在人同自然的關係問題之外，又多了人與人和靈魂與肉體的關係問題。而且相對於前一個問題，這兩個問題更為明顯，更需要解決。而曆史事實也說明了這一點。當時新興的倫理宗教幾乎都是為了解決這兩大問題而產生的，而它們關注的亦無不在這兩大問題上。
問：世界上的三大宗教，即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固然可以稱作倫理宗教，但是在雅斯貝爾所說的“軸心時代”，並不是所有的文明民族都有這樣的宗教。比如說，當時的希臘在宗教生活方麵仍然停留在自然宗教階段，基督教是公元１世紀才傳到西方世界去的。又比如，雅斯貝爾說到中國，隻提到老子、孔子、墨子等思想家，並沒說到宗教，而且事實上當時的中國也的確沒有像基督教或佛教那樣的宗教。此種狀況怎麼能夠說明“軸心時代”的主要特征是倫理宗教之產生呢？或者換句話說，如果此時人類的“文化大革命”最根本的變化是由自然宗教過渡到倫理宗教，那麼像希臘和中國這樣的社會，其倫理宗教又在哪裏呢？
答：記得卡西爾在他的《人論》中，對這場思想與文化變革之意義，說過這樣一段話：“倫理的意義取代和接替了巫術的意義。人的全部生活成了為正義而進行的不間斷的鬥爭。善的思想、善的語詞、善的行為，這個三一體在這種鬥爭中起了最主要的作用。人們不再靠巫術的力量而是靠正義的力量去尋求和接近上帝。”卡西爾的這段話實乃間接地告訴我們：相對於巫術的既是宗教，但主要的乃是倫理。但是倫理有宗教倫理與世俗倫理之區別。也就是說，從狹義講，把希臘和中國的“軸心時代”之思想視為宗教倫理，顯然不妥。但是如果從廣義上講，則又是可以講得通的。因為不管是希臘還是中國，（１）“軸心時代”的新思想是相對於在此之前的巫術信仰而言的；（２）這些新思想無不帶上社會教化之功能；（３）倫理學在這兩個地區無不同世界的終極意義相聯係。希臘人的“邏各斯”和中國人的“道”皆帶有上帝的意味。因之，從這些方麵看，將希臘和中國在“軸心時代”湧現出來的新思想視為倫理宗教，完全是可以的。
問：您說過，各民族文化特性之形成，最關鍵的一個環節乃在“軸心時代”。而您現在又說，在“軸心時代”由自然宗教轉變為倫理宗教乃是當時各民族的普遍現象。這裏麵是否自相矛盾？既然各民族都為倫理宗教，那麼也就意味著沒有多少區別。如果這樣的話，它們的文化特性又如何體現呢？
答：這就是文化的“一”與“多”的辯證關係。從“軸心時代”開始，各文明民族皆由自然宗教轉變為倫理宗教，即為“一”，“多”中之“一”；而各民族文化自此開始分衍，形成各自的民族性，即為“多”，“一”中之“多”。或者換句話說，雖說同是倫理宗教，但表現的形式乃是多種多樣的。大致說來即是：在其他民族，倫理宗教主要是普世倫理，而在中國則為政治倫理。
問：何謂“普世倫理”和“政治倫理”？
答：所謂“普世倫理”，按照我的理解，（１）它關注的乃是人人都皆關注的問題，比如生死問題和人與人的關係問題；（２）在此類倫理學中，人與人都是平等的。而“政治倫理”所關注的卻不在這兩個方麵，而是在於如何協調統治者與人民以及統治者內部的矛盾。也可說，“普世倫理”將社會看作橫麵的結構，而“政治倫理”將社會視為縱向的結構。
問：現在的學者談文化之比較，常常將西方、印度和中國作為主要的考察對象，同時視為三種不同的文化類型。如果此種看法大致不謬，那麼是否可以說，這三種文化類型在“軸心時代”就已經形成了呢？
答：“軸心時代”之所以為“軸心”，按照雅斯貝爾的看法，乃是因為在這一時期人類所思考的問題彌久而不衰，一直延續到２０世紀。換句話說，後來人們所思考和意欲解決的，仍是“軸心時代”的思想家們所思考的問題。
我們已經談到過，“軸心時代”的思想家們所思考的不外乎三個問題，一是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二是人與人的關係問題，三是靈魂與肉體的關係問題。如果就中、西、印三種文化傳統而言，其區別大致是：西方人關注的主要是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所以他們有繁榮的自然哲學和自然科學；印度人關注的主要是靈魂與肉體的關係問題，所以他們篤信宗教，神秘主義盛行；中國人關注的主要是人與人的關係問題。但是他們的倫理宗教又不是普世意義上的，而是局限於政治領域，同統治者的治術相表裏。
當然，我這麼概括，隻是從大體上而言的，並不意味著某一種文化傳統隻關注一個問題，而對其他兩個問題不聞不問。比如中國文化，它的特質在政治倫理，甚至可以說，對政治倫理的關注乃是中國思想史的主題，自周公開始，一根紅線貫穿到今日。但這並不是說，中國人對人與自然、靈魂與肉體乃至普世意義的人與人的關係問題一點也不關心。比如孔子“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等說法，都是帶有普世意義的，而安貧樂道、慎獨等思想亦有對生命意義之關懷的意蘊。特別是老莊的學說更是對靈魂安頓問題的關心。但是，我們又要同時看到，對三個問題的關心，中、西、印三種文化的確又是各有側重的，各有主題或主調的。讓我們仍以中國文化為例。兩千年來，中國的哲學雖不乏宇宙論、人生論，但這些都是由政治倫理衍生出來的，或者說是為政治倫理服務的。又比如西方人，他們亦不乏對社會與人生的思考，而且還有非常成熟的宗教，但是他們的宗教和倫理，皆是基於自然哲學，基於對人與自然之關係問題的思考。
問：既然“軸心時代”皆由人類思維的前邏輯狀態發展而來，而各民族皆要麵對三個問題，從理論上說，他們的文化應該是大體上一致的。換句話說，他們各自的文化特殊性，又是因著什麼樣的因素而形成的呢？
答：這的確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中外學者似乎也從來就沒有這樣的研究成果。這些年，我雖然一直在思考該問題，但至今也沒有得到滿意的答案。下麵隻能就我平時所想到的幾點來回答，是否正確，我自己心裏也沒有底兒。
第一，我們前文說過，人類從走出原始叢林到“軸心時代”，經過了一段較長時期的過程，亦即我們所稱的“英雄時代”。這一時期裏，各民族文化雖大體上是一元的，但同時也是文化多元性產生的前奏，一些細微的差異很可能導致後來文化的分衍。
第二，“英雄時代”同時也是各文明民族之文明產生的初級階段，各民族文明起源的方式不同，直接決定了往後文化之類型的不同。比如說中國，它之所以在“軸心時代”以及後來，人們對政治倫理的關心占據著主導地位，便是與它的文明起源方式有關的。雖然我將婚姻形態的變革視為文明起源的主要動因，但文明一經產生，階級、國家諸內容又是十分重要的。也就是說，國家以什麼形式而存在，對各民族之文化類型的形成至為重要。中國從很古的時候起，便是大國的規模。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國家的起源及其發展，在這裏為滾雪球的方式。一個國家之大小，意義不在版圖，而在於其治理模式以及相應的觀念形態。作為一個大國來說，人們首先考慮的必須是統治者與人民的關係問題。這也就是為什麼“軸心時代”的中國，人們的思想主題為政治倫理的根本原因。
第三，人既是文化的創造者，同時又是自然的生物。作為前者而言，他們是主動的；作為後者而言，他們又是被動的。也就是說，任何文化創造都離不開自然環境的製約。或可說，正是由於自然環境的差異而決定了各文明民族文化之差異。孟德斯鳩曾經這樣解釋印度文化之特性：印度處於熱帶地區，由於天氣炎熱，人們不喜運動，隻有坐著休息，而坐著休息的人總是喜歡冥思苦想的。而這也就是印度人思辨性強和篤信宗教的根本原因。很長一段時期裏，我們的教科書把地理環境論視為非馬克思主義的學術觀點，當做異端批判。殊不知，人是自然之子，特別在技術手段不甚發達的早期社會，一切曆史的與文化的活動皆離不開自然環境的賜予與製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