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這裏牽涉到這樣一個問題，即文獻所載神話不成係統，或曰數量之少，是否就等於遠古時代的漢民族神話不發達？我看事情還沒有這樣簡單。神話既然是先民普遍的文化現象，那麼也就意味著漢民族的遠古時代同樣是有比較發達和成熟的神話的，隻不過由於特殊的曆史原因而使之湮沒不彰了。
至於是一種什麼樣的曆史原因，我現在也說不大清楚。而且此類問題，或許永遠也不會有答案的。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就叫做“曆史之謎”。但是這許多年來，我一直有個猜想，認為神話在漢民族的湮沒，乃是由於對政治倫理的強調，是周孔教化的結果。
問：為什麼對政治倫理的強調要以神話的湮沒為代價呢？
答：這乃是問題的關鍵所在。神話從形式上看，體現的是先民的曆史和文化，但其內質則是英雄時代人類特有的精神氣質。此種精神氣質，也就是尼采所言的酒神精神，或者說是他的“超人”品格。它的特點是：（１）尚力而不尚德；（２）重感性而不是重理性；（３）神人不分，天人不二。在此種精神氣質下，人們完全憑著生命的本真而生活，大愛大恨，大悲大喜，沒有什麼虛偽和掩飾的。雖然那時候同樣有禁忌，有習俗的約束，但是卻沒有教條式的框框。而這一切，都是同後來的政治倫理相衝突的。也就是說，欲強調政治倫理，就必須在很大程度上消除英雄時代的精神。所謂周孔教化，做的就是這樣一種事情。孔夫子的“文野之辨”，大致也是這一內容。
問：尼采的書，我也看過。他的有關“超人”和“酒神精神”，的確如您所言，是人類英雄時代特有的精神氣質。而且在他看來，這乃是人類寶貴的精神財富，應予充分發揚，而不應將其消除。正因為這樣，他十分仇恨蘇格拉底，認為蘇格拉底這位雕刻家的兒子是人類的千古罪人，因為他“殺死了偉大神話在希臘的傳統”。同時他又十分仇視基督教，罵上帝為“惟一公認的怪物，一切苦難的惟一原因”。我的問題是：倫理宗教取代自然宗教，或者說用文明的理性取代野蠻時代的感性，或者如尼采所說的日神精神取代酒神精神，乃是一種世界性的現象，為何惟獨在中國的漢民族，倫理宗教會較為徹底地消滅神話傳統呢？
答：這裏關涉到的仍是普世倫理同政治倫理之區別，而且還同神話之本身的特點有關。具體說即是：
第一，雖然世界上各文明民族都經由了自然宗教向倫理宗教的過渡（或曰轉化），但內中是有差別的。在由自然宗教轉化為普世倫理宗教的民族，轉化雖同樣是全方位的，但其側重卻主要在思維方式、人神關係諸方麵。在此之後，理性與道德備受重視，日神精神不僅產生，而且占據了明顯的優勢。但是在這些民族，英雄時代的英雄氣質並未完全消除，而且也用不著消除，隻不過它必須在日神精神的規範之下。這一點在古代希臘尤為突出。而中國不一樣，它轉變過來的是政治倫理宗教。而此政治倫理之需要的，主要的不是思維方式與人神關係之變革，而是尚力必須徹底地讓位於尚德，必須徹底告別英雄時代的精神氣質。因為隻有這樣，大國的強權統治才是可能的。試想想，如果人們還是那樣英雄虎膽，不畏強暴，敢作敢為，最高的統治者又如何能夠統治一個偌大的中國呢？他必須抑製臣民的野心和野性，消除他們的鬥誌，給他們帶上精神鎖鏈，他自己方能安安穩穩地坐在王位上。
第二，神話總是同史詩聯係在一起的。神話是內容，史詩是載體。然而作為載體的史詩，又充滿著自己獨特的精神內涵，即史詩精神。也可以說，史詩精神即神話精神。反過來理解也是一樣的。我們前麵說過，神話也好，史詩也好，神與人的事跡是交融在一起的，故神話與史詩並無明顯的界限。正惟這樣，先民才將史詩作為神話的載體。從各民族存留的史詩看，史詩大體上都是英雄主義的頌歌。無論它所歌頌的是神還是人，都具有頂天立地、氣吞山河的英雄氣概。而此英雄氣概對於其他民族的社會生活、政治生活乃至精神生活，均無大礙。可是對於“軸心時代”之後的中國來說，卻是洪水猛獸，是專製主義政治的大忌。所以，欲強調政治倫理，就必須根除史詩精神，甚至不讓史詩流傳。
問：在遠古社會，各民族都有神話，有神話也就必有史詩。而在中國，不僅沒有史詩，而且神話也是零散的。這是否意味著，“軸心時代”的漢民族為了政治倫理的需要，有意地中斷了這一傳統？
答：上一個世紀的上半期，曆史學家顧頡剛有一個重大的發現，即“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在他看來，中國的傳說人物，特別是那些重要的傳說人物，大多是虛構的，而且越是往後世，虛構的曆史越早。比如說，在西周，人們隻知道有個大禹；到春秋時期，才有堯舜的傳說；黃帝、神農是戰國時期的杜撰；“三皇”之說直到秦漢才有；而盤古開天地的傳說更晚，是漢以後才出現的。
顧頡剛的考證並不可全信，但其“層累說”卻是可取的，道出了中國古史中的一個大秘密。然而他也隻是到此為止，沒有再進一步地追問下去：（１）“層累地造成的古史”所說明的是什麼？我們的祖先為何要這樣做？（２）如果那些重要的傳說人物都是虛構的，豈不等於說中國漢民族的遠古曆史為一片空白？
顧頡剛是一位考據學家，而且其學術帶有強烈的時代性。他是想通過否定古史而消除國民對傳統的崇拜心理。至於思想史與文化比較學的反思，在他這裏是沒有的。不僅顧頡剛是如此，２０世紀的中國人文學者，幾乎都沒有做到這一點。當然，該課題的研究，難度非常之大。包括我自己，至今也沒有個成熟的思考，很大程度上隻能停留在猜想的層麵上。但是，如下幾點我則是可以肯定的。第一，“軸心時代”之前，各文明民族之文化大體上是一元的，沒有什麼根本性的差異；第二，由於這第一點，所以遠古時代的中國同樣有史詩，有一個英雄時代；第三，史詩沒有得以流傳，史詩精神被扼殺，乃是由於政治倫理的需要；第四，在此過程中，周孔教化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問：您在《中國文明史》中，論述周公的文字很多，且認為周公是中國倫理宗教的創立者，對後世中國之影響十分重大。而且我們也知道，儒家學說在韓愈之前，稱作“周孔教化”，此後才稱作“孔孟之道”。也就是說，周公才是儒家的思想先驅。儒家的學說，究其實質也就是政治倫理學。基於這樣一種關係，我們是否可以說，是儒家將史詩精神這一傳統斷送了？
答：周公同儒家思想無疑具有明顯的淵源關係，連孔夫子也是肯定這一點的。但是我們亦必須同時注意到：（１）先秦諸子受周公思想之影響不僅僅隻有儒家，其他的各家都或多或少地帶有周公思想的印跡。周公所創立的為政治倫理宗教，而政治倫理乃是這一時期思想界的主題。正如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指》中所說的：“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意思是說，儒、墨、道等六家，別看它們表述各異，但卻都是一些關於政治的學說。所以司馬談在說這一段之先，引了《易大傳》中的兩句話作為理論鋪墊：“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途）”。然而在這諸子百家中，又是以儒家最得周公思想之神髓的。而這也就是它後來之所以能夠長期占據中國思想界之主導地位的主要原因。（２）周公無疑是個思想家，在由自然宗教轉化為倫理宗教的過程中，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然而在這一曆史大變革的過程中，又絕非他一人之力可以改變整個民族文化發展之路向。也就是說，當時乃是時代的變革。這場變革，既是人類文明之進展的產物，又是中國漢民族曆史發展所需要的，周公不過在裏麵起到了一種“曆史的不自覺的工具”的角色而已。如果將這段曆史同古代希臘的曆史作比較，周公頗似蘇格拉底（盡管這幾十年的中國學界，往往喜歡拿孔子同蘇格拉底相比較）。蘇格拉底用他的“人類學”重塑了西方人的靈魂，周公則用他的政治化的倫理宗教塑成了中國文明的雛形。
問：那麼在這一變革的過程中，中國先民的史詩及史詩精神究竟是怎樣被斷送的呢？
答：由於史料的闕如，我們現在已無法作出具體的描述。不過，古代有的史籍和史料尚可給我們透露一些消息。比如《尚書》，凡是關係到西周之前的文字，很可能就是周初或春秋時期的偽作。周以前，人們是沒有道德觀念的，尚力不尚德。郭沫若就曾考證說，周以前連個“德”字也沒有。可是我們今日讀《尚書》中的《虞書》、《夏書》和《商書》，不難發現，篇篇都是道德文章，主旨與書法幾乎同《周書》完全相同。即是說，這些篇章與其人物的事跡，很可能是後人依照《周書》的模式而虛構的。又比如，史載孔子曾“手訂六經”。所謂“手訂六經”，即對六經作了刪改。六經為詩、書、禮、樂、易、春秋。其中的詩、書、春秋很可能皆同神話和史詩有關係。孔子刪改是有標準的。這一標準也就是周公所創立的政治化的倫理宗教。合者取之，不合者去之。用今日的話說：“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史詩中，一是宣揚英雄主義，宣揚生命的感性，二是不乏神秘的內容和怪誕的成分，自然它的絕大部分內容是同孔子的思想大相徑庭的，因而也就隻有被刪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