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說，在周秦時代，社會秩序的維係主要靠禮樂製度，而不是德治主張。而且德治主張同禮樂製度還是相衝突的。道理很簡單，德治的原則是反對宗法製和分封製的，它依靠的是德性，而不是人們的出身。反過來理解也一樣，即宗法製和分封製不需要德治思想，德治思想的張揚必是對禮樂製度的否定。
問：從周公這裏，我們很容易想到孔子。孔子學說中的兩個核心概念“仁”和“禮”，應該說也是互為矛盾的。
答：曆來的學者研究孔子，都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實際上，孔子的思想完全是從周公那裏來的，其貢獻隻是將周公的思想細化罷了，使之適應於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
誠然，在孔子本人那裏，“仁”和“禮”是不矛盾的。顏淵問仁，孔子答曰：“克己複禮為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又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孔子所欲光複的“禮”即周公所創立的禮樂製度，其力倡的“仁”即周公“敬德”與“保民”的思想。孔子不僅認識不到他所強調的“仁”和“禮”是矛盾的，而且意識不到他自己的學說非但挽救不了禮崩樂壞的局麵，甚至還會導致禮樂製度的進一步崩壞。這可說是孔子學說的悲劇所在。他的整個學說之宗旨乃是為了維護禮樂製度，維護貴族社會的等級製，可實際的功效卻又導致了貴族社會的進一步瓦解，最終導致了平民社會的產生。
問：由貴族社會過渡到平民社會，標誌性的曆史事件是什麼？
答：從思想觀念上看，陳勝吳廣的農民大起義喊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口號，標誌著人們的政治心理完全由貴族社會轉為平民社會；從實際的政治事件看，則為劉邦以一介平民的身份登上天子的寶座。當然，任何曆史的大變革都是在長期的量變的基礎上而發生的。春秋戰國時代一係列的政治、經濟與思想文化的變革，都可視為逐漸地告別貴族社會，從而為平民社會的真正到來作了充分的準備。
問：漢以後的平民社會，相對於周秦時期的貴族社會，具體有哪些特點呢？
答：貴族社會是金字塔式的社會，各個等級的權利和義務各不相同，並且有嚴格的製度規定。雖然《詩經》中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但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周天子的權力是相當有限的，貴族們（諸侯、卿、大夫、士）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他們不僅在自己的封地裏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權，而且對周天子尚有某些製約作用。
平民社會則不同，它的社會結構不再是金字塔式的，不再是等級製的。雖然在這裏，有官階的不同，有貧富和貴賤的差別，但此種差別之性質同貴族社會根本不同。因為在這裏，隻有君王一人是至上的，在君王麵前，所有的臣民都是平等的，即都是君王的奴仆。不管你是一介小民，還是王公大臣，在至上的君權麵前，你的人格和尊嚴都是等於零。於是在這裏，社會結構被簡化為主人和奴仆兩個等級。君王是主子，所有的臣民都是他的奴仆。正如黑格爾所說的那樣：“在中國，既然一切人民在皇帝麵前都是平等的——換句話說，大家一樣是卑微的，因此，自由民和奴隸的區別必然不大。”
如果用圖示的方式來表達的話，則貴族社會為金字塔式，且為多層級，而平民社會卻是上麵一點，下麵一大片，猶如太陽同向日葵之關係，亦如上帝同芸芸眾生之關係。此種社會結構之變化，同時也是政治運作方式和人們思想觀念的變化。
就政治的運作方式而言，在貴族社會，權力是相對封閉的，非但平民不能進入權力圈，就是在貴族內部，亦有嚴格的等級限製，低等級是不可能企望高等級之爵位的。而且在當時，政治的目的亦在維護貴族們的利益（盡管有了民本主義思想，但此時的“民”並非指平民，而主要是指相對於“野人”的國人，即貴族）。就連孟子也說：“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而在平民社會，（１）王權是開放的，沒有任何等級和資格的限製。市井之徒劉邦和放牛娃朱元璋就是憑此而有九五之尊的。（２）所有的官職也是開放的，任何人都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不管是正道還是邪道）而謀取官位。至於能否如願，那就全憑個人的能力和機遇了。（３）國家政治的大旨乃在維護平民社會之結構（即主奴結構），盡可能地強化中央集權而削弱地方勢力，不讓王公大臣形成可以同王權抗衡的貴族集團。（４）通過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諸方麵的強製手段，將全體國民淪為奴仆的地位，並且使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認同整個社會同君王的主奴關係。
就思想觀念而言，主要體現為如下幾點：（１）在平民社會，人們皆本著“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觀念設定人生理想和看待政權的合理性問題。雖然並不是每個人都有過做皇帝的夢，但最高權力之開放又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們難免有此想法。（２）平民社會之結構（即君王同臣民為主奴關係之結構）培育的是國民的奴性人格，沒有人格的尊嚴，沒有自主意識和權利意識，隻是甘於做順民。但與此同時，具有奴性人格的人往往又容易以主奴關係看待自我同他人的關係。具體說，他們既是奴仆，但卻又極想做主子。此種觀念在官場尤為嚴重。為官者，在皇上乃至上司麵前為奴仆，點頭哈腰，卑躬屈膝；而在他的下屬和百姓麵前，卻又完全是一副主子的模樣，發號施令，不可一世。（３）在平民社會，百姓對為君者和為官者具有強烈的依賴感，從而形成一種對明君和清官的崇拜心理，似乎他們的福禍安危，一切都係於統治者的道德良心。
問：您將漢以後的中國看作平民社會，且認為其基本特征為主奴結構，上麵一點，下麵一大片，猶如太陽同向日葵的關係，對我很有啟發。原來我一直弄不明白，曆史上的一些政治人物為何總是喜歡自比太陽，而其國民亦樂於作向日葵，且頌唱著“朵朵葵花向太陽”之類的歌謠。通過您的分析，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這是由平民社會之基本結構造成的。
答：自比太陽是一切專製統治者的慣常作法，並非隻有平民社會才是這樣。古代埃及奉行種姓製，法老照樣宣稱自己是“太陽之子”；日本也是等級社會，同樣宣揚“天無二日，民無二主”的思想；漢以前的中國為貴族社會，統治者同樣自比於太陽，同樣有“天無二日，民無二主”的思想。隻不過相比較起來，平民社會更為極端罷了。
最有意思的還是，中外曆史上的一些烏托邦設想者，大多都是按主奴結構而安排社會秩序的，其理想的統治者基本上都是些“太陽”般的人物。柏拉圖的“哲學王”，就是一位“太陽”般的人物；康帕內拉的《太陽城》，統治者幹脆直接稱作“太陽”，集教權和俗權於一身；聖西門自以為是“教主”，如同耶穌一般。凡此等等，其實質都是極權的君主，是主奴關係中的主子。
問：為何極權的君主們（包括烏托邦理想中的統治者）都要自比太陽呢？
答：關於這一點，我在《西方文化概論》中有過回答。當說到康帕內拉的《太陽城》時，我是這樣寫的：
康帕內拉的理想國之所以稱作“太陽城”，是因為它的最高統治者稱作“太陽”，或“形而上學者”。從這裏，我們很容易聯想到柏拉圖《理想國》中的“哲學王”，聯想到中國古代“天無二日，民無二主”的格訓，聯想到中國２０世紀文化大革命“葵花朵朵向太陽”、“一句頂一萬句”等歌詞和口號。康帕內拉反對的是人類的不平等，其理想社會的建構就是因為它能消滅不平等。但是他把理想國的統治者尊為“太陽”，又實在與平等精神相距太遠。且不說他的“太陽”同中國古代帝王的尊稱“日”和文化大革命中的“紅太陽”是何其相似（集一切權力於一身），就是他把“太陽”看作是“形而上學者”，亦是最可耐人尋味的。“太陽”對於生民的意義，一是它的熱能，二是它的光芒。前者給生民以溫暖，沒有太陽給的溫暖，生民隻能生活於冰窟裏，饑寒交迫；後者給生民以光明，沒有這光明，生民隻能在黑暗的長夜裏度過。而且這光明，既是物理學意義上的，又是思想和知性方麵的，是“智慧”的另一種說法。也就是說，沒有太陽的智慧之光，生民隻能是無知的和愚昧的，是太陽給予了他們智慧和技能。因之，他們對於太陽，不僅要感恩，而且要頂禮膜拜，山呼“萬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