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文化是人創造的，也是為人而服務的，至少就人類的主觀願望而言是這樣的。因之也可以說，中西文化比較中的諸問題，從根本上說是人的問題。近些年，漢語學術界大談人學。其實，所謂的人學不就是關於文化問題的學問嗎！哲學是人學，曆史學是人學，政治、經濟、文學藝術也是人學，就連宗教亦可作人學看。甚至可以說，一切哲學社會科學都可看作人學。這樣一種關係，同時意味著我們也可以反過來理解，即我們所談論的中西文化之差異，亦可理解為兩種文化對人的看法之不同。不知我這樣考慮是否正確？
答：我同意您的看法。我們談論文化，實則就是談論人。文化問題之複雜，亦即人的複雜。相應的，中西文化之差異，也就是兩地的人之差異。對人的研究，除了您所列舉的這些學科之外，另有一門最貼近的學科，即人類學。人類學又分為兩支，一支是體質人類學，另一支是文化人類學。前者所研究的是自然屬性上的人類進化史，後者主要是研究人的社會屬性和文化屬性。我們現在所談論的中西文化，很大程度上就是從文化人類學這一視域而立論的，盡管學者們常常將文化人類學的研究範圍局限於原始文化。
問：文化是人的作品，但是人類又將自己的這一作品分割為兩大塊。一塊是關於神的，另一塊則與神無涉。由此分割而導致了神與人的並存關係。從無神論的觀點看，世上本無神，神是人的造物。但不管怎麼說，有關神的文化一旦創造出來之後，便成了人的異己力量。一方麵，由於它是人的作品，故而為人類文化的組成部分，而且是最內在的部分；另一方麵，由於神相對於人類為一“他在”，又決定二者常常處於不諧的狀態。這或許就是人的複雜性之所在。他既需要神，離不開神，但同時又時時想著擺脫神權的束縛，想自己做主。而且，我們回顧一部人類思想史，亦很容易發現，人與神的關係史乃是各民族思想史的主題，而每一次的思想大解放亦大體上表現為對神權或準神權的反抗。這在西方的曆史中表現得尤為充分。如果我這樣理解人類思想史不謬，那麼也就可以進一步推出如下結論，即中西方文化之差異亦應視為人文主義之差異。
答：您這樣理解無疑是對的。這些年我也一直在想，為何中國的專製主義陰霾總是難以消散，而西方世界時至近代可以營建起自由民主的社會？對此問題，我們當然可以從諸多方麵去思考，但是有一點卻是人們常常忽視的，即從縱向的維度去考察中西兩方的人文主義發展史。在我看來，這一點同樣是十分重要的。人是傳統的產物，而傳統是變化的，其變化情況亦直接牽動著文化的取舍。
問：能否再談得具體些？
答：具體說即是，在中國，人文主義自周公製禮作樂和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之後，就一路平坦的發展下來。中途雖有諸子百家的爭鳴、佛教的傳人、道教的產生、宋明理學的形成和發展，乃至明末清初的啟蒙思潮，但這些都是中國人文主義的題中之義，是其平靜海麵上的微波。也可以說，“軸心時代”之後，中國的人文主義就沒有多大的變化，基本上是按照“軸心時代”所形成的範式而發展下來的。
西方卻不一樣，人文主義的興衰變革大起大落。我將之概括為“三起三落”。“三起三落”亦即三個大的階段。
第一個大的階段是古希臘時代，以蘇格拉底哲學劃界。在此之前，希臘處於英雄時代，亦為神權統治的時代，雖有泰勒斯等哲學家的出現，但此時的哲學並不關心人的事情。是蘇格拉底將哲學帶到了人類學的時代。從此之後，對人的關心和思考成了哲學的主線。這是西方人文主義的第一階段，它意味著對原始神權的勝利。
第二個大的階段是中世紀後期和近代早期，以文藝複興為標誌性的曆史事件。西方人擺脫原始神權之後不久，又被基督教神權壓迫著。本來，基督教為倫理宗教，從根本的意義上是對原始神權的超越，而且帶有濃厚的人文主義色彩（比如對人的命運的關注和對曆史的哲學思考等等），但是它本身又對人構成一種新的壓迫。在神本與人本之間，基督教所強調的隻有神本。在神的麵前，人變得無甚意義。特別是基督教的禁欲主義，極大地抑製了人的感性生活。正是在此情況下，產生了文藝複興。這既是一場思想運動，更是一次文化變革，其主題便是人文主義，以至於後世的學者常常將人文主義等同於文藝複興。
第三個大的階段是從啟蒙運動到今日。文藝複興以後的西方人特別看重理性，把理性推到萬能的高度，推到上帝的高度，且試圖以之取代上帝。他們以理性批判神權，批判世俗的專製統治，同時又以之作為人生的最高價值，一切皆以理性為尺度。而理性在他們眼裏主要是科學理性，或者說與科學同義。由是，理性萬能轉為科學萬能。原來，他們崇拜上帝而失去自我，現在他們崇拜科學主義同樣失去了自我。原來，上帝信仰同人文主義處於對立狀態，現在卻是科學主義導致人文主義的失落。這真是很有意思的現象。科學因人文主義的提倡而興起，但人文主義卻又因科學主義的膨脹而衰落。也可以說，自啟蒙運動開始，西方的人文主義就節節敗退，科學主義幾乎是一統天下。
問：但是，我們亦應看到事物的另一麵，即就在科學主義不斷膨脹的同時，人文主義亦在不斷抗爭。早在１８世紀末１９世紀初，浪漫主義思潮就是因為反抗理性萬能而興起的。特別是１９世紀中後期和２０世紀，人文主義的勢力不斷壯大，且與科學主義形成兩軍對壘的局麵，越來越多的思想家站在捍衛人文主義的立場上，對科學主義展開猛烈的攻擊，法蘭克福學派就是典型。怎麼能說科學主義一統天下呢？
答：您所說的亦是實情，但是我們同樣不要忽視如下兩個基本事實：一、對科學主義予以批判和鍾情於人文主義的畢竟隻是少數的人文學者，而絕大部分的學者乃至廣大民眾一直是科學主義的崇拜者，且在科學理性的車輪後麵被拖得精疲力竭，但卻又興高采烈。二、現代科學呈加速度發展，對人類生活的方方麵麵具有強大的滲透力，且無時無刻不在傷害和吞噬人文世界。基於以上兩點，我實在得不出現在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勢均力敵的結論。
問：由中西兩方的人文主義之演變，我想到了現代新儒家的一些說法。我們知道，現代新儒家作中西文化比較，主要是為了判教，而且他們格外重視兩種文化傳統中的人文主義。他們的一個基本觀點是：西方人重物質不重精神，重知性不重德性，重彼岸不重現世，所以其人文主義是低層次的。譬如唐君毅認為，真正“極高明而道中庸”的人文主義傳統在中國，而不在西方。西方的人文主義始終在偏狹的道路上行進，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而中國的人文主義從其產生之日起，就沒有這種偏狹的現象，始終在天人合德天人不二的思想軌道上發展著。所以他說：“中國儒家之人文主義，是已有之人類人文主義思想中比較合標準的。”
初看起來，現代新儒家此種觀點頗有些道理。而且您剛才亦講到，中國人文主義一經產生，便風平浪靜地發展下來，而西方的人文主義三起三落，大風大浪，而且其否定性的力量，如科學主義，也是由人文主義自身而培植的。但是，有一事實同樣不可忽視，即中國人的愚昧比西方人有過之而無不及。西方人受科學主義的侵害，中國人卻是受專製主義的毒害。這至少說明中國的人文主義並不像現代新儒家所說的那樣完美。不知您對此問題是怎樣思考的？
答：中西兩方之人文主義傳統確為不同，其差異也是可以比較的。至於現代新儒家的一些觀點，在我看來，頗有點文化沙文主義的味道，說到底還是魯迅所說的“阿Ｑ精神”。實際上，一個文化悠久的民族，不可能隻是重物質而輕精神，重知性而輕德性。否則的話，我們便不能理解基督教，更不能理解像帕斯卡爾、歌德、尼采、海德格爾這樣的思想家以及由他們所代表的社會心理祈向。因之，我們比較中西人文主義，不能表麵化，不能隻看個別思想家是怎麼表述的，而是要深入到各自的曆史深層結構中去，找出其真正的差異性之所在。
問：“人文主義”這一概念的內涵十分寬泛，人們對之理解亦頗多歧義。也就是說，我們欲作中西文化之比較，前提性的工作是對這一概念之內涵必須有一明確的認識。
答：這的確是一個問題。近些年來，中國學界亦大談“人文主義”、“人文精神”、“人文素質”，可是對於什麼是“人文”，什麼是“人文精神”或“人文素質”，並沒有多少人深思過。比如，大學的“人文素質教育”，人們以為開一些人文學科的講座，要求學生讀幾本經典著作，就可提高大學生的人文素質。當然，我不否定這樣做也是有些效果的，但是人文素質的提高，又絕非這些措施可以解決根本問題。人文素質教育搞了好些年，為何會收效甚微，原因就在於人們對於“人文”或“人文主義”缺乏深層次的認識。
問：何為“人文主義”？西方學者給出了各種理解。例如《西方人文主義傳統》的作者布諾克將之概括為三大特征：第一，“人文主義集中焦點在人的身上，從人的經驗開始……但是，這並不排除對神的信仰，也不排除把人作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作科學研究”。第二，“每個人在他或她自己的身上都是有價值的——我們仍用文藝複興時期的話，叫做人的尊嚴——其他一切價值的根源和人權的根源都是對此的尊重”。第三，“它始終對思想十分重視，它一方麵認為，思想不能孤立於它們的社會和曆史背景來形成和加以理解，另一方麵也不能把它們簡單地歸結為替個人經濟利益或階級利益或者性的方麵或其他方麵的本能衝動作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