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我們原來談論過，人類問題可以歸納為三個，即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人與人的關係問題，靈魂與肉體的關係問題。又說過早在“軸心時代”，各文明民族幾乎都經過一場思想革命，即從自然宗教轉為倫理宗教。而且我還認為，各民族文化之特點幾乎都是在這一時期形成的，至少應追溯到這一時期，許多問題才可以說清楚。
智者學派和蘇格拉底所生活的時代即“軸心時代”。但是在他們之前，已有一個自然哲學的發展時期。自然哲學家所關注的雖不在倫理世界，但卻同樣是對原始神權的反叛，同樣處在“軸心時代”。這樣一種思想背景決定了蘇格拉底等人的人本主義仍然是以自然哲學為底色的，仍然是在知性的層麵上告別原始神權。普羅塔哥拉斯所說的“人是萬物的尺度”，蘇格拉底所說的“美德即知識”，均不外乎此。這樣的思想背景同時又決定了此時的人本主義的兩大缺失：第一，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甚至包括亞裏士多德）等人所思考的“人”，不是個體的人，而是城邦的公民。他們的思想出發點是城邦主義，集體主義，而不是個人主義。雖然他們也談“幸福”與“美德”，但卻不是從個人自由和個體選擇的意義上而談的。而一旦不以個人主義為前提，人本主義是不可能真正得以體現的。特別是，希臘人尚無自由平等之觀念。他們雖然有“自由民”與“非自由民”之區別，但“自由民”隻是“公民”的同義詞，同“自由”之本義不是一回事。他們奉行城邦至上之原則，在此原則下，個體的自由被忽視，而且也隻有被忽視才可能使城邦至上成為可能。正因為他們所理解的“自由”是公民權的獲得和保護，所以他們也就不可能有人人平等之觀念。在當時，“自由民”之外，還有很大一部分人是不自由的，同“自由民”不是一個族類。特別是奴隸，根本不作人看，以“頭”計算，如同牲畜。第二，希臘人雖然也思考幸福和美德如何可能的問題，但總的說來對人生的意義問題卻是缺乏思考。他們尚沒有把靈魂與肉體視為互為衝突的兩極，更沒有為自己尋找一套安身立命的學問。就連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亞裏士多德也是如此。然而，隨著人類交往的增多和物質財富的豐富，以及社會分層的複雜和多樣，人們靈魂的不安乃至尋找慰藉之方，乃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所以到了希臘化時代，才會出現斯多噶派和犬儒主義。這些學派的宗旨皆在尋求安身立命之方，企圖以靜態的人生以應付多變的世界。
問：是不是可以這樣來理解，斯多噶派也好，犬儒學派也好，他們的思考重點雖然在人生，但卻都無法解決人生的意義問題。正是在此種情勢下，基督教體現出了獨特的價值，而且也確實為西方人提供了一套樂觀的人生哲學？
答：斯多噶派和犬儒主義都主張回到人的自然狀態，頗像中國的老莊學說，從表麵上看具有濃厚的人本主義色彩，更確切地說是以“人”反對“文”。但是這兩種學說都是消極的，犬儒主義甚至主張“像狗一樣地生活”，極大地抑製了人們的感性生命。因而其人本主義同樣是不健全的，同樣沒有為人類創建一個可以向往的意義世界。
而基督教則不同。它雖然強調上帝的絕對性，強調人的渺小和卑微，但是它的價值重點則又是在人這一方麵。在基督教學說裏，上帝並不是目的，目的是人類自身。人們信仰上帝，並不能給上帝帶來什麼好處，而且上帝也沒有這樣的企想。上帝就是上帝，不依人們的信仰而存在。他的存在是絕對的，超越一切，根本不在乎人們的態度如何。他對人類的關愛如陽光普照，隻要你不是躲在陰暗的角落裏，便能看到陽光和得到溫暖。也就是說，人們信仰上帝，並不是為了上帝，而是為了他們自己。他們信仰上帝，乃是出於他們自己的需要，如同寒冬臘月需要棉襖，肚中饑餓需要麵包，口幹舌燥需要清泉。
這樣，在基督教學說裏，表麵看來以上帝為本，實際上則是以人為本。在人的目的之下，上帝隻具有工具理性，是人超越自身跨越彼岸的橋梁。基督教的學說是如此，其他的宗教亦大抵如此。
問：既然基督教的最終目的在於人類的自我完善，上帝為人而服務，那麼為何從文藝複興開始，西方人普遍要求擺脫神權的壓迫呢？如果說基督教內含著人本主義關懷，那麼我們又如何理解西方近代的人本主義思潮呢？
答：對此，我們可從兩個方麵來理解。
第一，基督教（包括其他宗教）以人為目的，而不是以上帝為目的，這樣一種認識隻有在超越有神論與無神論之對立的兩極思維的情況下方可獲得。而在基督教神學裏，則不可能有此種認識，而且也不允許這樣的思考，從主觀上說，基督教強調的是神本而不是人本。人的處境及其命運，都是上帝神聖計劃中的事情。而且，基督教將上帝的權威絕對化，視之為世界萬事萬物的總法則。人作為受造物，在全智全能的上帝麵前，既罪惡深重，又愚昧無知，隻有依靠上帝，才可能生活和知道怎樣生活。這樣，人的主體性沒有了，並且沒有主體意識的必要。
第二，在中世紀，教會為了控製整個社會，實行愚民政策，禁止自由思想，同時推行禁欲主義，對人性予以極度的壓抑。關於這一點，人們所述多矣，我這裏就不多說了。
正是由於以上兩點，中世紀的後期和近代早期，人們普遍感到有必要擺脫基督教神學的束縛，近代的人本主義也就是在這一思想背景下發展起來的。
問：西方的人本主義，在古希臘反對的是原始神權，在文藝複興前後反對的是基督教神學，而在１９世紀以後所反對的卻是科學主義或理性主義。在前兩個階段，西方人捍衛人本的思想武器是理性，而在後一個階段，理性卻成了批判的對象。即是說，在西方人本主義的發展史上，理性像一根紅線一樣地貫穿下來，不論是對其捍衛還是對其批判，都是同人本主義相始終的。在我們以往的認識中，理性絕對是一個褒義詞，而且在西方的曆史上亦確實功不可沒，為何到了１９世紀，西方人會感到需要對理性予以批判呢？為什麼它在１９世紀之前起著積極的作用，而在１９世紀之後會是一種負麵價值呢？
答：此問題十分複雜，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它既同西方思想史特殊的發展路徑有關，亦同人的精神特征有關。如果作一簡略的回答，我想原因主要在如下幾個方麵：
第一，理性既是相對於信仰而言的思想方式，又是本體意義上的形上之物。作為形上之物，在西方人的眼裏，幾乎同上帝沒有區別。柏拉圖的“理念”，黑格爾的“理性”，所意指的都是天地萬物之背後的決定性的力量。它雖是世俗的哲學概念，但卻同樣帶有神秘的色彩。
第二，理性主義哲學強調必然性和規律性，排斥偶然性，似乎世界萬物，一切都是必然的，非如此不可的。其對世界的理解，同基督教神學沒有本質性的區別。不同的隻是，在神學家或信眾的觀念裏，世界的最高法則是上帝；而在哲學家眼裏，世界的最高法則是理性。這樣，理性很容易取代上帝的位置而成為人們新的信仰對象。
第三，理性同科學雖不是一回事，但西方人的科學卻同理性是不可分割的。所謂理性，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科學理性。這樣，理性崇拜很容易演變為對科學的崇拜，理性萬能之觀念亦容易轉變為科學萬能的觀念。
第四，在理性主義崇拜和科學主義崇拜思想背景下，人們又很容易將人類事物科學化，將人視為機器，等同於自然物。如是，人的感性生命、自由意誌、主體選擇都變得無甚意義，人也不再是真正的人。
正因為理性主義哲學和由之而導致的科學主義崇拜對人性和人本構成了傷害，所以在１９世紀以來才遭到許多思想家的抨擊。像叔本華、尼采、薩特、海德格爾等人的所思所想，中心內容便是對理性主義哲學的批判。
但是我們又需看到事物的另一麵。理性主義哲學雖然在某種意義上侵害了人本主義，但從西方曆史上看，總的來說卻又是功大於過，積極影響多於消極影響。很難想象，如果沒有對理性的崇拜，沒有理性主義的哲學，西方的人本主義會從一個高峰發展到另一個高峰，更難想象會有今日的民主和自由。就連許多思想家對理性主義的批判，同樣是基於理性主義的思想傳統。也可以說，理性主義哲學猶如一把雙刃劍，既可侵害人本主義，使人成為非人，又可捍衛人本主義，使人的地位和價值得以真正確立。
問：它的積極意義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麵？
答：第一，它強調理性和理智，反對任何的盲從和迷狂。有理性的人，同時也是會獨立思考的人，有自己的立場和觀點，不附會權威，不人雲亦雲。柏拉圖“洞穴幻相”的比喻和笛卡爾的“四假相”，所說的都是這個意思。
第二，理性看重科學，注重科學方法。雖然它容易將人等同於動物，但科學化的思維卻又能夠使人們避免唯意誌主義和神秘主義。特別是它運用於社會政治領域可以避免專製極權之弊端。近代的西方人主張政教分離，主張自由主義，甚至“三權分立”之學說的提出，都可視為理性的產物。
第三，理性主義哲學一方麵因其對科學理性的崇拜，有可能忽視人的主體性，但另一方麵它又十分看重人的價值和目的，以人為本，而不是以物為本或以神為本。它的倫理關懷是普適性的。此種價值觀和倫理觀，看重的是個人主義，而不是國家主義或集體主義，從而避免了政治極權主義，引領著西方社會朝著自由民主的軌道上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