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 綜述
胡喬木與中國社會科學院
《胡喬木傳》編寫組
受命創建
1977年5月7日，中共中央批準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於4月5日遞交的《關於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改變名稱的請示報告》，決定“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改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地位同於中國科學院，相當於部委一級。9月22日，鄧小平對一封人民來信作了“社會科學院處於無人負責領導的狀況，應考慮”的批示，並轉請黨中央主席、副主席閱處。此後，中央決定要胡喬木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黨組書記，創建這個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最高學術機構。要鄧力群做他的助手，任副院長、黨組副書記兼機關黨委書記。胡喬木提議於光遠也到社科院任副院長，中央表示同意。
這時，胡喬木正受鄧小平的委托忙於兩篇重要文章的撰稿和修改。一篇是胡喬木主持撰寫的闡述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文章（題為《毛主席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重大貢獻》），另一篇是協助修改的批判“四人幫”炮製的“兩個估計”的文章（題為《教育戰線上的一場大論戰》）。11月1日，前一篇文章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後一篇文章也即將完稿。胡喬木和鄧力群、於光遠即於11月上旬到任。11月10日，他們向國家計委報送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三年規劃初步設想》。國務院頒發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印章也在11月24日啟用。而中央的正式任命通知，到11月26日才發出。
實際上，胡喬木和鄧力群、於光遠三人在11月上旬就已到任。11月10日已經向國家計委報送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三年規劃初步設想》，國務院頒發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印章也在11月24日啟用了。
胡喬木一向關注中國社會科學事業的繁榮和發展，文學研究所就是胡喬木在1950年代初建議成立的。“文化大革命”後期他主持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工作，又直接分管哲學社會科學部，提名組建臨時領導小組，送走宣傳隊，召回研究人員，恢複業務工作。並報經中央確定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地位同於中國科學院，相當於部委一級。這回中央任命他為新成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一任院長，他打心底裏感到高興，立即投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創建工作。他集中精力於社科院的工作不過兩年多，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胡喬木在黨內外擔任過許多重要職務，他心中最為珍視的恰恰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這個職位。日後他曾風趣地對人說：“社會科學院永遠是我的戀愛對象。”
1977年11月上旬，胡喬木上任後做的第一件事，是帶著行政管理局長打掃院大樓的公共廁所。對於“文革”後逍遙散漫的人們，無疑是一種無聲的精神動員。胡喬木和鄧力群、於光遠等到任後都沒有對社科院揭批“四人幫”的運動和科研工作講什麼意見，他們讓原來臨時領導小組的同誌繼續主持日常工作，胡喬木和鄧力群、於光遠則帶領調查組一頭紮下去，到各研究所、院屬各單位調查研究。
當時全院有兩千多職工，14個研究所。胡喬木他們到一個一個單位、一個一個研究所聽取意見，了解情況，整整花了一個半月時間。調查組聽取了930位同誌的意見，其中胡喬木、鄧力群兩人親自聽取意見的有210位。
通過這一個半月調查，胡喬木等人比較全麵地了解了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的情況。在“文化大革命”中，學部確實是一個遭到嚴重摧殘的“重災區”。除考古研究所，因河北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墓進行發掘之需，在周恩來、郭沫若支持下於1968年恢複工作以外，絕大部分研究所直到這時都還處於癱瘓或半癱瘓狀態。政治上遺留問題多，派性嚴重，冤案成堆。“文化大革命”中，學部也是分成兩大派。隨著運動發展，派係不斷分化，各種關係錯綜複雜。1976年1月，周總理逝世，同心悲悼。“四五運動”中，絕大多數人都去天安門悼念周總理，實際上形成了一個反對“四人幫”的大聯合。粉碎“四人幫”後，在全國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中，中央要求揭批“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罪惡曆史和反革命謬論，清查他們的幫派體係。可是學部原來的領導卻把“四人幫”的幫派體係與各級黨委領導混為一談，幾乎畫了等號。這樣，就形成了新的矛盾和對立，甚至在原黨組中間也發生了分化。這樣一來，在“四五運動”中形成的大聯合不但沒有鞏固，反而發生了分裂。因此，哪個單位都在算陳年舊賬，人與人之間的恩恩怨怨糾纏不清，思想十分混亂，科研工作也無法正常開展。
胡喬木同鄧力群、於光遠商量，社科院的工作重點是科研，要把工作著重點轉到科研上來，把科研抓上去；當前的主要矛盾是揭批“四人幫”、解決曆史遺留問題。“文化大革命”以來，全院有547名幹部被立案審查，占了職工總人數的四分之一，妥善解決這些問題才能繼續前進。而作為一個新建單位，建立健全院、所兩級機構，及時調配幹部等組織建設工作也是當務之急。
經過調查研究，從1978年1月起，胡喬木一方麵建立、健全院、所兩級領導機構，調配幹部，一方麵及時作出部署，雙管齊下，把清查運動與複查工作和科研工作同時開展起來。1月11日，全院召開了製訂科研計劃和規劃動員會，隨後各所製訂（或修訂）科研計劃，社科院和教育部籌備聯合召開社會科學發展規劃會議。1月12日，鄧力群主持會議，部署揭批“四人幫”的準備工作。在胡喬木和鄧力群、於光遠等領導下，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各項工作全麵開展起來。
把社科院的框架搭起來
首先是建立、健全院一級的領導班子和機構。
大約在1977年11月，外麵傳說周揚可以分配工作了。鄧力群知道後即向胡喬木建議讓他來當副院長。胡喬木有顧慮。後來，有一次在鄧小平那裏談到周揚。鄧小平說，讓他當個顧問吧。這樣，在1977年12月23日，中央下發了對周揚的任命。1978年1月17日，院黨組向中央請示，提出黨組成員建議名單，建議周揚參加黨組。經中央批準，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由胡喬木、鄧力群、於光遠、周揚、劉仰嶠、宋一平、王仲方七人組成。胡喬木任書記，鄧力群、於光遠任副書記。
到這年夏天，胡喬木同意鄧力群的意見，讓周揚擔任實職，當副院長。同時，還請經濟學家許滌新、外交家宦鄉擔任副院長；齊燕銘、陳翰笙為院顧問。1978年9月10日黨中央批準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新一屆黨組組成的請示報告。胡喬木為黨組書記，鄧力群、於光遠為黨組副書記；劉仰嶠為黨組副書記兼秘書長；宋一平為黨組副書記兼政治部主任；周揚、許滌新、宦鄉為黨組成員、副院長；王仲方、劉導生、梅益、杜幹全為黨組成員、副秘書長。9月16日，胡喬木主持召開了新黨組的第一次會議，討論並決定了黨組的分工。胡喬木是黨組書記、院長，領導院的全麵工作，負責有關革命史的三部書的寫作，並負責聯係法學所、語言所、新聞所、情報所以及教育部教育研究所。鄧力群、於光遠、周揚等也各有分工。
至此，院一級領導班子比較健全了，院長、副院長都是老幹部，同時又是學問家。
在1975年7月胡喬木向鄧小平彙報已經確定的哲學社會科學部領導小組成員時，鄧小平就囑咐：學部在適當的時候要考慮增加學術界人士擔任副主任。社科院成立後，胡喬木在實際工作中感到，社科院副院長的確還需要有專門做學問的著名學者出任才好。他覺得錢鍾書和夏鼐是非常合適的人選。
錢鍾書是胡喬木在清華讀書時的高班同學。學生時代即已嶄露頭角，名震全校。以後幾十年潛心治學，淡泊名利。他學貫中西，在中國古典文學和中西比較文學等領域成就卓著，深為國內外學術界敬仰。胡喬木同他雖然走了兩條不同的發展道路，但殊途同歸，互相敬重，情誼頗為深厚。1982年5月，胡喬木在主持起草中共十二大報告的日子裏，利用一個星期天專門前往錢鍾書寓所敦請。知情人後來回憶此事，寫道：“大約是5月份的一個星期六的晚上，他忽然告訴我‘明天要去找錢鍾書’。我問為什麼？他一字一頓地說：‘我要請他看在我的麵子上，給社科院撐撐場麵，給社科院當個副院長。’我永遠不會忘記他當時笑眯眯的表情。”胡喬木登門，說了老友之間充滿情誼的話，懇請錢鍾書“出山”。素以仕宦為畏途的錢鍾書，卻不過老朋友的麵子，隻好“蒙命承乏”。
夏鼐是卓越的考古學家，在他帶領下，開創了中國考古學發展的新時代。他也是一位“一心一意為提高本學科的水平”、“在工作中找到樂趣”的人。胡喬木懇切約請他出任副院長，夏同樣被胡喬木的真誠感動，“勉強同意”。
全院的職能部門，在1978年1月也都及時建立起來。1月19日，經中央批準，院黨組任命劉仰嶠為秘書長兼科研組織局局長，王仲方、杜幹全為副秘書長，宋一平為政治部主任，劉導生為科研組織局副局長。31日又任命了王平凡、李彥為政治部副主任，鮑正鵠為科研組織局副局長，杜敬為行政管理局局長，雷青雲、郝晉卿、肖佛先為行政管理局副局長。3月15日院黨組會議批準院辦公室的任務、機構、人員編製方案，任命邢方群為主任，向培祖、江明、丁盤石為副主任，決定以後每周四上午為院領導辦公會議時間。至此，院的職能部門健全了，正常的工作秩序也建立起來了。
這時，社科院的某些職能部門，特別是一些研究所還需要充實幹部。胡喬木提出設想，鄧力群組織抽調。當時胡耀邦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對這項工作很支持。從全國各地，從中央的一些部門，抽調了一批既能做知識分子工作，本人又有科研能力和相當專業水平的幹部。前後調進社科院的有四五十人。其中有許滌新、馬洪、錢俊瑞、王光美、劉明夫、武光、石西民、許立群、劉思慕、梁寒冰、王耕今、薛寶鼎、沙汀、陳荒煤、吳介民、宦鄉、李慎之、浦壽昌、浦山、何方、徐達深、楊克、梅益、安崗、溫濟澤等。朱鎔基也是那時由馬洪從石油部管道局調到工業經濟研究所當研究室主任的。
為調幹部，胡喬木頗費周折。溫濟澤是個典型。溫是延安時期的老幹部，1957年在廣播事業局打成右派。胡喬木當年就同主管廣播事業局的廖承誌商量，未能挽回。這次胡喬木為調溫濟澤，先親自打電話征求溫本人的意見，後又同張香山（時任廣播事業局局長）商談了三次，才把他調到社科院，讓他擔任科研組織局副局長。後又給他甄別平反，恢複組織生活。溫成為全國50多萬“右派分子”中獲得徹底解放的第一人。1978年10月中旬起，又任命為新成立的研究生院臨時黨委書記。多少年後，溫濟澤回憶胡喬木調他的經過，講到第一天到社科院上班的感受，寫道：“一夜之間，我從‘摘帽右派’成了‘副局長’，既覺得20年的冤屈終於吐了一口氣，又未免有點‘惶恐’之感。但到辦公室一看，秘書小於已經幫我布置好一間辦公室了，同誌們待我都很好。我深深感到喬木同誌對我的這種‘同誌情’，‘同誌’這兩個字是多麼可貴！”
這批幹部調進來以後，院職能部門的領導和研究所、室兩級領導得到充實，配備齊全了。
1978年4月20日，胡喬木代表黨組在各所總支書記聯席會議上宣布了部分所長、局長的任命決定：科研組織局局長劉導生，外事局局長唐愷，世界政治經濟所所長錢俊瑞，哲學研究所所長許立群，宗教研究所所長任繼愈，經濟研究所所長許滌新，考古研究所所長夏鼐，語言研究所所長呂叔湘，情報研究所所長鮑正鵠，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劉大年，文學研究所所長沙汀，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馮至，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馬洪，農業經濟研究所所長詹武。
按中國的習慣，“社會科學”包括國際通認的“人文科學”在內。胡喬木看到，在學部基礎上組建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規模不大，學科門類也不齊全，再加上曆次政治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原有的一些學科也嚴重萎縮甚至被取消了。這種狀況同改革開放形勢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需要很不相稱，必須及時改變。在1978年1月11日召開的製訂科研計劃和規劃的動員會上，胡喬木在講話中提出要增加一批新的研究所的設想。他說：現有的研究所不夠完整，不能代表社會科學發展的需要和國家的需要，許多學科缺門，已有的所本身也有許多缺陷，需要努力彌補，同時還需要增加一些新的研究所。
關於需要增加哪些新的研究所，胡喬木談了大體的設想：社會科學院應該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所，毛澤東思想研究所，社會主義研究所。也需要有政治學的研究所。也要考慮是否成立社會學的研究所。關於現代曆史，我們已經有了鴉片戰爭以後的，民國以後的，以至“五四”以來的曆史研究，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曆史，現在還沒有人著手認真地進行研究，要趕快著手研究。經濟工作，單是一個經濟研究所是不夠的，需要有工業、農業、財政貿易等方麵的專門的經濟學的研究，在這方麵也需要考慮成立新的研究所。關於國際問題，胡喬木說，1963年，中央宣傳部和中央外事小組曾經向黨中央、毛主席作過報告，建議成立一些國際問題的研究所。毛主席批準了，並且加了重要補充，作了重要批示。據此成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可是，現在社會科學院對世界各國研究的機構很少。要努力想法子把這方麵的研究工作繼續進行起來。胡喬木列舉了如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歐洲、日本、蘇聯、美國等等。
這次動員會後，胡喬木即親自草擬了一份《八年內擬新建的研究所（草案）》的規劃，並要求據此寫第二個關於社會科學院編製的報告（要有今年擬增人數）送中央。按胡喬木的計劃，共約新設五六十個單位。八年後，即到1985年，整個中國社科院要增加到六七十個研究所，人員達兩萬人左右。這個數目僅僅及蘇美等國社會科學研究人員的幾十分之一。今年先增加幾個：經濟所在原有幾個組的基礎上分別成立幾個研究所：工業經濟所、農業經濟所、財貿經濟所；新的研究所首先成立世界政治研究所，集中力量寫小平同誌出的題目《蘇聯怎樣變成修正主義的》。
對胡喬木的這項計劃，鄧小平在1978年3月28日同胡喬木、鄧力群談話時表示“讚成”，要他們寫報告。並說：“什麼事情總得有個廟，有了廟，立了菩薩，事情就可以辦了。而且有些事情要趕快立廟，有些有專業知識的人年紀已經大了，如不趕快立廟，過幾年立起廟，菩薩也請不到了。先把懂外文的找來翻譯也好。黨史也是這樣，要對一些老同誌采訪，記下來。要趕快做。過些年，這些同誌去世了，很多材料就很難調查了。”
經過幾年努力，到1981年底，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所增加到32個，其中新建以及轉來的研究所共18個，增加了一倍多。胡喬木親自請費孝通重建社會學，擔任社會學研究所第一任所長。這個學科在1957年被取消後重新建立起來，恢複了名譽。胡喬木還恢複了同樣被長期禁錮的政治學學科，設立了政治學研究所。先後恢複或增設的還有新聞學、人口學等學科和研究所以及青少年研究所。經濟學原來隻有一個經濟研究所，按照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需要，先後增設了農業經濟學、工業經濟學、財貿物資經濟學、基建經濟學（與國家基建委員會雙重領導）和技術經濟學等學科和相應的研究所。對國際問題進行研究的，原來僅有世界經濟研究所。為適應對外開放的需要，增設了世界政治研究所和一些按國別和地區的研究所：美國研究所、日本研究所、西歐研究所、南亞研究所（與北京大學合辦，請著名學者季羨林擔任所長）；又從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把蘇聯東歐研究所、西亞非洲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所劃歸社科院。1978年11月7日，經國務院批準成立了現代史研究室，開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的研究。1978年12月社科院和國家建委又聯合向國務院呈送了成立基本建設經濟研究所的報告。1978年經中央批準成立，1979年3月正式籌建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鄧力群提名、院黨組同意、院務會議決定由於光遠兼任該所所長負責籌建。胡喬木原來設想要把這個所辦成社會科學院的“第一所”。可是事與願違，在“八九風波”中，這個所的政治方向後來大成問題。
此外，為完成中央交辦的從理論上總結蘇聯演變的曆史教訓、揭露其社會帝國主義實質的任務，胡喬木於1978年5月15日給鄧小平、李先念副主席和耿飆副總理寫報告，提出借調幹部，成立國際問題寫作小組，用大約兩年時間，集中研究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問題，完成需要的文章。此後不久，為及時地對國家經濟社會生活中重大現實問題作出反應，隨時集中力量，寫作政治性和學術性相結合的文章，胡喬木決定成立院寫作小組。此議請示了黨中央副主席鄧小平、李先念和主管宣傳口的副總理耿飆，他們都很讚成。院寫作小組遂於1978年8月成立。10月，就在《曆史研究》上發表了第一篇文章：《“四人幫”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社會科學的死敵》。
胡喬木等經過一年多的努力，把中國社會科學院院、所兩級機構的基本框架建立起來了。它比較符合我國社會科學的實際情況，基本適應新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對社會科學的需要，的確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解決曆史遺留問題，實現安定團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