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輯 文獻資料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根本任務
（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胡喬木
這次社會科學院黨代表大會，是我院成立以來第一次大會。在過去，哲學社會科學部時期也沒有舉行過像這樣作為全院黨的領導機關的代表大會。我們是按照黨章修改草案的規定，得到中央書記處的同意，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實行黨委領導下的院長負責製的。過去實行黨組製。黨的代表大會選舉了黨的委員會以後，黨組就結束了它的工作。這次代表大會，雖然經過了很長時間的準備，工作仍然不能夠完全合乎理想，但是無論如何這是我們向理想方向前進的重要一步。
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我想講一下社會科學院的根本任務問題，主要是這樣幾個方麵：社會科學院為國家的現代化所要完成的任務；為社會科學的現代化所要完成的任務；為社會科學院本身的現代化所要完成的任務。最後談一談關於黨的工作問題。
關於社會科學院的任務，我不想具體列舉了。我想說一說社會科學院這樣一個科學機構，在我們國家應該起哪些方麵的作用。
首先，它應該通過科學研究的成果，來做好黨和政府的助手。這也就是為社會和人民服務。
其次，它要探討當代社會生活中的重大社會科學問題，努力作出解答。當代社會生活中的重大社會科學問題，包括中國的和世界的。對於這些問題要作出答案，是不容易的，但我們要努力求得解答。這是一個社會科學機構所不可推卸的責任。
第三，要總結和普及前人的以及當代的社會科學方麵的成果，並且在這個基礎上來提高中國社會科學的水平。
以上三方麵的作用有互相重複的地方，但是著重點不同。
社會科學院應該在這幾個方麵進行工作，來對黨、政府、社會和人民作出貢獻。社會科學院成立的三年中間，全國各方麵對於社會科學院的期望很高。我想我們的工作也許可以這樣說，期望很高，成就有限，影響不小，責任很大。成就有限這是正常的，這不是我們的過錯。我們可以不去回溯解放以後十七年的曆史，隻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成立算起到現在，不過三年零一個月。在這三年中間，全院的同誌在很困難的條件下麵，工作是很努力的，在黨中央的領導下，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方麵做了不少工作，特別是哲學、經濟學、法學、曆史學、文學等方麵有比較顯著的成就。這個成就究竟是初步的和有限的。我們要把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任務全麵地擔當起來，全院的同誌，首先是全院的共產黨員，是負著非常重大的責任。黨的代表大會一定會著重來討論我們怎麼樣才能夠更好地擔負起我們的責任，怎麼樣才能夠團結一致地為中國社會科學事業的繁榮昌盛，作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現在我說說關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跟國家現代化的關係。
社會科學院要努力為國家的現代化服務。國家的現代化不僅僅是四個現代化。葉劍英同誌去年國慶節的講話，已經說明了這一點。我們在為國家現代化服務方麵有重大的責任。
其次，我們要努力把中國社會科學提高到現代化的水平。通常說的科學技術現代化裏麵，當然就包括有社會科學的現代化。我們要爭取中國的社會科學實現現代化。
同時，我們作為社會科學院的工作人員，作為在社會科學院工作的共產黨員，就得要努力使社會科學院的工作現代化。
現在我再就這幾個方麵作些具體說明。
關於社會科學院怎麼樣為國家的現代化服務。我想我們整個的社會科學院都在為國家的現代化盡力，當然在這個方麵，研究經濟學的幾個所擔負著更直接的任務。可是，其他的所也都從不同的方麵為國家的現代化作出貢獻。法學所從加強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法製這一方麵，來幫助、促進國家的現代化。這些是屬於直接的應用的。其他有的所，比方說哲學所、考古所、語言所，它們是不是在為國家的現代化服務？都是。一個現代化的國家，不可能沒有自己的哲學，沒有自己的文學、文學研究工作，沒有自己的考古工作，沒有自己的語言學的研究。這是我隨便舉的例子，這些方麵的研究和全國各條戰線一樣都在為我們國家的現代化作貢獻。
有同誌提出，希望把理論與實際聯係的問題講一講。社會科學院是研究社會科學的，那就是說，它是研究理論的。它怎麼和實際聯係起來？理論與實際相聯係，這是個總的要求。但各個學科的研究任務不一樣，同一學科研究的不同題目性質也可以很不一樣，我們不能提出簡單劃一的要求。如果提出這樣的要求，那就行不通，那就要犯錯誤。社會科學各門學科的客觀性質早已決定了這一點，而且我們過去30年的經驗，也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有同誌說，研究哲學的人常常受到這樣的批評：哲學是從概念到概念，這樣的哲學不受歡迎。哲學不應該也不可能脫離現實鬥爭。哲學家不但要解釋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但是哲學確實要研究大量比較抽象的問題，其中許多問題確實並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都有興趣。實際上任何一門科學都有類似的情況。例如數學，大家都承認它非常有用，但數學研究的問題不是都能夠直接應用。我們要努力把哲學的規律性和方法性的知識運用到實際中去，這很重要。這是一方麵的任務。但是，如果把哲學研究的任務縮得很小，認為哲學隻能研究一些可以直接應用的問題，隻能用來解釋當前政治的形勢和任務，這就不對了。世界是什麼？人能不能認識世界和怎樣認識世界？人的活動有沒有規律，有沒有自由，有沒有意義？什麼是真、是善、是美？這些永遠是哲學研究的對象，我們永遠不能滿足於重複過去的答案。隨著曆史的前進和人類認識的前進，每個時代都要尋求和過去時代不完全相同的答案。我們不能停止在馬列主義的現成書本上，而必須對人類的新經驗、新知識作出總結。
所以研究這些哲學的根本問題和重大問題，仍然是我們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首要的任務。實際上，在哲學史上，也隻能這樣來衡量和評價哲學上的成就。認為研究哲學的根本問題和重大問題，就是從概念到概念，就是脫離實際，這種批評是不對的。研究這些根本問題和重大問題也仍然是為實際服務，因為概念是從實際生活，從實際世界產生出來的，研究這些概念，是實際生活、實際世界、科學發展的要求，這並不是任何個人的玄想決定的。徹底地研究清楚這些問題，作出明確的答案，那麼它也就會參加改變世界的工作。
研究曆史也遇到過一些非難。例如，有人批評某些曆史研究者是“為曆史而曆史”。我們當然不讚成為曆史而曆史，實際上這也是不可能的。任何一門科學都是一座龐大的殿堂，需要有很多學者在很多方麵進行不同種類的工作。如果一個人的研究得到有價值的成果，這個成果會成為科學殿堂的一個組成部分，成為對人民有用的精神財富，我們就要感謝他的工作。社會科學的工作任務、工作方法是各種各樣的，不可能設想所有科學問題的解決都會對社會主義建設或人民的日常生活直接有用，我們不能對科學提出這樣狹隘的、短視的要求。
科學的天地是廣闊的，我們要求科學的主流，但是不可能所有的科學都成為主流，這樣就沒有主流，主流也不可能產生。作為主流，我們當然是要重視實際的問題，研究當代最迫切的問題。但是，哪怕是我們在研究一些最實際問題的時候，例如調查某一個地方，寫出某一個地方的情況、經驗的調查報告，作為社會科學院派出去的調查組寫出來的調查報告，應該和其他的調查組的調查報告至少有一點不同，就是我們要力求對所調查的事實作一種理論上的探討和解釋。
研究一些比較抽象的問題或者研究一些離開現在比較遠的問題的時候，固然要冒受到剛才說過的各種各樣批評的風險。可是另外一方麵，也有同誌認為，還是研究比較抽象的、古代的問題比較安全，因為在這方麵即使研究得不好，也不會馬上受到什麼樣的指責。而研究實際問題，如果被認為是不正確的，就會受到嚴重的批評。這也是一種風險，而且這種風險更大一些。我們認為科學研究總歸會有風險，科學工作的任務既然是探索未知，就難免會犯錯誤，會失敗。我們應該宣布解除這些風險的警報。我們決不因為有一些題目比較離開實際，去作一種不合理的指責，也不要因為研究實際問題，提出的意見被認為不正確而受到一種不合理的指責。這兩方麵的工作，如果作出成績，都是對科學的貢獻，也都是對社會對人民的貢獻，對黨對政府的貢獻。當然，從科學工作者本身來講，也應該有科學上的勇氣，不因為會受到種種不合理的指責，而在科學研究的道路上畏縮不前。
究竟什麼算是一種科學的成果？我想我們的科學的成果，不管是采取什麼形式，它都應該至少要有這些條件：它有足夠的事實的根據，經過周密的論證，提出一種有係統的創新的見解、意見。可以是成本的著作，也可以是單篇的論文。也可以是翻譯，翻譯也可以是一種創造。也可以是一種資料的編輯，它所編輯的資料使用了別人所沒有使用過的資料，發現了別人所沒有發現的價值，這就是一種創造。對於實際工作經過調查研究以後提出來的方案，也是科學成果。對於實際工作提出來的方案、意見，可以被采納，也可以不被采納，也可以被部分的采納。我聽說有些國家，對於科學研究機關采取這樣的辦法，就是向科學研究機關提出一個題目，要求科學研究機關對於這個問題提出自己的係統的意見。這樣的研究成品，可以被采納，也可以不被采納，但是都有報酬。也許我們將來可以把我們的工作製度改革得更加合理一點，有些研究單位就可以實行這種辦法，由一個政府部門來定貨，然後由這個政府部門付給報酬。當然，提出的方案也不能說都是百分之百的正確的、完滿的、有效的。另外，主管采納不采納的人，他也不可能始終是正確的，也許一個正確的研究成果沒有被接受，這不證明這研究的結果沒有價值。在這一方麵，我們希望同誌們，把剛才說到的各種各樣的顧慮都打消，我們應該勇敢地進行我們的科學研究工作。
還有同誌提出，學術的問題同政治的問題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界線？在什麼時候學術的問題就會變成為政治的問題？我想，學術的問題，跟政治的問題是兩樣的，學術就是學術。當然政治問題也可以成為學術問題。那麼政治問題是不是就不可以討論呢？政治問題當然可以討論。討論、研究和發表，這是不同的範圍的問題。有一些比較尖銳的政治問題，它發表不發表，這不是學術問題，這是很清楚的。涉及國家的重大的利害關係的問題，這本來就是一個政治問題。政治問題就應該作為政治問題去對待。我們也要研究政治問題，但是，我們是要當作科學來研究，我們就在研究政治學。我以前說過，我們不希望把社會科學院變成一個時事的論壇，因為這不符合社會科學院的身份。社會科學院的任務不在這一方麵。它如果討論政治問題，就是把政治當作一個科學的對象，它要寫出有嚴肅性的、有充分論證的、係統的科學著作。這樣的科學著作，應該有它充分的自由。
我剛才說的，都是為著說明理論與實際聯係的問題。我想我們應該采取這樣的態度，就是理論與實際之間的關係，雖然總的原則是要結合，但是，在什麼樣程度上結合，在什麼條件下結合，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裏麵，是會有非常不同的情況的，我們不能用一種狹隘的簡單化的尺度來對科學研究提出要求。在這個方麵，為著發展我們的社會科學研究事業，確實需要不僅僅把“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間種種錯誤的提法、錯誤的觀點，加以批判，加以糾正，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17年中間，也有不少不正確的提法、不正確的觀點、不正確的做法，對研究人員不正確的處理、對待，也都應該加以糾正，這樣我們的社會科學才能夠得到繁榮。總之，我是想說，為現代化服務這是一個很廣闊的天地，我們應該在很廣泛的意義上去了解，不能認為隻有某些工作是為現代化服務，而另外一些工作就好像是在國家的現代化過程中間可以忽略的。如果是那樣，我們的國家不可能有一種健全的現代化。
下麵我要說一說我們社會科學怎麼樣現代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到現在的三十多年中間（甚至有一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就開始了），哲學社會科學有很多新的發展。發展了一些新的領域，發現了一些新的研究的對象，發現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我們需要分析這些新的發展，哪一些對我們有用，哪一些在某一方麵有用，在某一方麵需要批判。應該承認，我們現在所掌握的哲學社會科學的知識，整個的說來，比較舊，對於新的情況很不熟悉。有一些可以在哲學社會科學方麵廣泛利用的新方法，我們現在還不能夠利用。這樣，使得我們同世界上學術領域中共同有用的方麵，處在一個相當落後的地位。我們要努力改變這種狀況，使得我們的研究，能夠達到世界的先進水平。在過去30年中間，我們的科研工作不但中斷一個時期，而且本來我們有一些學術領域，就非常薄弱。不僅僅是新發展起來的學科、資料、方法方麵的空白，而且就是比較老的知識，我們本來就沒有人研究。我們講現代化的時候也得要包括把這方麵的空白彌補起來。
還要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社會科學盡管在不同的社會製度的國家裏會有不同的評價的標準，可是，還是有可比的部分。在我們過去用力量比較多的研究範圍裏，我們工作的成果還有一個科學水平高低的問題。如果我們的科學水平比較低，那麼也需要提高。有一些方麵，我們的工作確實在學術上是完全站得住的，在世界上得到公認是高水平的。但是，這樣的領域不多。在多數的領域裏麵，我們做的工作不能夠拿到“奧林匹克運動會”上去比賽。我們可以說，不同的理論的觀點，應該有不同的評價的標準。可是我們有沒有利用大量的資料？我們有沒有對所涉及的問題作各方麵的非常充分的討論？我們的論證是不是嚴格的科學？這些方麵都是可以比較的。我們不能不承認在大部分領域裏，我們是相當落後的。作為我們30年科學研究的成果，我們能拿出多少本書來？當然，我們的研究成果不能完全用書來表現，確實有一些研究成果不表現為書，但這畢竟是少部分。我們是社會科學的研究機關，一個工廠的成品要擺出來，不但要展覽，而且要拿到市場上去，那麼我們能夠拿出多少產品？除了少數有係統的研究著作以外，我們隻能夠拿出一些小冊子，或者說一些討論集。所以，我們要進行多方麵的努力。對我們已經進行的工作，我們要求有足夠的高水平的成品；對於沒有研究的領域，我們應該努力想辦法，來開拓這方麵的研究；對於戰後世界上社會科學方麵的一些新的發展，我們要努力地去掌握它。社會科學的現代化，是一個非常繁重的任務。我們所需要解決的問題，需要進行的新的工作，要比自然科學多得多。而我們的力量比自然科學方麵要少得多，薄弱得多。我們的責任是非常繁重困難的。
現在社會科學院的各個所正在著手製定長遠規劃，我們整個的國家要求作長遠規劃，我們社會科學也要作長遠的規劃。有的同誌希望能夠談一談對於這些長遠規劃的要求，因為哲學社會科學的門類很多，社會科學院各個所研究的領域互相不同，並且對於各個所研究的情況，研究的力量，我了解得很少，所以很難在現在答複這個問題。但是從我們已經進行的工作，和現在正在進行的工作來說，往往對於一些全麵的，或者從古到今，或者是一種包羅各方麵的教科書式的著作要求比較多。這些著作是需要的，提出這些要求也是有理由的。但是，這裏麵也有一種危險，就是可能把我們本來就很不雄厚的力量拖到一個我們現在還不能完全勝任的題目上麵去了。這樣，就消耗了我們主要的研究力量。最後也能產生一些成品，但是這些成品，很難希望它有一個高的科學水平。因此，請大家考慮，是不是我們還是要求一些過去已經比較有研究基礎的學者，在他比較熟悉的範圍裏麵，寫出一些專題的著作。因為他在這方麵有專長，而這種專長是別的國家的學者所不容易有的，我們就可能對於某些方麵的題目寫出真正有世界價值的學術著作。這樣的專著，應當像通史、概論一樣，受到同等的重視。這樣才不至於把我們的力量變成打消耗戰，四麵出擊，平分兵力，結果我們真正有研究的、或者可能在這方麵產生重要研究結果的題目放鬆了，放棄了。不僅僅是我們中國學術上的損失，也是世界學術上的損失。
比方說在中國曆史方麵，我們寫了很多通史、農民戰爭史等著作。這個工作當然是需要的。可是，有一些題目，我們沒有怎麼考慮過，比方說中國的專製主義。研究中國曆史上的專製主義，它是一個什麼形態。假如我們寫一部書叫《中國的皇帝》，分析中國的皇帝大約有多少個類型，皇帝的權力可以達到什麼程度，這個皇帝要對他周圍的大臣，或者他的宮廷之間建立什麼樣的關係，才能維持他的活動，諸如此類吧，這種題目，確實中國人來寫比其他的國家的人來寫方便。要講發展我們的優勢，恐怕這也是我們的優勢吧。我們過去考慮我們研究的題目的時候，就是因為我們沒有深入實際，沒有深入我們的對象。就是說我們社會科學院有哪些方麵的學者，這些學者在哪些方麵知識比較豐富，可以利用的材料比較多，因此，可以在哪個方麵作出前人所沒有作過的研究。當然我這是隨手舉例子，是當作一個方法來講的。就是說我們現在要製訂規劃，我們希望提高中國社會科學水平，可能我們過去走的路，有一些簡單化。這樣可能不太容易達到目的。我們對於專題的注意太少，研究太少。我們要寫通史，要寫概論，也就很難提高它的水平，因為很多的問題都沒有專門的研究，都沒有詳細地占有材料，這樣隻能夠做到一種基本上還是人雲亦雲的水平。雖然可以把書編得比較好看一些，但是沒有什麼特別新的觀點和特別深刻的見解。因此，我們就經常做許多重複的工作。這裏我自己要作自我批評，我就提出過這樣的意見，比方說要有多少卷本的，或者是中國的什麼史，或者是世界的什麼史。如果沒有相當長時間的、充分的專題研究作它的基礎，那麼，這樣全線出擊、這樣的著作的水平是不容易提高的。
拿哲學來說，我們現在需要用新的知識作基礎的，用新的方法寫出來的關於唯物主義、關於辯證法、關於曆史唯物主義等等著作。可是，我們現在沒有這樣的書，我們的書，幾乎都是照一個格式寫出來的。實際上，在哲學的根本問題方麵，現在有很多新的事實需要我們去答複。出現了許多新的情況，我們的書不能老是用原來那樣的編法。
三年以前我到社會科學院，就聽到這樣的談論，說現在研究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同誌最苦悶了，感覺到沒有什麼工作可做。這是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我們的思想方法受了一種不合理的限製。我們應該把世界上的科學事實，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來加以研究。世界上的科學的事實是不斷地在那裏發生、發展、變化，我們怎麼能用一百年以前的，或者用一百幾十年以前的科學水平來加以剪裁、挑選呢？這樣做我們怎麼能在科學上作出貢獻呢？現在有一些學校裏麵的一些學生，對於政治課不滿意，我們不能說這是編教科書的同誌的責任，或者是講這些教科書的同誌的責任，這是我們的責任。我們沒有供給他們新的材料，根據中國、世界新的事實提出來的新的科學著作。我們沒有拿這些著作來武裝他們。有一些青年，現在思想上表現出很大的混亂。其中有一些人說，由於感到苦悶，他研究了馬克思的著作，特地把《資本論》從頭到尾讀了一遍，覺得完全不能解決他的問題，因此，他就對馬克思主義發生懷疑。這些青年的很多觀點是錯誤的，但是，他們發生這麼一種現象，我們要想到我們的責任。我們一定要努力寫出一係列充滿事實、知識和創見的新穎生動的哲學社會科學著作，這些著作要根據曆史和科學的最新發展，解答現實生活中的各方麵問題，來幫助廣大青年認識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樹立革命的世界觀、人生觀。這是當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重要職責之一。我們不但過去搞了很多的清規戒律，而且直到現在還在守著這些清規戒律，使得馬克思主義這一門應該是最富有生氣的科學變得沒有生氣。我們的社會科學院的科學研究工作者，我們的共產黨員應該負起這樣的責任，研究新的材料，研究新的問題，研究新的方法，寫出新的著作。這種著作從內容到外表，都跟過去不一樣，這種不一樣並不是標新立異。曆史前進了這麼久了，怎麼能夠不發生變化呢？而且，就是同一個時代，每一個人也有它的個性。雖然是研究科學，科學的著作也不能不表現出它的個性。怎麼能夠容忍千篇一律的著作呢？所以各門學科都要求產生大批的新的科學著作、真正有科學價值的新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