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輯 回憶
胡喬木同誌是我們學習的楷模
朱鎔基
在毛主席誕辰一百零一周年前夕，《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和《胡喬木文集》第三卷出版了。我們在這裏召開座談會是很有意義的。喬木同誌是我們黨久經考驗的革命家、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思想理論戰線的卓越領導人。他的道德文章確實是我們學習的楷模。拿我自己的體會來說，從讀《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開始，以後每次讀喬木同誌的文章，包括剛才馬洪同誌提到的《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一文，都使我們產生一種革命的激情和想一口氣讀下去的熱切願望。一個人的文章能夠引起人們的激情，能夠引起這樣的反響，能夠起到這樣大的作用，並不是很多的。喬木同誌革命家的品質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修養、文化修養，對我們來說確實是一個學習的楷模。
喬木同誌是革命老前輩。我同喬木同誌的交往不多，了解不深，但在1978年到1979年這一段時期，我在社會科學院經濟所，在馬洪同誌手下工作，當時也接觸到喬木同誌，跟他出過差，整理過材料，多次聽過他的報告。我當時的感覺就是喬木同誌是我們的長者，他在你的麵前總有使你如沐春風的感覺，沒有拘束，想講什麼話就能講出來，但是也確實體會到喬木同誌的理論、文化、曆史、藝術的修養是非常的深厚。你跟他說話，就使你感到，你所知道的東西他都知道，而他知道的東西，你看不到邊。這就是我的感覺。他往往不是去批駁和糾正你的想法，而是鼓勵你把想法全講出來，但是他從正麵講出他的想法，使你感到他想的比你更深。在他麵前，你會油然產生對他的信任感、親切感和尊敬感。
另外，我感覺到他的思想作風的一個特點，就是不斷地吸收新的事物，研究新的問題，提出新的觀點。這一點是特別難能可貴的。我在上海工作的那一段時期，他經常到上海來，每次我都去看他。從他的談話裏麵，我受到很多教育、啟發和鼓勵。當我和他談到改革開放中出現的一些新事物的時候，我發現喬木同誌都很清楚。他在不斷地思考這些問題，他很能夠接受新事物，甚至比我們的思想還要開放。我想，這一個特點就使喬木同誌的文章能夠經常抓住時代的脈搏，提出大家所共同關心的問題，發表一些使人能夠深思、很有啟發的觀點。同時他又不斷地吸收新的知識，他看了很多的書，很多的材料，因此他的文章具有十分雄辯的論據和令人折服的論證。讀這種文章是一種高級的享受。我認為喬木同誌的道德文章是永遠值得我們學習的。這次座談會上，同誌們講了很多很好的意見，也加深了我對喬木同誌的理解。這次座談會是穀羽同誌生前就要求我來參加的，我不能不來，因此也講了這麼幾句話來寄托我對喬木同誌的懷念和對穀羽同誌的哀思。
（原載《當代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2期）
做黨和國家的得力助手——回憶胡喬木同誌創辦中國社會科學院
鄧力群
說起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們不會忘記它的第一任院長胡喬木同誌。他一手創辦這個機構、確定了它的基本格局，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締造者、開辟道路的人。
1977年5月，中央決定將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改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作為中國社會科學的最高學術研究機構，其地位相當於自然科學的最高學術研究機構中國科學院。中央確定胡喬木擔任院長和黨組書記，我協助他，擔任副院長、黨組副書記兼機關黨委書記。在他的提議下，中央同意於光遠同誌也到中國社會科學院任副院長、黨組副書記。1977年11月中央正式發出任命通知。
胡喬木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可以說所用得人。豐富的政治經驗和在中央的經曆，胸有風雷、健筆淩雲、學貫中西而如胡喬木者，的確找不出更合適的人。
這時院內的情況仍然相當混亂。1976年天安門群眾革命運動中一致反“四人幫”而難能可貴地所形成起來的團結局麵，又裂痕四起，你抓我的辮子，我算你的舊賬，冤冤相報，糾纏不休。在這樣的情況下，胡喬木同我們商量，認為社科院的根本工作還是科研。不過如不把全院的曆史遺留問題首先妥善解決好，科研工作顯然不能順利進行。胡喬木很清醒，解決曆史遺留問題是為了掃除障礙，為科研鳴鑼開道的。他說，我們耽誤得太久了，再也耽誤不起！一定要著力於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科研工作上來，一定要把科研工作毫不猶豫地抓上去。
胡喬木主要考慮院、所兩級機構的建立和健全工作，調配重要的、適宜的幹部力量，製訂切實而又有雄心的科研規劃，創造一切可能達到的科研條件，以便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把全院的科研工作逐步而又快速地全麵開展起來。把清查運動和曆史的複查工作，以及其他行政事務，主要交給我來主持和辦理。
建“廟”請“菩薩”
在組建院一級領導人員的工作中，我曾推薦周揚同誌。開始胡喬木對周揚過去樹敵過多有所顧慮，在得到了鄧小平同誌首肯，認為可以當顧問之後，中央也下發了對周揚的任命。當時院黨組的組成人員，有胡喬木、鄧力群、於光遠、周揚、劉仰嶠、宋一平、王仲方等七人。後來我再次提議周揚當副院長，也很快獲得批準。接著又調許滌新、宦鄉為副院長，齊燕銘和陳翰笙為顧問。到1978年9月，新一屆黨組（黨組書記為胡喬木，黨組副書記有鄧力群、於光遠、劉仰嶠、宋一平）成立後，院領導的分工更加明確，胡喬木領導院的全麵工作，並負責聯係法學所、語言所、新聞所、情報所和教育部的教育研究所等。鄧力群協助胡喬木領導院的全麵工作，主持院務會議，主管理論工作、院寫作組、曆史學方麵的科研工作，負責聯係史學片曆史所、世界史所、近代史所，還有民族所、《曆史研究》雜誌社、《地震曆史資料》編委會總編室等。於光遠主管經濟學方麵的科研工作，主管規劃聯絡工作，負責聯係中國人民大學，聯係經濟學片經濟所、工經所、農經所、財貿所、世經所等。其他各位副院長和秘書長、副秘書長等院領導成員都進行了分工。當時院秘書長是劉仰嶠，副秘書長有劉導生、梅益、王仲方、杜幹全等。這些人大都是富有領導經驗和行政能力的老幹部，又是有名望的學問家。為了提高社會科學院的學術權威性，“以仕宦為畏途”的錢鍾書和潛心做學問的夏鼐，都在胡喬木的登門懇請下，出任副院長職務。
當時耀邦同誌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在調人問題上給予我們很大支持。胡喬木大刀闊斧地進人，前後抽調了四五十人，當時都屬於既能做知識分子工作、有領導經驗，又有科研能力、學有所長，在學術界有影響的幹部。馬洪、詹武、劉明夫、武光、石西民、許立群、劉思慕、梁寒冰、王耕今、薛寶鼎、沙汀、陳荒煤、吳介民、李慎之、浦山、浦壽昌、何方、徐達琛、楊克、梅益、安崗、溫濟澤等風雲來歸。這些同誌後來社會上有各種不同的評價，但他們為社科院的創建、為黨的事業都是做了不少工作的。這時，許立群擔任哲學所所長，沙汀擔任文學所所長，溫濟澤擔任研究生院院長，馬洪擔任工經所所長，詹武擔任農經所所長，等等，使社會科學院院所兩級都得到了充實，一時都成了藏龍臥虎之地。馬洪後來是第二任院長。他所調來的朱鎔基同誌就在工經所。喬木還延請費孝通擔任了社會學所所長，延請季羨林擔任了南亞研究所所長，這是後來的事。總之，喬木同誌是憑他的“禮賢下士”精神和苦口婆心，羅致英才於適得之所。這方麵原非喬木所長，為了辦好社科院，十分地難為了他。
小平同誌曾明確要求，一個研究所黨委懂業務的人如果隻占30%就太少，至少要達到50%，最好70%，要懂業務的人同時做黨的工作。小平稱這是“雙肩挑”。他還說，領導者自己沒有學問，又要領導，一定要靠壓人過日子，來表現他的權威，這不行。胡喬木把這些話，都向社會科學院作過傳達。
1978年2月，胡喬木給我寫了一個條子，密密麻麻一片，是他對中國社會科學院要設立六七十個研究所的設想，也就是說要新建五六十個之多（當時全院隻有14個研究所）。其中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所、毛澤東思想研究所、社會主義研究所、中國曆史研究所、中國現代革命史研究所、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所、中外關係史研究所、工業交通與基本建設研究所、農林牧副漁經濟研究所、技術經濟研究所、財貿研究所、數理經濟學研究所、日本研究所、東南亞與澳新研究所、南亞研究所、西亞研究所、蘇聯研究所、東歐研究所、西歐研究所、非洲研究所、美國與加拿大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四大洋及兩極研究所等，還有政治學研究所、社會學研究所、中國地理研究所、世界地理研究所、人民勞動與生活狀況研究所、城市研究所、人類學與世界民族研究所、邏輯學研究所、倫理學研究所、宗教研究所、藝術學研究所、新聞學研究所、圖書館學博物館學檔案館學研究所、語言研究所、文字與文字改革研究所等。他思路十分開闊，使我感到他既有能力又有魄力，既能想得到又敢於去做到的優秀社會科學領導者。
這些規劃得到鄧小平的讚成。鄧小平在同胡喬木和我的一次談話中說，那就寫個報告吧。並說：什麼事情總得有個廟，有了廟，立了菩薩，就可以動起來了。有些翻譯人員，有專門知識的人，年紀都很大了，不趕快給他們立個廟，過些年就沒辦法發揮他們的作用了。
許多科研部門就依照胡喬木的大致設想陸續完善和創建起來。到1980年年底，研究所從14個增加為32個，人員從2000多增加到3700多。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為了名副其實的皇皇國家最高研究院。
製訂科研規劃，確立科研方向
到1978年10月，我向胡喬木作出彙報後，由我代表院黨組作了《嚴分敵我，加強團結，發展科研事業》的講話，宣布清查工作和曆史複查工作結束。全院從此放開手腳，上下一心，全力投入到了科研工作中去。
特別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胡喬木抓住機會，1979年元旦一過，於1月6日馬上召開全院大會，作了《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把工作中心轉移到社會科學研究方麵來》的報告。從1979年2月份起，全國性的分學科規劃會議先後召開。胡喬木先後出席了文學、社會學、新聞學、史學、法學等學科的規劃會議。我和於光遠也按分工出席了各有關學科的規劃會議。這項工作得到有力推動。實際上，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科研計劃和長期規劃，同全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規劃，是在胡喬木直接領導下同步進行的。
關於社會科學發展規劃的目標和任務，胡喬木曾提出這樣一些要求：列入規劃課題的研究成果，應該對最重要的社會科學的理論問題、現實問題作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答複，應該對世界學術作出中國科學工作者特有的貢獻，包括編寫出社會科學的基本教材和各種基本的工具書，填補社會科學研究的空白。規劃，應該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最近幾年國內情況的基本調查，應該包括科研隊伍和領導的整頓、科研隊伍的培養，以及社會科學的普及。這都是實實在在的要求。
胡喬木強調，學術工作不應脫離實際，也不應脫離應有的指導方針，不能武斷，一定要提倡和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例如他提出，文藝理論研究的對象應該是文學的直接現實而不是文藝批評和理論著作，要以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研究文學本身並建立起真正有係統的理論。他說，曆史科學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組成部分，曆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生平兩個偉大發現之一，曆史本身就是一種理論性的研究，僅僅記錄過去的史實構不成曆史學，而要研究曆史發展的規律性，這就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馬克思主義的曆史科學也要注意不斷地吸收在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後的（當然也吸收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或至少是沒有標明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研究的成果。沒有人能把全部真理說完。馬克思主義也是一門不斷發展的科學。
喬木經過日夜思考和歸納，曾設想了馬克思主義著作的一百個選題，在同我和於光遠一起研究確定後正式提出，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部簡報中以《馬克思主義基本著作選題一百例》登出。編者按指出，如果我們有一百部涉及中外現在和將來的著作，我們黨內的思想水平就可以大大提高。中宣部也在它的宣傳動態上刊載，供製訂理論研究規劃參考。胡喬木思想縝密，做事周到。這一百題不能說應有盡有了，但至少可以說基本上涉及了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方麵麵。
科學與政治的關係，問題很重要，也確實很複雜。喬木對它的一些說法，我認為有道理，說通順了，說辯證了。有鑒於過去“四人幫”形而上學思想的猖獗，他不傾向於提“科學為政治服務”的口號。他認為這個口號不怎麼科學。“科學為政治服務”，隻能局限於特定意義上。從長遠的曆史來看，政治不是目的，而主要是實現各個曆史時期社會與經濟目標的手段。社會主義的政治，同樣是實現勞動人民經濟文化目的的手段。如果借口“政治需要”，要求科學研究違背曆史的真實，篡改客觀事實，那將不僅破壞研究本身的科學性，最終也要破壞社會主義的政治，就適得其反了。我們的科學研究應該向社會和政治提供新的成果，而社會和政治則可利用這些新的研究成果來作有益的借鑒和向導，這樣既完成了科學研究本身的任務，也完成了政治所給予的任務。他對曆史工作者提出，曆史學家是曆史的研究者，同時也是曆史的促進者，做黨和政府的忠實的、得力的助手並不意味著做應聲蟲。馬克思主義要求的是科學的政治，真正適合時代需要的政治，為生產力和先進生產關係服務的政治，也就是為人民服務的政治。科學家要以科學的良心和以畢生的心血得出的科學成果，來貢獻給黨和政府，並通過黨和政府貢獻給人民、貢獻給曆史。喬木同誌對曆史科學的要求，適用於一切社會科學的研究。
在胡喬木的帶領下，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些同誌為中央文件起草工作作出了貢獻。比如，當中央決定胡喬木具體負責憲法修改工作、擔任憲法修改委員會的秘書長，法學所等單位就搜集整理世界各國有關憲法的參考資料，特別是對美國、英國、法國、蘇聯、西德、日本、瑞典、瑞士、印度、南斯拉夫、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的有關情況，議會和政府機構的設置、總統和內閣的職權、兩院製的內涵和相互關係、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權限的劃分，以及各國憲法結構和重要條文的寫法等，都作出了係統的介紹。他們為喬木考慮憲法的總體結構、人大的作用、政府機構設置、國務院和全國人大常委會之間職權範圍的劃分，人民民主製度如何加強和完善，我們能不能搞兩院製等重大問題，提供了充足的參考資料。有時候工作就像火燒眉毛般緊急。有一次，胡喬木要法學所所長王叔文，把世界各國憲法結構中權利和義務的安排查一下，列一個表，要求第二天9時前交卷。法學所同誌連夜查了111個國家。這就像打仗一樣，需要什麼時候上，就什麼時候拉出來，得心應手啊！
給科研人員以應有名義並創造用武之地
許多製度，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壞掉了。也有不少是十幾、二十年一貫製，像工資基本上沒有動。一屆一屆畢業出來的大學生，中青年知識分子，都推在一個平台上，都沒有職稱，都一律“平等”，幹不幹、幹好幹不好都一個樣。這不合理，也造成很多困難。工作積極性受到一定程度的挫傷。
喬木要求把建立作為權力機構的各級學術委員會，設定為科研體製改革的要點，全院設三級組織，即院的、學部的、所的，都設學術委員會。院學術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根據國內外形勢和國家需要，確定社科院的方向、任務和科研發展規劃，管理全院科研機構的設置、調整，全院經費的分配，重要規章製度的製訂，科研成果的評定，重要人員的任免，指導社會科學研究的國際活動，以及選舉院長。學部學術委員會起承上啟下作用，協助院長分工領導各學科。各研究所的所長，由所學術委員會民主選舉產生，並實行學術委員會領導下的所長負責製。1980年，胡喬木以院長名義給280多位各所學術委員會委員頒發了聘請書。胡喬木為這項工作開了先河，為全社會開了先河，包括恢複學術職稱評審製度和建立學位授予製度。那時這些東西已經多年不講了，沒有了，沉寂了，胡喬木把它們恢複，重新建立起來。
恢複學術職稱評審製度和建立學位授予製度，從而確定科研人員的定職、升職製度，是一項穩定科研隊伍、提高科研水平、保證出人才出成果的重大製度。喬木對此非常重視，抓得很緊。1978年8月，《中國社會科學院關於科研人員定職與升職問題的暫行辦法》頒布。1979年就在全院推開科研人員的職稱評審工作，上千科研人員提升為研究員、副研究員和助理研究員。研究人員歡欣鼓舞。
接著就是建立學位授予製度。在胡喬木的推動下，1979年3月，中央作出關於建立學位製度的指示。3月22日，教育部和國務院科技局聯合組成學位小組，再次研究在我國建立學位製度問題，當年12月，向方毅、胡喬木、鄧小平呈送了《關於學位授予條例（草案）起草工作的報告》。全國人大法製委員會也很快討論了這一草案，1980年2月的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由葉劍英委員長命令公布，自1981年1月1日起施行。後來胡喬木還擔任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木還在社科院提出建立院士製度，由於條件尚不成熟，未能實現。但是不能不說喬木是很有見地的，是為國家的社會科學事業和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廣大知識分子著想的。
一個科學院，根本任務是出科研成果。發表科研成果是知識分子為國效力的主要途徑，知識分子的勞動成果如果得不到發表和承認，是十分痛苦的一件事。喬木特別關心恢複和創辦院、所的各種學術期刊，以及建立院出版社的工作，他甚至為之寢食皆忘，甚至把人請到自己家中談這些問題。胡喬木指導和支持、恢複和創辦起來的院所兩級的各種學術期刊，在他的院長任內達到40種以上。據說到1982年初增加到了65種之多，可以說繁花競放。院刊《中國社會科學》，已在國內外學術界獲得盛名。建立院出版社，更使勤奮有為的科研人員有了用武之地，著書立說，脫穎而出。那個《當代中國》叢書，前麵一半就是由這個出版社出版的。這些都是大得人心的。說起建立出版社，馬洪的夫人陳伯林也有一功。
其他還有如堅持創辦研究生院，大力改善科研辦公條件，解除科研人員後顧之憂等等，都浸透了喬木的心血。凡事起頭難，在遭到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內亂之後，更加困難重重。從人員青黃不接、辦公科研條件差，到所需經費，哪一樣都不如人意，捉襟見肘。許多科研人員，不僅沒有像樣的辦公室，居處也無轉身之地，放一張書桌後就非常地緊巴巴了，書塞得到處是，要用就得爬高和鑽到床底下，在書堆裏翻個遍。隨著調入人員的大量增加，情況越發緊急。
胡喬木積極運作，找老領導，打通各方重要關節。在鄧小平、李先念等的直接關懷和過問下，1978年4月間中央指示追加了6.3萬平米的基建指標；8月間國家計委將前門新建成的統建宿舍撥出5000平米做社科院周轉用房；後來建起的十五層（原來打算三十層）科研大樓建築麵積達7.5萬平米，是長安街東頭建起的第一座最高的大樓。短短幾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辦公室條件和宿舍居住條件大大改觀，當時令許多單位羨慕不已。研究人員的心思由此從根本上安定下來。研究生院4000平米的建築指標也及時到位建成。後生的科研力量源源不斷，青黃不接的情況改變了，繼往開來的隊伍建立起來了，黨和國家的希望堅實地寄予他們。
把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牌子響亮地打出去，讓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人員和他們的科研成果響亮地打出去，促進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的發展和繁榮，開展必要的國內和國際的學術交流活動就顯得十分重要了。1978年3月，胡喬木把院外事組升格為外事局。1979年8月，又成立了對外學術交流委員會。這一時期，不少人走出國門，像宦鄉去了西歐，我去了日本，喬木自己也去了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和日本等國。1979年8月語言學所的吳宗濟、林茂燦參加了在丹麥哥本哈根召開的第九屆語音科學會議。1979年9月中國學術代表團以經濟所所長許滌新為團長，一行五人，出席了在意大利召開的第26屆“歐洲研究中國會議”；同月哲學所賀麟率代表團出席了南斯拉夫召開的第十三屆國際黑格爾大會。1979年10月，民族研究所傅懋勣率代表團出席了在巴黎召開的第十二屆國際漢藏語言學會議，等等。接踵來我國進行學術訪問的團體和學者，越來越多。他們來自瑞士、瑞典、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墨西哥、加拿大、希臘等。還有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的官員。除了出國訪問、參加學術會議和接待外國學術團體和個人來訪，1980年由世界宗教所開始主辦國際學術會議。中國社會科學院正是在這些活動中聲名遠播、蜚聲中外的。
胡喬木創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確功不可沒。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奠基人
馬洪
胡喬木同誌的生平和他偉大的革命實踐表明胡喬木同誌不僅是傑出的政治家，而且首先是偉大的思想家，是公認的當代學識淵博、造詣很深的社會科學大家，是新中國社會科學戰線上傑出的領導人，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奠基人。
胡喬木同誌以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立場，淵博的科學知識，幾十年如一日，嘔心瀝血，對中國社會科學領域的思想建設、政治建設、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作出了曆史性的巨大貢獻。因為我在胡喬木同誌直接領導下工作了八年，所以我想著重講講他在創建和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中所作的不朽貢獻。
粉碎“四人幫”後，胡喬木同誌受黨和國家的委托，組建中國社會科學院。他模範地執行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決議，把被“四人幫”破壞殆盡的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組建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創建過程中，他特別注重如下幾方麵的工作：
（一）他特別強調社會科學院要盡心盡力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注意學風的培養。喬木同誌一貫提倡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理論聯係實際，深入實際調查研究。
（二）他非常注重學科的建設。他不僅恢複了許多被取消的學科，而且根據中央作出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決定，先後增設了農業經濟學、工業經濟學、財貿金融經濟學和技術經濟學等學科和相應的研究所，還增設了政治學、馬列學、社會學、新聞學、人口學等學科和研究所。為適應對外開放的需要，創立了分國別和分地區的研究所，如美國所、日本所、西歐所、蘇東所、拉美所、亞太所等等。
喬木同誌總是號召大家圍繞著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個中心，大膽思考問題、研究新情況、提出新思想、解決新問題，這裏我舉個例子：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夜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座談會上，喬木同誌作了題為《按經濟規律辦事》的重要發言。這是他從曆史唯物主義的哲學高度，科學地概括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特別是“唯意誌論”盛行所造成的令人痛心的損失而提出的非常具有針對性的正確口號。他在發言中強調指出：我們搞經濟工作必須按經濟規律辦事，不能按違反經濟規律的長官意誌辦事。按經濟規律辦事就是要按價值規律、按供求規律辦事。他提出不但要重視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而且要重視研究資產階級學者所寫的經濟學，要利用資本主義社會中對我們有用的經驗，包括資本主義國家中早已存在並且取得經濟實效的公司組織形式托拉斯等，還要學習計量經濟學，研究經濟活動要將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結合起來進行。這些在過去都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東西，視為禁區，噤若寒蟬，大家都不敢講的東西。這篇文章發表後，在國外引起很大轟動，美國、日本等國的著名學者認為它在經濟理論方麵為中國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在國內，“按經濟規律辦事，不按違反經濟規律的長官意誌辦事”這個口號隨之廣泛傳開，在全國引起熱烈的反響，對撥亂反正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由此可見，胡喬木同誌思想是非常解放的，是非常講究實事求是的，對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尤其是對改革開放是堅決擁護的，有的人說喬木同誌思想僵化，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