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木同誌同樣非常重視調查研究。當時，城市的雞蛋供應，依靠農家一家一戶養幾隻雞的辦法供應，供應差額很大，城市的雞蛋供應緊張，喬木同誌對此很關注。當他聽說北京東郊官莊的養雞場采取現代化的規模經營的方法，獲得成功，就立即叫我去實地調查。我在那兒搞了幾天調查，當時養雞場的場長就是現在的農業部長劉江同誌。調查之後，我們寫了個調查報告給喬木同誌。喬木同誌認真聽取彙報後，親自仔細修改後上報了中央，使這一經驗得到了推廣。現在大中城市裏雞蛋供應基本上都能自給了，這不能說沒有喬木同誌的一片心血。
（三）他十分關懷人才的培養和科技隊伍的成長。喬木同誌很注意團結新老科學家。對老一輩科學家非常尊敬，經常到老科學家住的地方走訪；對新一代科學家非常愛護，經常找年輕科學家談話，有時還通信，引導和幫助他們。
喬木同誌很重視從社會上招募有名的科學家到社會科學院工作。同時，注重社會科學院本身的人才培養，為此，專門創辦了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喬木同誌很注意培養和提拔年輕幹部，委任年輕的科學家當研究所的所長、副所長，以及副院長。
（四）喬木同誌同樣非常重視科研條件的改善。在他的親自關心和支持下，長安街建起了第一座科研大樓，也就是現在的社會科學院辦公大樓，建築麵積7.5萬平米；先後建造了3000套約20多萬平米的高層宿舍，基本上解決了當時社會科學院住房困難戶的嚴重缺房問題。同時，還經過多方努力使社會科學院的科研行政經費增加十倍，尤其是設立了麵向全社會的社會科學基金，這不僅解決了社會科學院的研究經費問題，而且對全國的社會科學研究的推動具有重大意義。
作為一個曾經在胡喬木同誌直接領導下、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過多年的老兵，我非常敬佩胡喬木同誌對發展社會科學這樣的熱心、這樣的負責和這樣的富於遠見卓識。
（原載《當代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2期）
懷念喬木同誌推動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功績
任繼愈
人生不過百年，百年中有一部分時間接受社會的培育，真正為培育自己的社會服務的年限並不多，長的幾十年，短的也許幾年，甚至更短。在近現代史上文化教育界湧現過許多重要人物。像章太炎、蔡元培兩位知名人士，對社會影響很大。人們懷念章太炎的貢獻，有兩件大事：一件是與孫中山倡導革命，推翻清朝；一件是在蘇州講授國學，培養了一批國學家（實際上是文字學家），形成學派。蔡元培也是在早期參加革命，後來擔任過教育總長、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兼過北平圖書館館長。他對社會影響大，有貢獻，令人懷念的也有兩件大事：一件是“五四”前後在北京大學校長任內為新文化運動提供根據地，開一代風氣；再一件是與宋慶齡等人發起保護愛國人士的運動，抵製了蔣介石的法西斯專政。古人也有類似的情況，唐朝的韓愈做過中央官，也做過偏遠落後地區的地方官，按時間算，做中央官比做地方官的時間長得多。他任潮州刺史還不到一年。他的政績在潮州留下深遠的影響，推動了當地的文教事業。從他開始，潮州有了讀書人，人們懷念他，江曰韓江，山曰韓山，連江山也打上韓氏標記。韓愈由潮州調到山陽，在山陽任期比潮州長，但山陽留下的痕跡不多。
胡喬木同誌是新中國的理論家，他受過係統的現代資產階級教育，他從舊營壘中走出來，投向革命陣營，經過長期革命實踐的鍛煉，使他成為新中國卓越的理論家。他一生從事理論工作，凡在理論戰線共過事的同誌都有深刻的印象，也有對他更全麵的認識。我認識喬木同誌是50年代初期，有直接接觸、來往較多，則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之後，他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這一短暫時間。他由於工作關係離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來往又少了。
中國社會科學院前身是中國科學院的“哲學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學部的規模不大，學科門類也不齊備，與新中國發展社會科學（按中國習慣，社會科學包括國際通認的人文科學）的需要很不相稱。而且建國以來，政治運動接連不斷，社會科學的係統研究並沒有建立。“文化大革命”期間，哲學社會科學部又是全國受“文化大革命”毒害的重災區。處境艱難，形勢嚴峻。在這種形勢下，喬木奉命籌建中國社會科學院，他麵臨的是這種殘敗局麵。喬木同誌主持了全院的工作，組建了國家需要的、新的研究所，舊所則加以充實，培養了幹部，製定了與國民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科研規劃，把全國的社會科學研究納入總體規劃之內，設立了幫助科研重大項目的社科基金。他想方設法調動全國有關人員的積極性。
為了培養大量後備人才，建立了研究生院，招收研究生，為後來的科研工作培養了大批新生力量。今天各地大專院校都在培養碩士、博士，當時在全國培養研究生的隻有少數幾處，社會科學院在當時起了很好的帶頭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能有今天的規模，並成為全國幾個理論研究的重鎮之一，基礎是喬木同誌領導社會科學院時奠定的。
在任院長期間，喬木同誌的工作方法也給人留下了難忘的印
象。他主持各研究所的工作彙報會，實際也是現場辦公會。本院的職能部門也參加，各個研究所遇到的困難問題，凡是當時能夠解決的，決不留到以後再辦。
當時中國對外開放不久，有些國外學科發展情況我們了解得不多，喬木同誌要求一些學科的專家定期及時向院的領導介紹情況，他也積極參加這類小型的學術報告會。虛心聽取各個研究所反映的意見，上下之間沒有隔閡。
在理論研究上，喬木同誌善於聯係實際，及時指出研究中的問題。在一次彙報會上，有一位研究經濟學的同誌提出，有些人認為自然科學攻關的題目好定、好找，經濟學不好找，想攻關，不知道關在哪裏。喬木同誌當時指出，社會上到處有可攻的關，像北京市蔬菜供應，市民有意見、不滿意，這裏有生產問題，也有流通問題，像這樣的問題就是關，值得攻一攻。
還有一次彙報會上，有人提到山西大寨有一句流行的口號：“堵不住資本主義的路，邁不開社會主義的步”。喬木同誌說，大寨的做法是不是社會主義的路，還值得研究。當時“四人幫”已倒。大寨這麵大旗被認為是唯一的農業發展的典型。喬木同誌較早地提出大寨的路值得研究，當時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喬木同誌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沒有把注意力局限於本院，而是隨時隨地考慮到新中國發展社會科學的全局，比如製訂規劃，與全國各地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共同協商，決定課題，分擔任務，對全國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起著模範帶頭作用。他還倡議、主持了《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編纂工作。這是一部代表國家水平的大型工具書。為此發動了全國各行各業的專家參加，並從中遴選稱職的各科主編。他定下了極高極嚴的標準，提出的要求是“請最合適的人寫他最合適的條目”。現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已出齊，成為建國以來最有權威的大型工具書，得到國家的特別獎。而當年倡議、籌劃者喬木同誌已離開了大家，未能親見此書的全部竣工。
喬木同誌看到中國已走向世界，一方麵我們要多了解外國的各個方麵的情況，一方麵也要正確扼要地向全世界介紹新中國的情況。他倡議編輯一套《當代中國》叢書，如實地向全世界介紹新中國的各方麵的成就，為祖國在國際上樹立光輝、準確的形象，既可總結我們建國以來自己走過的路，創造和積累好的經驗，也是對國內廣大讀者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有說服力的活教材。這部叢書，有按行業門類從農業、工業、文教、科技、國防等各方麵反映新中國的成就，又有按地區、行政區域的分省市的綜合介紹，設計宏偉、縱橫交織，構成新中國各個領域的新畫圖。這樣的大規模文化建設也要調動全國各地、各行業、各民族共同的積極性，才能辦到。這部大的叢書已陸續問世，引起國內外的矚目，這是新中國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階段性的總檢閱，可惜喬木同誌也未能看到它全部完成。
國內有成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有的偏重在哲學，有的偏重在曆史，有的偏重在經濟學，有的偏重在黨的建設理論。學問各有專長，又各有局限性。但是作為有深刻造詣的理論家卻要具備高度綜合、概括的本領，能貫通多種學科，溝通學科之間的關係，而深刻造詣的理論家實在不多，應當說為數很少。喬木同誌就是我國很少數的有通才卓識的一位。
作為理論家，一方麵要有深厚的學力，另一方麵也要有理論的天才。才與學相匹配，具於一人之身的並不多，喬木同誌是才與學相副的一位。
建國45年，我國在科技、史學、文學、軍事學等很多方麵湧現了許多人才，唯有理論界人才湧現得不多。原因是多方麵的，直接危害人才成長的一個原因是有一度理論界被假冒偽劣者竊踞領導崗位，致使真正人才難以得到施展的機會。喬木同誌在艱危中盡力發揮了他的才能，並使之化成精神財富，留給後人。如果我們國家有幾百個，哪怕幾十個、十幾個真正的理論家出現，並得以充分發揮其潛能，新中國各方麵的建設事業（包括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將會比今天繁榮昌盛得多。像喬木這樣的理論家太少了。
喬木同誌從事理論工作幾十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隻有短短幾年，在他全部曆史中隻占一小段，就這短短幾年，他為中國社會科學作出的貢獻值得人們長遠懷念。
（原載《我所知道的胡喬木》，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版）
良師·益友·同誌——緬懷胡喬木同誌
溫濟澤
胡喬木同誌是我的老領導，也是良師、益友，特別是在我身處逆境的20年中，他始終把我看作同誌。
我和他相知，是在1939年，在延安。那時候，他在中央青委做領導工作，我在中宣部當幹事，同時受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委托編寫一部高小適用的《自然課本》。他領導《中國青年》雜誌，曾派人約我寫科學小品。
後來我調到中央研究院，在中國文化思想研究室做學術秘書和研究員，1942年整風運動開始，臨時調到院黨委工作。整風開始不久，中央研究院發動了反王實味鬥爭。王實味是中國文藝研究室的研究員，在《解放日報》副刊上發表了總題目叫《野百合花》的一組雜文，毛主席看了，托喬木同誌代他給王實味寫了一封信，指出文中宣揚絕對平均主義的觀點，對同誌進行批評采用冷嘲暗箭的方法，是錯誤的，是不利於團結的。此信寫在康生插手反王實味鬥爭並把他錯定為“托派分子”、“國民黨特務”之前，批評是中肯的。我聽說了這封信，也知道喬木同誌調任毛主席的秘書，但是這時還沒有同他見過麵。
我和他初次相識，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1942年5月23日下午，舉行第三次大會，在毛主席做結論之前，會場上就幾個問題發生激烈的爭論。在爭論作家要不要學習馬克思主義這個問題時，喬木同誌站起來發言，他反駁了作家不要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意見，那從容說理的態度，簡而有充分說服力的言辭，引起很多人的欽佩。我就是在這次會上認識他的。
1943年初，我調到解放日報社，以後，又調到新華社，在報紙、廣播崗位上工作了十五六年。毛主席交給中央機關報和新華社發出的文稿、新聞單位送給毛主席審閱的文稿，都要經過喬木同誌，毛主席對新聞單位有什麼指示，有些也由喬木同誌傳達，這樣，我們之間的接觸就漸漸多起來了，特別是毛主席、黨中央在轉戰陝北之後進住西柏坡期間和建國初期。
1948年5月，毛主席、黨中央到達了西柏坡，新華社也從太行山區遷到西柏坡附近。當時社長是廖承誌同誌，喬木同誌兼任了新華社的總編輯。10月，喬木同誌抽調了二十多個同誌組成一個小編輯部，搬到西柏坡，及時編發重要稿件。當時正是解放戰爭的決戰階段，新聞報道工作十分緊張。除一般戰報總編輯可以簽發外，重要戰報要送當時任解放軍總參謀長的周恩來同誌審簽，有些還要送毛主席審閱簽字後才能播出。每天晚上，小編輯部都要開一次會，由喬木同誌講解：頭一天編發的稿件中有什麼問題，在政策的掌握上有哪些地方做對了，哪些地方有“左”的偏差（如新解放城市的工商業報道中就有過這樣的偏差），哪些地方有右的偏差（如優待高級戰俘的報道中就有過這樣的偏差），在寫法上、語法修辭上有些什麼毛病，當天和今後寫稿要注意些什麼問題，等等。當時我留在社裏主持編發陝北新華廣播電台每天播出的稿件，天天都聽到喬木同誌講話的傳達，深感受益匪淺。當時有些要由廣播電台在對蔣軍廣播節目中播出的稿件，就直接送到我們口頭廣播部。我記得在淮海戰役的第二階段（1948年11月23日至12月5日），就以“人民解放軍總部”和“劉伯承、陳毅將軍”的名義，分別向蔣軍黃維兵團播出過五次廣播講話稿，頭兩次講話稿是毛主席親筆寫的，後三次都是喬木同誌寫的。當時我們把這些稿子作為範文學習過，主要是學習稿中如何針對敵軍的心理狀態“有的放矢”地進行宣傳，用什麼措辭更能體現政策和適合分寸。
建國初年，喬木同誌擔任新聞總署署長，直接領導中央三大新聞單位（人民日報社、新華社、廣播事業局）的工作。頭年把，中央文件不直接發到這些單位，規定這三個單位負責人每兩個星期到中南海喬木同誌那裏看一次中央文件。我在廣播事業局工作，見到喬木同誌的機會就增多了。他有時找我們談談話。有一次談到“新聞背景”問題，他說，要學會運用新聞背景材料，打比喻說，就像用粉筆在黑板上寫字，黑板就是背景，有黑板襯托，粉筆字就更加清楚了。又有一次，他講到新聞單位負責人的把關問題，他說，你們要把好關，不僅政策關，還有文字關，審稿要仔細認真修改，不能像電車、公共汽車的售票員那樣，不管誰上車，都賣給他一張票。他寫文稿十分重視語法和詞章修養，曾請呂叔湘、朱德熙先生寫了一係列語法修辭講話，在《人民日報》上連載，要凡是動筆杆子的人都認真學習。還有一次也留給我深刻的印象，那是在1950年5月8日我們去看文件之後，喬木同誌通知說毛主席要見見我們，他帶著我們去菊香書屋，毛主席站在門口迎接，喬木同誌一一介紹。輪到我時，他說，他不久以前在《時事手冊》上發表了一篇《關於原子彈問答》。後來喬木又對我說，你那篇文章寫得很通俗，打的比喻很能幫助讀者加深理解。
這些就不多說了，我想會有人寫得更多。下麵談談我身處逆境時同喬木同誌的交往。
大概是1967年的一天，北京和全國都籠罩在極不正常的氣氛之中。那時我已調到北京廣播學院，正在受“群眾專政”，但還有到醫院看病和每星期六回家的自由。有一次，在14路公共汽車上，車到一站，門打開，我看到喬木同誌上車，就點頭致意，站起來讓座。他用眼神告訴我，叫我不要跟他打招呼。他把著扶手搖搖晃晃地站著，我既讓座也就把著扶手搖搖晃晃地站著，中間隔兩個人，我們的目光偶爾碰到一起，一句話也沒有說。最後他用眼神示意要下車，我以注目禮送他，看到一個人原來是跟他上車的，也跟他下車，大概是“監護”他的吧。我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就從紅衛兵小報上看到郵電學院揪鬥喬木同誌的消息，非常惦念，這次車上相遇，又喜又憂，怎麼連一句話都不能說了呢？國家究竟要變成什麼樣子呢……
在“文化大革命”中，1969年10月的一天，此時我已獲得“解放”，我到廖承誌同誌家中去看望他。廖公（我們這樣親切地尊敬地稱呼他）原是新華社老領導，也是我的良師、益友。“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周總理保護他，讓他住在中南海。後來患了心肌梗塞進了醫院，此時剛出院不久，在家休養。我們多少年沒見麵，一見麵，寒暄了幾句，他就談起關於喬木同誌和我的一件事。
他說，1958年10月，喬木同誌聽到我被劃為右派的消息那天晚上，快到半夜了，匆匆打電話，跑到他家裏，一見麵就問：“你知道溫濟澤同誌被劃成右派了嗎？”他們兩人都認為從曆史上全麵地看人，不能把我劃成右派。他們相約，第二天上午，一起到中宣部去詢問。得到的答複是：是廣播事業局劃的，中宣部已經批準，報到書記處，無法改了。喬木同誌歎氣說：“又毀了一個好同誌！”他們仍希望有一天能夠幫助我。
在這次同廖公談話之後的一段長時間裏，我每幾個星期去看望一次廖公，每幾個月去看望一趟喬木同誌。頭一次到喬木同誌家，我表示自己這些年一直都在更加嚴格地按照共產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力所能及地為黨做一些工作。他以信任的眼光鼓勵我。我們談話的主要內容是馬克思主義和新聞學理論方麵的問題。當時我正在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寧全集》，正在編一本《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報刊·列寧論廣播》。後來這本書出版了，我曾送給他一本。這期間正處在十年動亂之中，每次見麵，他都寡言少語。我沒有同他談過劃右派的事，他也從沒有問過我，我知道他在組織性紀律性方麵對自己的要求也是很嚴格的。
1978年1月的一天，這時“四人幫”已經粉碎一年多了，“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了，這天晚上，突然有一位同誌找我，說喬木同誌打電話到他家，要找我說話（那時我家裏的電話被拆掉已快20年了）。喬木同誌問我：“我現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急需調些同誌，你願意來嗎？”（當時喬木同誌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我考慮了一下說：“願意。不過，我正在要求解決黨籍問題，等解決了再調可以嗎？”他說：“你先調來，說不定到這裏能較快地解決哩。”他說由他找張香山同誌（當時廣播事業局局長）商談調我的問題，要我等著。過了大約兩個星期，喬木同誌打電話給我，說他談了三次，香山同誌終於答應了。他說：“既然說定了，你明天就來吧。”我猶豫一會兒說：“能不能請你先跟我談一次話？我現在不是黨員，怕去了做不了多少事，反而給你添麻煩。”他說：“不會的，我了解你，這裏不少同誌了解你，你明天就來，來了再談。”我再次要求談好再去，他堅持要我先去後談。我隻好同意了。當時喬木同誌的妹妹方銘正在他的身旁，方銘同誌後來告訴我：“他掛上電話，對身旁的人說：‘我已經把溫濟澤同誌調到社科院了。’他可高興啦！”
第二天早上7點半，我如約到他家裏。他讓我搭上他的車，到了社科院。在他的辦公室裏，同我談了差不多兩小時。談學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怎樣分裂成兩派和怎樣鬧派性的，兩派是怎樣在悼念周總理逝世時開始聯合起來的，他和鄧力群、於光遠同誌（當時他們兩位是副院長）來了以後是怎樣整頓的，又談了當前狀況和近期打算，最後說：“新成立了科研組織局，局長劉仰嶠同誌，副局長有一位，是劉導生同誌，你也擔任副局長。”我連忙推辭說：“我20年沒做領導工作了，現在還不是黨員，我不要擔任領導職務，隻願做好普通一兵。”喬木同誌說：“這是黨組決定，已經在科研組織局宣布了，現在你就去上班吧。”
一夜之間，我從“摘帽右派”成了“副局長”，既覺得20年冤屈終於吐了一口氣，又未免有點“惶恐”之感。但到辦公室一看，秘書小於已經幫我布置好一間辦公室了，同誌們待我都很好。我深深感到喬木同誌對我的這種“同誌情”，“同誌”這兩個字是多麼可貴！
我首先抓緊做工作。我想，總不能一上班就要求解決自己的黨籍問題吧，隻能等等再說。沒想到過了沒有幾天，喬木同誌因病住院了。3月，黨中央召開全國科學大會。此時鄧力群同誌主持全院日常工作。院裏派十個同誌組成一個代表團去參加大會，指定我當團長。我推辭不過，隻好硬著頭皮去了。在會上，遇到科技界的一些老朋友，碰見新聞界的不少記者，他們和我久別重逢，備感高興。但是我隻能參加大會和小組會，黨的會議不能參加，頗為別扭。不久喬木同誌出院了，我就向他提出我的黨籍問題。他要我向中組部寫個申訴書，由他交給政治部轉上去。我很快就寫好了，說明我從來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廣播事業局原黨組對我的處理是錯誤的。喬木同誌，還有廖承誌、吳冷西、熊複同誌，也各自為我寫了證明，證明我被劃右派確是一件錯案。當時中組部部長胡耀邦同誌，很快就批示對我的錯案“予以改正”。我是當時被中組部批準“改正”右派錯案的第一個人。
我在44歲時被錯劃為右派，64歲時得到改正，大好時光被浪費得太多了，怎麼能不拚命工作呢？當時喬木同誌很多時間在中央書記處工作，社科院的日常工作由鄧力群同誌主持。力群同誌有一次找我談話說：“有同誌反映，你像火山爆發了那樣不要命地工作，還是應當注意勞逸結合，保重身體才好。”我很感謝力群同誌和同誌們對我的愛護，喬木同誌也這樣關懷我，但是，我怎樣才能彌補20年的損失呢？何況當時我的負擔確是很重啊。
當時社會科學院有14個研究所，科研組織局要聯係這原有的各個所，又要協助籌建新的研究所。喬木同誌要我參加了籌建新聞研究所的工作。四五月間，喬木同誌又提出要各所招研究生，以緩解當時各所青黃不接、後繼乏人的狀況。招考的結果，全院從幾千人中錄取了440人。原來準備各所招的研究生由各所自己帶，後來因各所都認為自己帶有困難，到七八月，喬木同誌提出籌辦統一的研究生院。他高度重視創辦研究生院的工作。他說，通過辦研究生院，可以充實各所的後備力量，提高各個所的工作，曆史會證明我們的決定是正確的；希望大家不要怕麻煩，一定要把研究生院辦好。他親自抓了創辦研究生院的工作，從辦院的方針、計劃、體製、學製、課程、教材到各係主任的人選，他都一一過問。他任命周揚同誌為院長，要我兼任副院長。在辦院的頭一年，我兼任局和院的兩方麵工作。一年之後，才專任院的工作。1982年，周揚同誌病重，我任院長，一直到1985年離休。
1979年初，老一輩革命家李維漢同誌向黨中央提出建議：編一套比較完整的係統的革命烈士傳。當時喬木同誌在中央書記處工作，並兼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他以黨史研究室的名義，把這個任務委托給我。我欣然從命，認為編烈士傳是後死者義不容辭的責任。喬木同誌叮囑我，現在百業待興，國家困難，你做這個工作，要盡量節約人力、財力，不要另立專職機構，不要向國家要編製，不要向國家要經費，利用你現在的辦公室兼著搞就行了。我當時主要是利用在科研組織局的辦公室，聯係了十幾個單位，從十幾個人逐步擴大到八九十人，組成了一個沒有列入國家編製的主要由兼職人員組成的業餘編輯部，從社科院經費、中組部黨費中撥了些錢，就把工作開展起來。我在延安七大以前參加過中組部主持的《死難烈士英名錄》的編輯工作，當年列入英名錄的烈士不到一萬人。我因此提出了一個編寫兩萬烈士傳記的計劃。喬木同誌批示：不能編成烈士英名錄或大辭典，而應編成“公眾讀物”，立傳人數1000人也嫌多，每篇傳記幾百字又嫌少。按照這個批示，我們同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區的黨史、民政部門反複研究，經喬木同誌批準，最後確定立傳的烈士人數1000多人，編寫傳記800多篇，按革命曆史時期分編成十卷。從計劃、征稿、采寫到全書出齊，曆時12年。1991年全書出齊的時候，作為向黨成立七十周年的獻禮。按照這部書的體例，後來許多地方（不少省、市、縣）也都編印了當地的烈士傳。我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經中央和各地民政部門登記的烈士總數近150萬人，有很多烈士還無法登記，這可以說是紀念先烈和教育子孫後代的一份重要教材。
1980年，中央決定為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冤受辱的瞿秋白烈士平反昭雪，並出版包括他的政治理論著作在內的《瞿秋白文集》。當時兼任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的喬木同誌，又把這個任務委托給我。我曾經幫助楊之華同誌整理過瞿秋白文稿，楊之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文稿都已散失了，我又把這個委托擔當起來。喬木同誌再次囑咐我要節省人力財力，我又組織了十幾位業餘編注人員，向文獻研究室要了些必要的經費，開始工作。總共搜集了約六百萬字文稿。經喬木同誌同意，首先在1985年瞿秋白同誌就義50周年的時候出版了一本《瞿秋白選集》。《瞿秋白文集》14卷，其中政治理論編8卷，文學編6卷。文學編由於有50年代出版的《瞿秋白文集》作為基礎，新編的已經在1988年全部出版，政治理論編已經出版五卷，還有三卷將在明年6月紀念瞿秋白同誌就義60周年時全部出齊，這將是對瞿秋白同誌一個最好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