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木同誌又是全國新聞界的老領導。1983年，在他的指導下，中宣部召開了一次全國高等學校新聞教育工作座談會。第二年，又開了第二次座談會，會上成立全國新聞教育學會，公推我為會長，又得到喬木同誌的讚同，我擔任這個職務一直到1993年。
我和喬木同誌相知、相識、相處半個多世紀。回憶起來，真有說不盡的話。像對許多人一樣，我也看到喬木同誌有些弱點和缺點，但是更多看到的是他的優點和長處。他對黨、對國家、對人民的獻身精神，對工作極端負責、一絲不苟、任勞任怨、精益求精的敬業精神，對同誌善於理解、善於任用、赤誠相待、樂於助人的友愛精神，都是我永誌不忘的。寫到這裏，我記起了他在1983年寫的題為《小車》的詩，是他有感於楊水才（河南許昌桂村公社一個大隊黨支部副書記兼村農業中學校長）的豪言壯語“小車不倒隻管推”而寫的，詩的最後四句是：“小車不倒隻管推，車倒扶起往前追。扶不起來也沒啥，滾滾長江浪浪催。”喬木同誌這種生命之光不滅、奮鬥之火不熄的精神，也是我們應當學習的。
（原載《我所知道的胡喬木》，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版）
憶喬木
常念斯
昨天收到《回憶胡喬木》一書。傍晚攜書回家，晚間開始讀許多熟人對喬木的回憶。一張張照片把人帶回往事中去，一篇篇回憶文字，使我淚下，不能卒讀。躺下後，中夜又起床挑燈，接著讀到早晨3點，有些篇讀了還又再讀，那些照片看了還又一再地看，淚珠也忍不住一再地流。
記得1946年喬冠華以喬木筆名寫了一篇《論國際形勢》，十分精辟，在國統區大家爭相傳閱。那時就聽說，還有一個北喬木比南喬木水平更高。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政府機構和負責人名單中看到新聞總署署長胡喬木的名字。真正見到喬木是1951年他所寫《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剛發表時，在北京中山公園中山堂聽他作學習輔導報告。那時他是個風度翩翩的白麵書生。使人驚奇的是一個上午的報告會，他不用稿子，隻是站在那裏安詳地娓娓地說，把曆史講活了，使人體會到一點革命走過的艱辛道路。回家繼續看筆記，竟就是一篇嚴密完整的文章。那時已聽說他有胃病，心想一定是勞累過度所致。哪知不久他就胃穿孔動大手術了。喬木的風度，從一開始就給我一種“龍井茶”的印象，看似清淡，卻給人醇甘的味道。田家英給我的印象是頗有點英氣逼人的才子；李銳1952年還在湖南任《新湖南報》社長（同時好像也是省委宣傳部長）時，在長沙聽他談毛澤東青少年時代事跡，也是才子型的人物，但兩人似都沒有喬木那樣深厚的修養。
那時，袁水拍在編《人民日報》副刊。有一次，他寫了首兒童歌曲，其中有一句“我們的千萬隻小手高高舉”。聽說喬木托人帶話給袁水拍，孩子們不會稱自己的手是“小手”，那是大人的話。這件事我還記得，不僅是驚奇喬木看報刊這樣細致用心，並且也從中思索：群眾觀點不是恩賜式的自上而下，而是自己作為群眾的一員來看事、想事。董邊文章中寫喬木對《中國婦女》雜誌編輯方針的意見，要讓婦女來討論自己切身的問題。我體會這思想在喬木是一以貫之的。
真正和喬木在工作中接觸是自1977年他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一任院長之後。他到任上班後的第一件工作是帶著行政管理局長打掃院大樓的公共廁所。這在“文化大革命”十年，舊學部人人逍遙，隻顧自己，風紀蕩然無存的學部大院裏是一種無聲的精神動員。當然，喬木更關心的是“文化大革命”之後人文社會科學事業怎樣建設的問題。他在為鄧小平起草的重要講話稿中寫入不僅自然科學、技術科學落後，社會科學也同樣落後。這對那些以為有了馬列主義，就一切真理在自己手中的人是一大觸動。正因為有了這樣一個總估計，才使人文社會科學能衝破藩籬而發展起來。尤其重要的是在社科院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擴大會議上，喬木在報告中著重指出，馬列主義不是一個封閉的思想體係，而是一個開放的思想體係，促使人們去不斷探索。資本主義社會有它的問題，社會主義社會也有許多要解決的問題，需要研究，需要借鑒外國的經驗。這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兩個凡是”還禁錮著許多人的頭腦時，提出“解放思想”的響亮號召。後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全國展開討論，是這種解放思想的精神產物和繼續。喬木不僅奠定了發展人文社會科學的基本路線，還親自請費孝通重建社會學，擔任社會學研究所第一任所長，使社會學這個學科在1957年被取消之後恢複了名譽，重新建立起來（後聽說喬木又有點悔意，那是另一回事），並由此帶動了其他許多新學科的建立。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百廢待舉。1979年春，中國社會科學院派出第一個訪美代表團，喬木本來是團長，直到臨行前一周，由於醫生勸阻，才由他改請當時社科院領導人中最有國際活動經驗和世界眼光的副院長宦鄉帶團出行。在此前後，社科院的兩任外事工作負責人雖然有不少外事工作經驗，卻都因不善於開展國際學術交流，一再受到喬木批評，而終於離去。這項工作後來由宦鄉主持，很快便開展起來。對此，喬木是感到滿意的。喬木在社會科學院的建樹遠不止此，對愛護發揮老學者、老專家的專長和培養提拔新生一代，他都親自作了大量工作，這些是任繼愈先生紀念文章中沒有提及的。
這十年來，有人在社會上製造一種輿論，稱喬木是“左王”。《回憶胡喬木》一書中許多文章作者，其中有老幹部（如溫濟澤），也有黨外人士（如蕭乾），他們的親身經曆都說明喬木畢生工作，主要著力的是在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同時，反對“左”傾關門，反對“左”傾教條，反對政治運動擴大化；對於被錯誤地遭受打擊的知識分子，盡力幫助平反。這是十分不容易的，因為在中國國內革命的殘酷鬥爭環境和在國際共運反對斯大林與蘇共控製的國際環境中，中國共產黨內的“左”傾路線有長期的曆史。1945年黨的七大確立以毛澤東為首的領導核心後，引導革命取得了全麵勝利，但對知識分子不信任卻由來已久，影響很深。革命全麵勝利後，毛澤東個人專權的傾向不斷發展，導致1957年至1976年犯下嚴重極“左”路線錯誤。從外麵看，喬木是在權力中心，其實，喬木既不是長征幹部，又不曾帶過兵，也不曾掌握過一個地區的黨政領導權，他隻不過是毛澤東身邊的一個辦事人，而不是政策製定者。他能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在這有限的範圍內，他竭力反“左”，直到最後“文化大革命”時，自己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帽子。粉碎“四人幫”後，建立起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領導集體，從外麵看，喬木儼然成為思想理論方麵的“領導人”，是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其實他依然隻是個“翰林學士”（蘇東坡的最高官職），是個散班常侍。對改革開放這樣一件新事，即便在讚成的領導層人士之中，也有各種不同主張，這是不足為奇的，而且是健康的，是改變毛澤東時代一人說了算的專權體製，走向民主所必須的。任何人的意見，有對、有不對，也是正常的。15年改革開放，有成就，也有失誤，怎樣分析評價，也有待時間檢驗。把喬木罵為“左王”，是一種缺乏嚴肅善意態度的攻擊，是正直人所不取的。呂叔湘先生在書中的端正題詞，表達了一個正直老人的心。季羨林先生文中對這種攻擊的反駁也是我心裏的話。
許多文章裏都提到喬木也有他的錯誤不足，但都是“為賢者諱”的筆法，在目前情況下或者不得不如此。從後人向曆史學習來說，人物功過是非總要還他本來麵目。喬木也有隨從執行“左”的路線的時候。我以為正如不必向紅衛兵算“文化大革命”的賬一樣，因責任在毛澤東。近十五年裏，喬木與周揚、王若水的對立，我看恐怕喬木是有錯誤不當之處的。喬木反對提“社會主義社會中同樣有異化”，反對提“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在理論上，恐也未必對。每個時代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給予的局限性，喬木也是如此。而且他有時還有一種認真到了天真程度的執著。他一方麵說自己精神經常處於自我批評狀態中（沙健孫文中援引），一麵又還會堅持一些錯誤的看法和做法，這比自認一貫正確的人，我以為還要高一籌。有的人說喬木善變，把這看作喬木個人品質的問題，我一直不敢苟同。袁鷹文中說喬木的本色是詩人，這是一方麵；劉大年文中列舉喬木作為曆史家、思想家的思想探索，這是又一方麵。兩方麵合起來，都是喬木的本色。他以詩人的熾熱感情和思想家的嚴肅探索傾注於所獻身的革命事業，又由於風雲際會而廁身於複雜的權力中心夾縫裏，親身經曆、親眼看到各種複雜錯綜的高層政治鬥爭。我想，這不能不在他內心引起巨大的痛苦。力群文章中說：“喬木確實是憂國憂民，憂得很深……幾十年來，沒有看到他放聲大笑過。”我想這不僅如力群所說，和他的性格有關係，而是埋藏在他心底的、為革命事業感到的痛苦。他對毛澤東既忠誠敬佩，又痛感在最後二十年裏的錯誤在全中國造成的巨大危害，這在他心靈裏不能不是一個巨大的負擔。他逝世前幾年認真思索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為什麼會長期犯“左”傾的錯誤？僅僅是提出這個問題就需要多麼大的思想勇氣！按說已經有了關於黨的曆史的兩個決議，在一般人會覺得已經交代得過去了，但對參與起草這兩個決議的喬木來說，這個曆史的巨大痛苦一直壓在他心上，不然，他不會去想的。作為思想家的大膽探索，他的思想在辯證地運動，有時會今天否定昨天的想法，這是常有的事（他的文章一改再改，也就是思想認識在發展變化），以此來責備他善變是沒有道理的。在複雜的環境裏，他先發表了自己真實的想法，又為要和中央保持一致而不得不再說一些違心的話，做一些違心的事，這也是可以理解的。這是在他身上“士”和“仕”的矛盾。在形而上學者眼中，人不能有矛盾，有矛盾就證明不真實。其實，恰恰因為有矛盾，才更反映真實。如果喬木一心做官，就一心“唯上”好了，也不會矛盾。有矛盾就引起痛苦，這個痛苦既是巨大的，又是具體的。穀羽文中說到喬木為聶紺弩、沈從文、邵荃麟的夫人……以及蕭乾文中提到的許多人，或是政治生命被剝奪，或是生活中、工作中各種困難，喬木總是滿腔熱誠，盡力幫助解決。在這滿腔熱誠中，使人感到喬木的心在痛，但是他的官場身份不容許他心痛，這隻能更增加他的隱痛，使他“嚴肅、不苟言笑”，難道不是這樣嗎？
喬木曾請戈寶權幫他查找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扉頁上援引題詞“我已經說了，我拯救了自己的靈魂”這話的出典。為什麼這句話如此觸動他的心呢？使人不禁要想：這豈不也是流露出他自己內心的矛盾和痛苦嗎？
從1990年初起，喬木把他一生中最後的精力傾注於寫作一部回憶毛澤東在40年代和50年代思想與活動的著述，這是他一生最後的一項工作，希望把中國共產黨曆史的一些重要經驗教訓留給後人。在考慮醞釀這項工作時，喬木的心情也是極不平靜的。他曾為友人手書條幅，端莊工整，筆力遒勁，宛如其人，而又全然不像是七十幾歲的老人；錄、寫的是宋無名氏《水調歌頭》：“平生太湖上，短棹幾經過。如今重到何事？愁與水雲多。擬把匣中長劍，換取扁舟一葉，歸去老漁簍。銀艾非吾事，丘壑已磋跎……太平生長，豈謂今日識幹戈……回首望霄漢，雙淚墜清波。”而後講，“詞作者蓋生於北、南宋之交，悲歌慷慨，一唱三歎。寫後，自己也深受感動。”這是喬木內心的一角，是人們難得去體會的。
寫下這些，一是不能自已，向喬木獻一瓣心香，二是曆史人物往往蓋棺後，評論才剛開始，或許有朝一日，大家會想再寫點什麼。
（本文節錄自作者寫給邵東方君的信。《讀書》雜誌1995年第12期曾由編者擬題發表。在發表前作者作了修改和增補，該刊未及采用。本書按作者的修改稿收錄）
嫻雅舉止下心底的熱焰——回憶胡喬木紀事
朱元石
我很有幸，於1975年到了以胡喬木為主要領導人的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工作。
我們年輕人，早已知道胡喬木是毛澤東的秘書，不僅心儀已久，而且有神秘感。一見倒很平常，文弱書生模樣。
胡喬木溫文爾雅，性情平和，說話細聲細氣，慢條斯理，娓娓道來，聽他講話，隻要能一字一句記下來，就驚奇發現，即是一篇如同已經經過字斟句酌、神工斧削的文章。
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工作熱火朝天，但是中興波瀾。國務院政治研究室不久便被說成是“右傾翻案風”的黑風口。“四人幫”和“四人幫”的投機分子，以為有機可乘了。胡喬木又一次陷入了政治危機。
有一次，我在紫光閣旁的小道上，不期與正在散步的胡喬木遇到，也就同他一起走著，有生第一次與他這樣切近地說話。他問我是什麼地方人，我說是上海人。他噢了一聲，並不無調侃地說：在上海，上海人可是看不起蘇北人的呀，蘇北人大多是在那裏做最底層的工作的。可是一個大城市，沒有這些被看不起的人在工作，恐怕就很難維持了，一天也維持不下去。我說，是的，但不少地方可能都有一種盲目的地域偏見，從而會有意無意地排斥外地人。
然後不知話頭是如何轉來的，他說他重新做工作以來，就有一種特別興奮的勁頭，覺得有做不完的工作要做，所以就像拚命三郎似地踢打。他對當時的前景並不太樂觀。說他前一陣子的勁頭也許是回光返照吧。胡喬木從1961年夏開始病休，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十有九年被審查和“冷凍”，直到1975年在鄧小平的交代下籌備和成立了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胡喬木才再一次獲得了舍命陪君子、拚命報效黨和國家的機會。
“四人幫”喪盡天良，很快倒台。大家都欣喜若狂。胡喬木和鄧力群等帶領政研室全體人員到天安門前遊行慶祝，歡天喜地地走了一圈。胡喬木一下子年輕了，不苟言笑的胡喬木臉綻笑容，跟著大家一起高喊口號。
1977年中央決定將中國科學院哲學科學部改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為部級單位，派了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三位領導胡喬木、鄧力群、於光遠去。胡喬木任院長和黨組書記。鄧力群協助他，任副院長、黨組副書記兼機關黨委書記。於光遠也是副院長。於光遠是胡喬木向中央推薦的。在國務院政治研究室陷入困境的時候，鄧力群和於光遠是最保護胡喬木的。當時鄧力群是采取大包大攬，把自己做過的事的一切責任都擔當了起來，不推到胡喬木身上。於光遠是另有高招，說東道西，講得很熱鬧，但造反派聽了卻是一本糊塗賬，抓不到胡喬木的半點把柄。所以這三個人整整齊齊到中國社會科學院來，成為一片叫好的盛事。1977年11月中央正式發出任命通知。
當時朱佳木隨胡喬木、我隨鄧力群一起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在組建院一級領導人員的工作中，鄧力群曾向胡喬木推薦周揚。鄧力群認為，毛主席說過，要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學錯誤思想，“可惜未請周揚、梁漱溟”，現在周揚還沒有工作。周揚調入後，也很快擔任了副院長的職務。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草創階段，困難很多。辦公室不夠，宿舍不夠，隨著大批幹部和研究人員的調入，這些原已存在的矛盾越來越突出，本來已經夠擁擠的辦公室越發不夠用。為解決燃眉之急，胡喬木和鄧力群首先合計把他們兩人的辦公室合並，讓出一個。那時實際就是朱佳木和我在胡喬木的辦公室裏擺了兩張辦公桌，鄧力群的辦公室完全騰了出來。這在領導同誌之中起了帶頭的作用，反響很好。叫喚辦公室小、太擠等的聲音一下銷聲匿跡。
盡管辦公條件有限，但是也要搞得整齊清潔，這是個機關單位的風貌問題，不可小視。越是困難越要有一種精神來支撐。胡喬木看到廁所很髒，就自己動起手來，打掃衛生。這種無聲的、榜樣的、沒有批評的教育，使人們感動不已，全院上下每一角落裏的掃把和抹布都跟著動了起來。後來新調來的外事局局長王光美，竟騎著自行車上下班，這又讓人們好好傳聞了一陣子。都說老革命的作風回來了。艱苦樸素不簡單！鄧力群坐的小汽車，是一輛已用過很久的伏爾加，已經很破舊，開起來就像老牛拖車。上麵又為鄧力群配了一輛紅旗轎車，他說我的車還可以用，把它配給周揚同誌吧。這輛有些氣派的紅旗轎車便讓給了周揚。這也成為領導同誌之間的一段佳話。在胡喬木的帶領下，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正氣抬頭，歪風邪氣吃不開。人們計較小事的心沒有了，便一心撲在了工作上。
胡喬木一心一意要把中國社會科學院創建成一個中國社會科學的最高學術殿堂，一心一意要把它建設成能起黨和國家的得力助手作用的陣地。
這個時候他是很忙很忙。他還是中共中央的副秘書長。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重新設立中央書記處，胡喬木當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責任更重了。他自己身體力行，不斷地為中央起草各種文件，並兼而運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這支隊伍左衝右突。他以“還我青春年少，達旦不須辭”的壯懷激烈的情懷鼓足幹勁，以“老馬知途好著鞭”的自覺奮發勇進。身上的病痛不算什麼，“小車不倒隻管推，車倒扶起往前追”。
1980年2月，我根據鄧力群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多次講話，寫了一篇文章《共產黨員要在政治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約有三四千字，不算短了，發表在2月22日的《北京日報》，占了第一版下麵近半版。新華社為此也向全國發了通稿，許多報紙轉載，反響很大。鄧力群說我寫得不錯。據《北京日報》的同誌說，胡耀邦也打電話去表示很高興看到這篇文章。胡喬木因為辦公室合並後總是有所不便，不大到辦公室來。有次由黎虹陪著來了，他向黎虹介紹說，這就是朱元石，聲音輕得其他人難以聽見。黎虹走上來熱情握手，我看得出他是一位訓練有素的秘書，不像我完全是一個生手。後來又有一次，我在走廊裏碰到來院的胡喬木。他說，那篇文章是你寫的？難怪喬木這樣問，因為文章的署名是“元石”，沒有出全名。我回答說，是。他點一點頭，嗯了一聲，沒有說稱讚的話。我知道，在他這個夫子麵前，我的文章是否論述到家，是否完善確當，那是不一定的。在他每字每句都要較真的老人家的眼裏，這篇文章一定有不少不足。胡喬木在理論問題上更不輕易表揚人，他的嚴謹作風我始終心悅誠服。他沒有批評，就是對我的鼓舞，我心滿意足了。
後來他老人家也多次說了跟黨中央保持一致的話，我發現剛把院長職務辭下來、擔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名譽院長的胡喬木，1981年1月23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黨委常委擴大會上鄭重地說：在政治上，我想也應該這樣說，社會科學院至少是絕大多數的所，是能夠跟中央保持一致的。“政治上跟中央保持一致，和我們獨立地進行科學研究，這兩個要求之間並不矛盾”。他強調，中國社會科學院是黨和國務院領導的一個社會科學機關，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一個科學研究機關，理所當然的、毫無疑問的，要同懷疑以至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作鬥爭。“中央提出與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這點是非常重要的。”
怎樣起黨和國家的得力助手的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隻能通過它的科研產品。不作這樣的努力，半點馬克思主義也沒有。在胡喬木的精心領導下，經過兩年半的艱苦工作，中國社會科學院已經有了相當聲勢，全院工作人員已達3760多人，黨員占到一半，有1880多人。1980年5月2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開第一次黨代會。胡喬木在報告中首先說，得到中央書記處的同意，中國社會科學院實行黨委領導下的院長負責製，黨組的工作就結束了。我這個院長要做些什麼，我想講一下社會科學院的根本任務。胡喬木開宗明義提出，中國社會科學院要為國家的四個現代化服務，要為社會科學的現代化服務，為社會科學院本身的現代化服務。“首先，它應該通過科學研究的成果，來做好黨和政府的助手。這也就是為社會和人民服務。”這個報告，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胡喬木說，政治是政治，學術是學術，政治也可以作為科學來研究，“我以前說過，我們不希望把社會科學院變成一個時事論壇，因為這不符合社會科學院的身份。社會科學院的任務不在這一方麵。它如果討論政治問題，就是把政治當作一個科學的對象，它要寫出有嚴肅性的、有充分論證的、係統的科學著作。”“我們不但過去搞了很多的清規戒律，而且直到現在還在守著這些清規戒律，使得馬克思主義這一門應該是最富有生氣的科學變得沒有生氣。我們的社會科學院的科學研究工作者，我們的共產黨員應該負起這樣的責任，研究新的材料，研究新的問題，研究新的方法，寫出新的著作。”胡喬木已經看了當天的報紙，他說，“今天的報紙上發表了鄧小平同誌為兒童節給中國少年報的題詞，上麵說，希望全國的少年兒童要立誌為人民作貢獻，為祖國作貢獻，為人類作貢獻。我們不是少年兒童，可是，我們需要立誌為人民作貢獻，為祖國作貢獻，為人類作貢獻。這隻有通過嚴肅的科學研究，拿出同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時代相稱的產品才能做到。”胡喬木在解放思想方麵，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方麵，常常是站在前列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生院，是在胡喬木堅持下創辦起來的。結果喜人，現在許多從這個研究生院畢業出來的學生，不少已經是科研戰線上以至其他戰線上的骨幹和領導了，他們扮演了不可或缺的新一代中堅力量。胡喬木曾對研究生院給予特殊關照。有一件事是很感人的。研究生院初辦，吸引了全國的不少有誌學子。有一位畢業於上海財經學院的殘疾青年翁紹軍，在他考入研究生院以前，他是在上海市燙金材料廠工作，曾在1977年被評為市輕工業局的先進工作者。他的下肢殘疾，是幼年時患小兒麻痹症造成的。他在考入研究生院前，胡喬木曾要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作過調查，看有沒有獨立生活能力，再決定是否錄取。哲學所曾派專人到上海進行審核。但是到1981年9月三年製哲學史專業研究生畢業出來，分配到上海的一個科研單位，其人事處竟因他有殘疾而拒絕接收。他拄著拐杖到處求告，奔波了9個月也未能解決。胡喬木得到反映，即於1982年6月29日給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夏征農寫信，要求過問一下，盡可能給予這樣的不幸者以人道的援助，說，他既能自理生活，為何不能讓他研究西方哲學史呢？“人們的共產主義道德和同誌的愛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後來我在把這封信編進《胡喬木書信集》時，不覺為胡喬木的這種金子般赤純的心所感動，止不住流淚。
事兒很多，不勝枚舉。
1980年12月，胡喬木鑒於自己的頭銜越來越多，在中央的工作越來越重，“深感再兼任社會科學院院長職務，實在負擔不了”，終於向中央提出批準他辭去院長職務，同時建議也批準時任中辦副主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主任、工作頭緒也很多的鄧力群，也辭去副院長職務，一起專心中央的工作。此請獲得中央批準。
我和朱佳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稍待一些時候，最後都回到了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工作。
胡喬木曾在1982年寫過一首《仙鶴》詩，他詠道：“你嫻靜，又欣然起舞翩躚，/你沉默，又俄然飛鳴震天。/除了避敵，你行止常閑，/除了孵卵，你直立不蜷。/不猛不怯，你溫良而莊嚴，/不驕不媚，你入世而超然。/勇毅啊，你不顧遠道無援，/忠信啊，你每年春北秋南。”我讀到它，才深深地感悟了胡喬木自身的意念，完全地理解了他的待人接物、處世和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