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喬木對中共黨史研究最後一項重要貢獻是指導和支持《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的編寫和出版。1991年夏，他抱病審讀了書稿中寫中共八大以後三十多年的章節，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見並親筆作了不少修改，使這本書增加光彩，減少疏漏。他為該書寫了《題記》，讚揚這是“一部明白曉暢而又嚴謹切實的曆史”。說“這本書寫得比較可讀、可信、可取，因為它既實事求是地講出曆史的本然，又實事求是地講出曆史的所以然。夾敘夾議，有質有文，陳言大去，新意迭見，很少沉悶之感。”這段話可以看作是胡喬木為黨史書的編寫立下的一杆標尺。
類似這樣從指導思想和方法論上對黨史研究提出的原則和要求，是胡喬木黨史學術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除上述關於編寫方麵的要求外，特別值得重視的有兩點：其一，胡喬木反複強調“要加強黨史工作的科學性”。他說，“黨史工作的戰鬥性所以有力量，是因為我們依靠的是科學，依靠的是真理”，“我們需要用科學的態度、科學的方法、科學的論證來闡明黨的各種根本問題”。他提出：“曆史要分析”。要按照實事求是的原則，具體分析曆史問題。他認為像中國為什麼走社會主義道路，毛澤東為什麼會犯“文化大革命”的嚴重錯誤，這樣一些重大曆史問題，需要著重分析曆史背景，要從國內國際曆史發展中尋找原因，而不能著重從個人的性格、品質去尋求說明。對於若幹認識不一、多有誤傳的具體曆史事件，不應當回避，要實事求是地寫清楚。他還提出，“對黨的曆史的研究要進一步深入、精密化，更要重視詳細地占有材料”，這是寫出有戰鬥力的曆史著作的前提。其二，胡喬木一貫主張研究黨史要注意四麵八方。他認為，“黨的曆史與一定的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曆史是不能分開的，否則我們黨的曆史便得不到科學的解釋。”唯此，他提出，第一，黨史要表現黨是在人民中間奮鬥的，黨的鬥爭是反映群眾要求的，是依靠群眾取得勝利的。第二，黨是依靠與黨密切合作的人共同奮鬥的，這些人在黨史中也應當有自己的地位。第三，黨史既要寫黨的中央和中央領導人的活動，還要寫黨的地方組織、黨的優秀幹部和廣大黨員群眾的活動。第四，黨史要闡明黨的每一步勝利都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的結果，為此還有必要把中國黨同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主張，中國和蘇聯、東歐國家關於建設社會主義的主張進行比較研究。
二、新聞學研究
胡喬木從投身革命開始，同報刊編輯、新聞出版就結下了不解之緣。30年代，胡喬木在清華大學讀書時就主編過革命小報，同時是革命刊物《北方青年》的重要撰稿人；以後又在家鄉鹽城辦過文藝刊物《海霞》和小報《文藝青年》；在浙江大學編過壁報；到上海後編輯過左翼文化運動的報刊；赴延安後任《中國青年》主編。
在40年代和50年代，新聞工作是胡喬木投入精力最多的領域。在新聞工作實踐中，胡喬木成為傑出的政論家，卓越的新聞學家，新中國新聞事業的奠基人。
從1941年6月起，胡喬木就在毛澤東指導下為《解放日報》撰寫社論，並在改造《解放日報》的過程中做了不少工作。到1946年11月從延安撤退，他寫的社論共有56篇（按收入《胡喬木文集》者計）。其中《駁蔣介石》、《教條與褲子》、《請重慶看羅馬》等篇傳誦一時。1945年在重慶，為《新華日報》寫過評論和新聞。在轉戰陝北途中，胡喬木沒有停下手中的筆，新華社不時播發他寫的社論。
1948年春到達西柏坡後，胡喬木出任新華社總編輯。為迎接全國解放新局麵的到來，黨中央決定集訓新華社主要幹部。在劉少奇主持下，胡喬木負責集訓的組織領導。參加者有範長江、吳冷西、陳克寒、梅益、石西民、朱穆之等十多人。胡喬木主要通過編發稿件，特別是每天晚上的稿件講評會來訓練幹部。通過集訓，既完成了解放戰爭三大戰役的宣傳報道任務，又提高了每個幹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和新聞業務水平。集訓期間，胡喬木發現新聞工作中存在不少帶普遍性的問題，及時提出解決這些問題的係統意見，並由他主持起草，以中宣部和新華社名義發出了一係列指示，內容涉及“糾正各地新聞報道中右傾偏向”、“改善新聞通訊寫作”、“改進新聞報道”、“克服新聞遲緩現象”、“加強綜合報道”等方麵，對整個新聞工作的改進很有益處。
1949年8月，《人民日報》成為黨中央機關報後，胡喬木是第一任社長。新中國成立，胡喬木擔任新聞總署署長，1951年又擔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主管的主要是新聞。在製定新聞工作方針政策、領導新聞事業發展的過程中，更加顯示出胡喬木作為新聞學家的敏銳、精深和淵博。1956年為貫徹“雙百”方針，他又代表中央領導《人民日報》的改版工作。50年代他為辦好《人民日報》傾注了心血。他的基本工作方法，還是一如既往：寫稿、改稿和報紙評講會。據粗略統計，從新中國成立到60年代初十餘年間，胡喬木為《人民日報》撰寫的和審改的評論和文章總計近五百篇，其中國際評論約二百篇。《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成為具有重大國際影響的傑作。
進入新時期後，胡喬木貫徹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繼續關注並不斷推進新聞事業的改革和發展，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許多篇熱情謳歌改革開放的短評、雜感、隨筆。同時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致力於扭轉思想戰線上渙散軟弱的狀態，抵製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在新聞工作中的表現。
胡喬木畢生寫下的大量社論、時評和新聞，為中國新聞工作者留下了珍貴的範本。他對新聞工作的大量論述和關於新聞學的係統講座，則是他長期從事新聞寫作、領導新聞事業過程中，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毛澤東新聞思想和實踐的結晶，構成了中國無產階級新聞學的基礎。
關於辦報方針胡喬木提出，《人民日報》“要堅持正確的辦報方針”。他多次強調，“報紙是黨的工具，是幫助黨推動工作前進的”。報紙是黨和政府聯係群眾的橋梁，報紙要宣傳馬克思主義和黨的方針政策，要報道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形勢、成就和問題。1950年3月，他對改進報紙工作提出三條意見：一要聯係實際，二要聯係群眾，三要在報紙上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指出：報紙是給群眾看的。報紙是用來向群眾講話的。要把我們的報紙當作表現群眾生活中重要問題的工具。要把群眾的興趣逐步引導到政治上和建設工作上去。並指出：有了批評和自我批評，報紙才有聲音。在報紙上進行批評，對於共產黨的報紙來說，應該是一個根本原則。
在1956年7月1日為《人民日報》改版寫的社論《致讀者》中，胡喬木對報紙的性質和辦報方針作了這樣的表述：“《人民日報》是黨的報紙，也是人民的報紙，從它創刊到現在，一直是為黨和人民的利益服務的。”明確了黨的各種報紙應該發表黨的指示，同時盡量反映人民群眾的意見。提出要“擴大報道範圍”，多發新聞，發多方麵的新聞，廣泛反映國內國際生活裏的重要的、新的事物；要“開展自由討論”，加強“報紙是社會的言論機關”的功能，明確表示在我們報紙上發表的文章，並不一定都代表編輯部的意見；從此在報紙上開展了工作問題和思想學術問題的討論。《人民日報》改版對衝破教條主義和黨八股習氣的束縛起了積極作用。
胡喬木又注意警惕右麵來的幹擾。1982年春，有人曲解“是黨的報紙，也是人民的報紙”的命題，提出“黨性來源於人民性又高於人民性”的說法，為新聞工作擺脫黨的領導製造理論根據。胡喬木及時指出，這種說法“離開階級分析的方法”，“難以成立”。問題的實質是對黨不信任。胡喬木闡明：“共產黨的黨性，隻能來源於無產階級的階級性，來源於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因為共產黨具有這種先進性，所以它在每一個不同的曆史時期，都能夠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如同不能把近代無產階級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進性說成來源於‘人民性’一樣，也不能把黨性說成是來源於‘人民性’。”據此，胡喬木指出：“黨報必須加強與群眾的聯係，既代表黨也代表人民的利益，遇有某些複雜的情況需要分別采取適當措施，而不要籠統引用‘人民性’這個含混不清的概念來作為包治百病的藥方。”同時他又指出，“我們的新聞事業既是黨的新聞事業，也是人民的新聞事業。”“新聞工作的黨性原則是有範圍、有限度的。對非黨的新聞工作就提不到黨性原則。”
關於評論胡喬木指出：“評論是報紙的靈魂，是報紙的主要聲音。”“黨所以要辦報紙，就是因為要對各種事情發表黨的意見，發表評論。”他說：“報紙需要各種形式的評論，標出‘評論’的是評論，沒有標出來而內容帶有評論性的也是評論。”“除了社論之外，還要有四五百字或六七百字的小評論。”還要創造各種形式的評論，特別是“評論性的消息”、“評論式的報道”和“報道性評論”。對怎樣寫好評論，胡喬木有很多精辟之論。他說：“評論要言之有物，有的放矢。並不是不要原則，而是要原則同具體相結合，而且生動的東西要多一些。”評論文章的題目越具體越好，結構不要平淡，文章要有變化，有波瀾，有辯論，有疑問，有批駁，有激動。好的文章應當是夾敘夾議的。要把抽象的東西和具體的東西適當地結合起來。隻有全麵反映出事物的兩重性——反映本質，又反映現象，才是生動的、全麵的。評論文章要寫得有興味，要議論風生。好的評論，都有一定的幽默。評論裏真正的幽默，能夠把矛盾擺到一個很尖銳的位置上，使評論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關於新聞、通訊早在1942年為改進《解放日報》的工作，胡喬木就提出要善於把每天發生的豐富的和有教育意義的新的東西寫成新聞和通訊來供給報紙；我們最需要努力發展的，是好的新聞和通訊。報紙的生命主要寄托在大大小小的新聞和通訊上麵。他認為，隻有詳細大量地占有材料，把情況吃透，把曆史和現實結合起來，文章才能寫得有深度，有立體感，生動活潑，讓人愛看。他以為記者不定點、滿天飛更好，寫出的新聞和通訊可以上下左右地議論和比較，現在和曆史比較，有人物，有場景，夾敘夾議，生動活潑，讀者愛看。
關於副刊胡喬木在1946年那篇《短些，再短些！》的名文中要求副刊沒有太多的列寧所謂“知識分子的議論”，每天萬把字的版麵“切實而緊湊地傳達著生活和戰鬥的各個側麵，傳達著群眾的嘈雜，好比生意旺盛的花園一般！”1956年《人民日報》改版，胡喬木談了辦好副刊的意見並親自改寫“副刊稿約”，他主張副刊要作為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重要園地，對學術問題和藝術問題，可以有不同意見乃至爭論，不要隻有一種聲音，文責自負，並不是每一篇文章都代表黨中央；副刊稿件的麵盡可能地寬廣，路子不能太狹窄；作者隊伍盡可能地廣泛，去請各方麵的人為副刊寫稿。他強調，雜文是副刊的靈魂，要放在首位。要批評社會上的種種不良風氣和弊病。稿件的篇幅在一千字左右。此後，《人民日報》的副刊基本上是按照胡喬木的主張辦的。
關於多出名記者人民日報、新華社等新聞單位培養出一批名記者、名編輯、名評論員，是胡喬木對新聞隊伍建設的要求和期望，帶有戰略眼光。他指出：培養的辦法有兩個：一是多寫評論和述評，這是一種高層次的新聞報道。二是讓記者下去，多跑一些地方，深入調查研究，多寫一些有深度的通訊。記者不下去，浮在上麵，專跑會議、跑“衙門”，是跑不出名記者來的。他指出：一個優秀的新聞工作者應該畢生努力，從三個方麵修養自己：一是政治思想、道德品質方麵的修養；二是學術理論、文化知識方麵的修養；三是新聞編采業務方麵的修養。
關於文風在延安為改進《解放日報》，胡喬木就提出“廢除黨八股，建立新文風”，“打破一切固定格式”、“建立新鮮活潑、生動有趣的文風”的要求。1946年他又提出“短些，再短些！”的著名口號。50年代，他反複強調改進文風，提出“報紙上的文章總是越短越好”，“要盡可能地刪短”，要刪到無可再刪的程度，使讀者感到處處精彩而沒有一點摻水的地方。“報紙上的文字應該力求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而且言之成章。”“盡量把文章寫得有條理，有興味，議論風生，文情並茂。”經過“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胡喬木總結同林彪、“四人幫”鬥爭的經驗教訓，把革命文風同科學態度聯係起來進行論述，指出“科學態度是革命文風的基礎”。“有了科學態度，我們才談得到革命文風。”科學態度有兩個基本要求：“要求對客觀真實的忠實。忠實於實際，而不是忠實於個人的願望、忠實於個別原理、忠實於個人”；“還要求對客觀事物作一種全麵的曆史的探討，要求找出客觀事物的規律性。”他很有針對性地指出，要樹立革命的文風，“必須自覺掃蕩八股和詭辯”。“革命文風不能從寫作過程本身來解決。它隻能從對於客觀事物和人民群眾要求的深入觀察，革命鬥爭的鍛煉，革命理論的掌握，以及對寫作主題的認識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