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字改革和漢語規範化研究
早在青年時代，胡喬木對語言文字的研究就懷有濃厚的興趣。對漢字改革十分關心。1930年他還是一個高中生，就發表了研究淮揚方言語音的文章。1935年作《向別字說回來》，以魯迅的《從“別字”說開去》為因由，闡述自己對簡化漢字和拚音化的看法。他還發表了一個《全國拉丁化彙通方案》。當時他是讚成用拉丁化新文字取代漢字的。
新中國成立後，適應經濟、文化建設和社會生活的需要，中共中央十分重視文字改革工作。1949年10月成立中國文字改革協會，胡喬木受毛澤東委派，為發起人之一。1953年10月又任中共中央文字問題委員會主任。1954年10月設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承擔文字改革三項任務：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製訂和推行《漢語拚音方案》。胡喬木是製訂《漢字簡化方案》（1956年國務院公布），《漢語拚音方案》（1958年全國人大批準）的主要參與者，《國務院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1956年）也是他負責起草的。對這三個法規性的文件，他都在重要會議上或作專題報告，或作詳細說明。他的學術思想和觀點，在製定這些重要文件的過程中得到闡述和論證，也被這些文件所吸收。
關於簡化漢字胡喬木指出，“簡化漢字，首先是對已經存在的事實的承認。”“簡體字的存在實在已經有幾千年的曆史了。”“漢字簡化是曆史的趨勢，為了減輕學習漢字的人的負擔，必須簡化漢字。”“現在簡化的辦法，可以說是一種革命的改良”，“是適合於群眾的迫切需要的”。
關於推廣普通話胡喬木指出，語言不統一，使得我們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都遇到許多障礙，已經成為我們國家生活裏麵的一個尖銳問題。推廣普通話，對於政治、經濟、文化來說，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對於漢語本身的發展，對於文字改革，也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推廣普通話，“首先要把標準語確定下來”，“漢語應有統一的語音”。為此，他提出要研究方言，實行有係統的方言調查，要研究漢語的語彙、語法。在1956年起草《國務院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時，胡喬木概括語言學界的意見，提出漢語統一的基礎，“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普通話”。並曆史地、具體地說明這種“漢民族共同語”“是漢語曆史發展的自然的結果”；推廣普通話，“是促進漢語達到完全統一的主要方法”。
關於製定和推行《漢語拚音方案》在對《漢語拚音方案（草案）》的說明中，胡喬木從對北京話同上海話、武漢話、南京話等方言的對比中，分析北京話語音清濁、尖團、聲調（調類調值）的特點，說明拚音方案為什麼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道理；從對比分析漢語和印歐語係諸種語言的不同，說明拚音方案為什麼采用拉丁字母為工具而又不完全遵守國際上使用拉丁字母習慣的道理，都有很強的說服力，有很高的學術性。
胡喬木是漢語規範化的倡導者之一。胡喬木認為，“在語音方麵是統一的，在語法方麵、詞彙方麵是合乎現代漢語規範的。這樣子，我們的語言才能夠進到完全成熟的階段。”為此要做許多科學工作。語言學家的任務之一就是要發現語言裏麵的客觀法則。建立和推行語言標準，這就是實現規範化。他指出：漢語方言分歧嚴重，使漢語規範化工作顯得特別重要和迫切。要把漢語規範工作當作一項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務。胡喬木不遺餘力地為漢語規範化而努力。1951年6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在胡喬木主持下撰寫的《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的社論，接著經他組織，連載了呂叔湘、朱德熙的《語法修辭講話》。胡喬木特別重視詞典編纂和方言調查。在《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中明確規定任務：1956年上半年完成《漢語拚音方案》；1956年編好確定語音規範為目的的普通話《正音詞典》；1958年編好以確定詞彙規範為目的的中型的《現代漢語詞典》；1956年至1957年完成全國每一個縣的方言初步調查。在日常生活中，糾正《人民日報》和出版物（從青年到名家）語言使用上不規範的毛病，成了胡喬木的習慣。
20世紀80年代初，從對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1977年12月）的得失以至存廢，引起了文字改革的又一次熱烈討論。1982年1月胡喬木以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身份，在文改會主任會議上發表講話，總結30年來文改會擔負三項任務取得的成績，就今後怎樣繼續完成三項任務，特別是漢字的整理和簡化工作怎樣適應信息處理和機械化的需要，提出了戰略性轉變的意見。他指出：“我們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單純考慮如何減少漢字的筆畫和漢字的字數，零零碎碎地去搞這個字怎麼簡化、那個字怎麼簡化；而是要研究和提出一些重要原則，全盤解決漢字的整理和簡化，以適應漢字信息化的要求。”胡喬木提出實現漢字信息化的路徑，是“首先把現代漢字的字形改造成為許多可以獨立的字形組合成的字，也就是先要把漢字改造成拚形的文字。”而分析漢字字形結構應以部件為單位。根據這個思路，胡喬木提出了減少漢字結構單位——部件，減少漢字結構方式，減少漢字筆形，盡量分解漢字等簡化漢字的15條原則。這些中肯的意見，是以他長期研究的成果作基礎的。其中重要的著作，就是他在“文化大革命”身處逆境寫出的、長達萬字的《漢字部件論》。
關於簡化字的修訂胡喬木認為，要通盤考慮，不僅要考慮廢止“二簡”，對1956年公布的“一簡”中明顯不合理的字也要考慮改掉。針對有些語言學家急於實行拚音化的主張，他說，“據我看，一百年左右時間實現不了拚音文字”，“漢字是消滅不了的”，“在很長的時期內漢字還要用，拚音化的過程將是很長的”。胡喬木指出：“在新的曆史時期內，仍然要堅持文字必須穩步進行改革的方針。”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主要是：大力推廣普通話，積極普及普通話；研究整理現行漢字，製定現代漢語用字的各項標準；進一步推行《漢語拚音方案》，使《漢語拚音方案》在實際應用中完善化、規範化等。這就把文字改革工作放在切實可行的基礎上。
四、文學藝術研究
文學藝術也是胡喬木一生與之結下不解之緣的領域。1930年4月他還是一個高三學生，就發表了《近代文藝觀測》，論述19世紀末到20世紀20年代近代文藝“頹廢派一未來派一普羅派的起伏”，並由此表示自己科學社會主義的信念。他從小受到古典文學的家學熏陶，中學時代接受了新文學的啟蒙，在浙大外文係又提高了歐美文學的修養，他所受的教育和聰穎的稟賦，使他成為一個學貫中西、博古通今、能詩善文的革命文學青年。他在清華大學辦過革命小報，在鹽城辦過進步文藝刊物，1935年到上海後很快就走進了領導左翼文化運動的行列，發表評論和詩作。在以後的政治生涯裏，仍然保持著對文藝的熱愛和關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胡喬木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之一，負責指導包括文學藝術在內的思想文化戰線的工作。他既堅持解放思想、改革開放，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為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文藝，進行了堅持不懈的努力。六十多年間，胡喬木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毛澤東文藝思想的論述，對古今中外文藝發展曆史的研究，對古今中外文藝家、文藝作品、風格流派的評論，對中國詩歌內容與形式的論述，有不少係統的、精辟的見解。這裏擇要作一些介紹。
（一）對毛澤東文藝思想采取科學分析態度，這是胡喬木在新時期對社會主義文藝理論的一大貢獻
胡喬木在1981年8月思想戰線座談會上講話指出，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根本精神，不但在曆史上起了重大作用，指導了抗日戰爭後期解放區文學創作和建國以後的文學創作的發展，而且是我們今後任何時候都必須堅持的”。同時，對毛澤東文藝思想“也要采取科學的分析態度”，第一次明確指出：“長期的實踐證明，《講話》中關於文藝從屬於政治的提法，關於把文藝作品的思想內容簡單地歸結為作品的政治觀點、政治傾向性，並把政治標準作為衡量文藝作品的第一標準的提法，把具有社會性的人性完全歸結為人的階級性的提法（這同他給雷經天同誌的信中的提法直接矛盾），關於把反對國民黨統治而來到延安、但還帶有許多小資產階級習氣的作家同國民黨相比較、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相提並論的提法，這些互相關連的提法，雖然有它們產生的一定的曆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確切的，並且對於建國以來的文藝的發展產生了不利的影響。這種不利的影響，集中表現在他對於文藝工作者經常發動一種急風暴雨式的群眾性批判上，以及1963年、1964年關於文藝工作的兩個批示上。這兩個事實，也是後來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遠因和近因之一。”這番話，總結了曆史的教訓，糾正了理論上的偏差，使文藝工作者思想得到解放，促進了社會主義文藝的發展。
（二）對作家作品、思潮流派進行文藝批評，是胡喬木指導文藝工作的主要方式，表達了他的文藝觀點和學術思想
從1936年春發表評論讚揚蕭軍的《八月的鄉村》“帶給了中國文壇一個全新的場麵”開始，胡喬木文藝批評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對優秀作品的發現和褒揚。他欣賞郭小川的《廈門風姿》“用白話寫新式的律詩，究為詩史上的創舉”；稱讚茹誌鵑的《百合花》“是現代中國最好的短篇小說之一”；魏巍的《東方》是“文化大革命”以後寫抗美援朝的成功之作中最重要的一部；他認為諶容的中篇《人到中年》“寫得很好。像陸文婷這樣的主人公，同樣是建設社會主義的重要力量”；他多次稱讚陳祖芬的報告文學，說《共產黨人》寫得“十分動人，發人深省”。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對電影、電視這樣的最有群眾性的藝術門類，胡喬木更為熱情關注。他稱讚“1981年電影成績是很大的”，肯定《喜盈門》“表現了在家庭關係上的社會主義美德”，《牧馬人》“是有實際生活根據的”，決不能稱為“脫離現實的理想主義”，他以很大的熱情希望“全國的男女老少人人都看一遍”。電影《高山下的花環》，肯定“這部影片的最大突破是在軍事題材的影片中寫了悲劇”。他讚揚《四世同堂》“是一部洋溢著愛國主義熱情、富有民族風格和地方色彩的優秀電視連續劇”，“攀登上了電視藝術的高峰”，說明不要一味跟在西方的現代流派後麵追，可以製作出具有中國民族風格的高水平的作品。從這些評論中，可以看到胡喬木的美學理想和對於社會主義文藝繁榮發展的期待。
胡喬木文藝評論的主要著眼點是文藝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對作品和思潮的錯誤所作的批評尤其是這樣。他指出：“正確的批評當然首先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任何領域的批評的共同基礎。”正確的批評至少要具備三個條件：對需要批評的對象，要有全麵深入的了解；人民內部的批評一定要有團結的願望；批評要既入情，又入理。胡喬木正是從上述原則和要求出發對劇本《苦戀》和影片《太陽與人》進行了批評。他指出，《苦戀》和《太陽與人》“歪曲地反映了我國社會現實生活的曆史發展，實際上否定了社會主義的中國，否定了黨的領導，而宣揚了資本主義世界的‘自由’”。他指明無論是《苦戀》還是《太陽與人》極力向人們宣揚的觀點，“正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一種重要的典型表現”，“顯然，不對《苦戀》和《太陽與人》進行批評，並通過這種批評使我們的文藝界、思想界和全黨受到教育，增強同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作鬥爭的能力，我們的文藝事業和其他事業就很難保證自己的社會主義發展方向。”對有的文藝刊物大談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所謂“突破”和“修正”，以及文藝領域的一些錯誤思想問題，胡喬木也進行了嚴肅的批評。
對保守、僵化的思想，胡喬木也進行有說服力的批評。有人不讚成用“黨的出版物”來替換“黨的文學”的不確切的舊譯，不讚成用“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新口號來代替“文藝為政治服務”的舊口號，胡喬木指出，“黨的文學這種說法是不清楚的”，“不能把文學藝術這種廣泛的社會文化現象納入黨獨占的範圍，把它說成是黨的附屬物，是黨的‘齒輪和螺絲釘’。”用“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新口號來代替“為政治服務”的舊口號，“有很大的必要”，兩個口號“根本的不同在於新口號比舊口號在表達我們的文藝服務目的方麵，來得更加直接，給我們的文藝開辟的服務途徑，更加寬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