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片麵宣揚現代派的批評，顯示了胡喬木進行文藝批評的特點：既突出文藝的政治方向和社會效果，又從中外文學史的大量事實出發進行科學的分析。他肯定“藝術的創新是永遠需要的”，但需要研究在創新的名義下的實際內容，“藝術不能離開生活”，“創新離不開藝術最根本的原則”。現代派的情況相當複雜，無論中國和外國，不少追求現代派或采用現代派手法的作家還是反映現實、追求社會正義、批判資本主義的。但是，“現代主義在20世紀也不能成為主流”，“現實主義產生了許多文學人物、場景，提出了許多有社會意義的問題，道路很廣闊。現代派太不能與之相比了。”“如果在利用現代派技巧的幌子下來掩蓋反對社會主義的內容，那麼我們是要堅決反對的。”
（三）對文藝理論研究、文學史研究，胡喬木提出了科學的、合乎藝術規律的原則和方法
胡喬木指出：文藝理論研究的對象應該是文學的直接現實，而不隻是文藝批評和理論著作，要以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研究文學本身，建立真正有係統的理論。文學史研究的對象是文學創作的有重要意義的成果。文學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必須與他的文學著作成果（包括質與量）成正比。要緊緊圍繞主要的作品、它的出現、它和過去文學的區別和繼承的關係，做很多的研究。中國文學史“要研究中國文學的特殊麵貌，它的特殊的發展規律”。政治不能夠決定文學的發展。當代中國文學史是政治幹涉文學相當多的時期，然而粗暴的幹涉“沒有造成任何一部值得寫入文學史的作品”。他不讚成以事件來劃分文學史的階段，那樣就“過於著重或誇大政治編年史的影響了”。對那種充滿各種政治事件、口號，充滿政治分析和作家作品政治鑒定的文學史，他表示了強烈的不滿。
（四）胡喬木對中國詩歌形式有精深的研究，對創造新格律詩作了探索和嚐試
胡喬木從20世紀30年代到90年代，一直沒有停止過對詩歌形式的研究和創造新的詩體的努力。他指出：中國詩體有兩個軌道——一個是三、五、七言的奇數字句型，另一個是四、六、八言的偶數字句型。經過很長時間，由詩經、楚辭時期的偶數字句型為主變為兩漢以後的以奇數字句型為主。此後五七言詩成了詩的正宗。宋以後詞、曲起來，可以說是三五七言、四六八言的綜合。到了“五四”時期新詩出現，情況再變，好像倒過頭來，基本上以偶數字句型為主。他又研究詩的音節，發現民歌的音節一般一三五七是重音，舊體詩差不多和它完全相反，更著重二四六的重音。胡喬木指出平仄之分至少在周代就已開始被人們意識到，所以詩經、楚辭中用平韻的作品遠遠超出用仄韻的。這種情況，曆代詩賦詞曲和現代歌謠、歌曲、新詩一直沒有改變；而且不論實際調值在各時期和各方言區有多大的不同。說明平聲、仄聲確有明顯區別。胡喬木認為要進一步探究：上述規律或情況為什麼會發生，比如漢語中為什麼平聲字遠遠超出仄聲字？兩漢時詩體的變化是不是因為漢語在這時發生了什麼變化？胡喬木主張把新詩詩體確定下來。體裁和形式可以多樣，但詩總要有一定的約束，要節奏整齊。他“試圖運用和提倡一種簡易的新格律。其要點是以漢語口語的每兩三個字自然地形成一頓，以若幹頓為一行，每節按各行頓數的同異形成不同的節奏，加上適當的韻式，形成全詩的格律。”他自己嚐試的格律形式是每行四拍（頓），每拍兩三個字（音節）；不采取一個或四個字作為一拍的辦法，有時把“的”放在下一拍的起頭，拿容易念上口做標準。
五、對國際國內重大問題的研究
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解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革命與建設中的重大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在胡喬木畢生的科學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在毛澤東、鄧小平指導下寫了不少文章。這裏簡要評介其中最為重要的幾篇。
一篇重要文章是《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這是毛澤東親自主持、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討論修改、於1956年12月29日發表的《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胡喬木是文章的起草人。《再論》是4月發表的《一論》（即《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的續篇，針對從那以後全世界反蘇反共浪潮繼續發展，接連發生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國際共產主義隊伍思想嚴重混亂，回答了當時迫切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文章肯定蘇聯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指出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各國革命和建設必須走的共同的康莊大道，同時每個國家又有它自己的具體的發展道路；文章進一步評價斯大林的功過，在指出他後期所犯的嚴重錯誤、分析其產生的原因的同時，肯定他的功績，論定“他的一生乃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家的一生”；文章在係統批判教條主義錯誤的同時，又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修正主義，指出他們借口反對教條主義、借口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否定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否定民主集中製，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文章聯係曆史和現實，批評了大國主義的錯誤和危害，要求克服大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傾向，加強無產階級的國際團結。文章第一次提出毛澤東的區分兩類性質不同的矛盾——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的思想，並明確指出以此作為討論問題的根本立場。通篇文章都運用毛澤東關於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思想來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這就使這篇政論閃爍著哲學的光輝。這篇論文是中國共產黨在蘇共二十大後在國際共運中發揮中流砥柱作用的代表作。
胡喬木另一篇論述科學社會主義的文章，是寫於1990年4月的通信《對社會主義的新認識》。此文篇幅短小而視野開闊、思想深遠。胡喬木概括一百多年關於社會主義概念的發展變化，從方法論的高度指出，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現在也沒有完成，隻是已有很大進步”；這很大進步，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對社會主義的認識“過去的想法離不開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離開“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傳統看法來認識社會主義，就看到了關於共產主義的目標由近變遠，社會主義階段的時間由短變長、成熟程度由高變低（主要表現在對商品經濟的認識），革命形勢由高潮轉入低潮，“這從形式上說可以看成後退……而實質上卻是真正的前進，使經濟活力和人民生活大大前進了。”胡喬木從實事求是地認識社會主義這一根本點上，有力地論證了“改革開放對於社會主義國家來說確是從理論到實踐上的一場深刻的革命”。受通信的限製，胡喬木對新認識沒有展開論述，進行論證，但就是從他提出的觀點和思路來看，不能不說胡喬木在他的晚年又一次站到了對科學社會主義認識的前列。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幾個月召開的國務院務虛會上，胡喬木作了題為“按經濟規律辦事”的重要發言。這是1978年興起的思想解放運動中最重要的經濟論文之一。胡喬木科學地總結“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特別是“唯意誌論”盛行所造成的慘痛損失，強調經濟工作必須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不能按違反經濟規律的長官意誌辦事。尤其重要的是，他指出，社會主義製度不能自動地保證經濟有計劃和高速度發展，“隻有把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和先進管理經驗結合起來，把外國經驗中一切有用的東西和我們自己的具體情況、成功經驗結合起來，我們才能夠迅速提高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的能力，才能夠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步伐。”這段話對改革開放作了強有力的理論論證，為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指明了途徑。對怎樣按照經濟規律辦事，胡喬木提出了一係列重要的指導思想、方針政策和改革措施，很多是長期視為禁區、人們噤若寒蟬的。他強調按經濟規律辦事就是要遵守價值規律，按供求規律辦事。要把國家、集體、個人的利益直接地結合起來，使企業中的每個人都能從物質利益上關心國家計劃的完成，關心企業經營的成果；要堅決貫徹按勞分配原則，處理好有關個人物質利益的問題。他提出要逐步建立起一套適應現代化需要的科學的管理製度和管理方法，達到精簡、統一、效能、節約、反對官僚主義的目的。他要求擴大經濟組織和經濟手段的作用，提出推廣合同製，發展專業公司（托拉斯），加強銀行的作用，發展經濟立法和司法等四方麵重要改革建議。文章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美國、日本等國的著名經濟學家認為它在經濟理論方麵為中國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按經濟規律辦事”這個口號在國內廣泛傳開，對撥亂反正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胡喬木有影響的哲學著作是《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這是繼鄧小平在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上講話批評了有一些同誌熱衷於談論人道主義和所謂異化以後，為了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探討和說明“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而於1984年1月3日在中央黨校作的講話，經修改補充後在1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胡喬木指出：圍繞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展開的爭論，其核心和實質是究竟應該用怎樣的世界觀和曆史觀，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唯物主義還是人道主義的曆史唯心主義，作為我們觀察人類曆史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和指導自己行動的思想武器。此文的突出點是區別了人道主義兩個方麵的含義：一個是作為世界觀和曆史觀，一個是作為倫理原則和道德規範。指出許多宣傳人道主義的文章沒有區別這兩種含義，批評那種用作為世界觀和曆史觀的人道主義來“補充”馬克思主義，甚至要把馬克思主義歸結為或部分歸結為人道主義的錯誤思潮，著重批評了這種錯誤思潮的典型命題——“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論述了人類社會和人們的社會關係（首先是生產關係）是馬克思主義曆史觀的新出發點，並由此出發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體係，找到了無產階級解放和全人類解放的現實的革命的道路，從而對解決人的問題提供了一個科學的答案。這篇文章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批評用“異化”論的說法來解釋社會主義社會的消極現象。文章對“異化”一詞作了曆史的考察，說明成熟時期的馬克思已經超越了異化的理論和方法，而創造了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把“異化”作為表述某些特定現象的概念來使用，則嚴格限製在特定的曆史時期（階級對抗的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把異化說成為馬克思說明曆史、說明資本主義的一般方法的觀點，進而認為異化是一般規律也應該成為分析社會主義社會的一般方法的觀點，同馬克思使用異化概念的實際情況不相符。文章指出：“資本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是曆史發展中的一次根本性飛躍。這是一條極其重要的曆史分界線。如果不承認這條曆史分界線，把馬克思用以表述資本主義對抗社會關係時使用過的異化概念，搬來分析社會主義的社會關係，必然導致嚴重歪曲我們的社會主義現實”，“這決不可能幫助我們解釋和克服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的任何消極現象，隻能對這些問題的解決以至對社會主義製度本身帶來破壞性的影響”。文章批評了認為我國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存在所謂“思想異化”、“政治異化”或“權力異化”和經濟領域的異化的觀點。
以上五個方麵，隻是胡喬木理論和學術成就的主要方麵，他在法學、教育學、出版事業、文獻研究編纂學、檔案學、方誌學以至自然科學等許多方麵，或有相當深入的研究，或有高明獨到的見解，這裏無法一一列舉；而且，他的主要工作和最重要的貢獻，還不在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而在黨和國家許多重要文件（從共同綱領、憲法到各種重要的講話、章程、決議、決定、公報、宣言）的起草、修改以及領導人著作的整理和編輯。他的一生與黨和國家的事業融為一體，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誠然，像所有的大學問家一樣，胡喬木的思想理論、學術觀點難免有曆史和認識的局限，也難免存在著矛盾和偏頗，但他那多方麵的卓著成就，那不倦探求真理的精神，實事求是、精益求精的學風，不能不令同輩和後人欽佩，給同輩和後人以啟迪。他是中國現代學術之林中不可多得的一株喬木，偉岸挺拔，不可搖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