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喬木認為，當前史學工作中最突出的矛盾是曆史學的重要性在實際生活中沒有得到應有的表現。為解決這一突出矛盾，他提出了加強宣傳、舉辦曆史學的知識競賽、搞好曆史著作的出版、提高曆史教學水平、培養史學工作人才等建議。他要求這次會議要討論、落實全國曆史學研究規劃。
胡喬木就曆史研究的思想理論和方法問題發表了很重要的意見。
首先，胡喬木指出，要強調理論研究的重要性。他說：曆史本身就是一種理論性的研究。如果僅僅是記錄過去的史實，那麼這還構不成曆史學。要研究曆史發展的規律性，這就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馬克思主義是一門不斷發展的科學，不是一個封閉的孤立地存在的體係。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應該成為曆史研究的向導，而不能成為我們研究的終點。
第二，要掌握曆史研究的基本功。他指出，掌握馬克思主義是一門不容忽視和不易掌握的基本功。但這不是唯一的基本功，還有其他方麵的基本功。“馬克思主義並不能代替其他科學的獨立的內容。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科學，也不可能把曆史學的全部內容一概都囊括無餘。”胡喬木肯定曆史學家鄧廣銘提出的關於研究中國史必須掌握所謂“四把鑰匙”的要求，並說：如果研究世界史，那麼這四把鑰匙就不夠了。還應該有其他的鑰匙。研究中國的曆史不能不通曉古漢語，研究世界史怎麼能夠不精通外國語呢！
胡喬木強調：要把曆史當作科學來研究。任何科學研究都不能滿足於第二手、第三手的資料，必須掌握原始資料，在這個方麵，確實沒有任何“捷徑”可走。如果說，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的向導，而路則是要我們自己走的，究竟能走多遠，要看我們自己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第三，要放寬研究課題的視野。胡喬木指出，我們不僅僅要作通史的研究或斷代的研究，我們更需要用更多的力量進行富有意義的專題的研究。沒有專題研究的基礎，發展前途顯然是很有限的。他說，要把中國的曆史科學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有很多題目可以研究。我們現在也沒有一部科學的文化史。經濟史方麵有些專題研究比較有成績，但總的說來成績是不多的。他提出：我們要研究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還要研究政治製度史、政治生活史，等等。
第四，科學與政治的關係。胡喬木說：我不傾向於提倡科學要為政治服務的口號。我認為這個口號本身不能說是十分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認為，從長遠的曆史來看，政治不是目的，政治主要是實現各個曆史時期經濟目的的手段。社會主義的政治是實現勞動人民經濟文化目的手段，是最重要、最強有力的手段。其他手段包括科學在內，在特定的條件下，不能不使自己的活動和政治要求協調一致。
胡喬木辯證地分析了曆史科學為政治服務的問題。他說，如果借口有政治需要，就要求曆史科學違背曆史的真實，篡改客觀事實，那樣將不僅破壞曆史科學，也將破壞社會主義政治。他指出，事實是最有力量的。事實不能永遠被掩蓋住。曆史科學滿足政治需要的正確理解應當是，曆史向社會也向政治提供新的科學研究的成果，而社會和政治則利用這種成果作為自己活動的向導。這樣做，既完成了曆史科學本身的任務，也完成了政治所給予的任務。這不但絲毫沒有傷害曆史作為一門科學所應有的尊嚴，相反，它既增加了曆史的榮譽，也增加了社會主義政治的榮譽。因為這種政治是科學的政治，是建立在科學研究基礎上的政治。曆史學家能以自己的研究來為這種科學的政治提供科學的基礎和依據，這是它的光榮。如果把曆史科學和其他科學為政治服務理解成為一種從屬於政治的臨時的局部的甚至錯誤的需要，那就既破壞了曆史科學，也破壞了政治本身。我們的曆史學家當然要拒絕這種毀壞曆史科學的做法。他還指出：曆史學家是曆史的研究者，同時也應當是曆史的促進者。做黨和政府的忠實的、得力的助手，不是意味著做應聲蟲。如果要做應聲蟲，那就不需要科學，也不需要社會科學家的存在了。
胡喬木講話後的第二天，又致信周穀城（中國史學會會長），進一步說明曆史科學與政治的關係。信中寫道：“曆史學家配合政治，提出與現實有關的科學見解或建議是一方麵，這是直接的，但範圍有限。寫出高水平的著作，推動學術進步，爭得祖國榮譽，這也是間接的‘為政治服務’，範圍就無限。不指出這一點就仍然片麵。”
對曆史書應該怎麼寫，胡喬木在此前的一次講話中發表了非常中肯的意見。他特別強調曆史書要寫具體的人和事。他說：中國過去的曆史書盡管有許多缺點，但是還是寫了許多的人和事。後來編的曆史書，具體的人和事都沒有了，郭老、範老的書都沒有這麼寫，秦始皇、漢高祖是什麼樣的人，都不寫，要了解就得去看《史記》。曆史本來就是人創造的。馬克思寫《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以及其他曆史著作，包括最近發表的《歐洲外交內幕》第五、六章，對人和事都做了詳細的敘述、描摹，同時進行分析。
關於地方誌胡喬木1980年4月8日在中國史學會上的講話《關於史學工作的幾個問題》中倡導恢複地方誌的編修工作。他說：“地方誌的編纂，也是迫切需要的工作。現在這方麵的工作處於停頓狀態，我們要大聲疾呼，予以提倡。要用新的觀點、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繼續編寫地方誌。不要讓將來的曆史學家責備我們這一代的曆史學家，說我們將中國曆史學這樣一個好傳統割斷了。”1981年7月15日，他又指示：新的地方誌要比舊誌增加科學性和現代性。如各項社會、經濟、文教、政治狀況和統計，地方大事年表，各項政策、法令、製度，新企業、新事業、新技術、新風尚，各項公共工程和福利的發展變化，省、市、區的自然地理變化和人文地理變化，人名錄，各種圖片等，此事須邀請幾位研究現代史、經濟史、地理學（包括人文地理、自然地理）、社會學的學者事前有準備地共同研究一下。胡喬木的意見得到曆史學界特別是對地方誌特有曆史文化價值了解的有識之士的熱烈響應。胡耀邦等中央領導同誌也很重視、支持。而地方誌的編纂工作又適應了鄧小平提出的“摸清、摸準我們的國情”的需要。這樣，在1980年代初在全國掀起了一個修誌的高潮，形成了由國務院委托中國社會科學院代管的中國地方誌指導小組指導，各級各部門黨委領導、政府主持、地方誌編委會（地方誌辦公室）組織實施的修誌格局，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關於新聞學胡喬木1980年2月6日在北京新聞學會成立大會上發表講話，希望報紙、刊物成為鞏固我們國家、社會安定團結、生動活潑政治局麵的思想中心，為鞏固這種政治局麵奠定思想基礎。報紙、刊物是社會輿論的向導。社會輿論要靠新聞工作來引導。報刊要成為安定團結的思想中心，要認真研究一下，有係統地、有計劃地、長期地宣傳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安定團結的一些基礎、一些根據。胡喬木具體地分析了安定團結的基礎，指出這就是我們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信念，因而也有共同的道德標準，形成共同的行動，共同一致的鬥爭。而我們能夠共同行動，而且是很有效的一種共同行動，這是因為我們有共同的領導，還有共同的紀律。胡喬木希望充分發揮我們手裏的新聞工具的強大威力，宣傳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號召全國人民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為著我們的共同的理想，在共同的領導下麵，按照共同的道德標準、共同的紀律來進行共同的行動，這樣我們就能夠達到我們的目的，比較快地達到我們的目的。
3.《1978—1985年全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規劃綱要》的形成胡喬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院、所兩級領導團結院內和全國的專家學者經過座談討論，補充修改，共同努力，形成了各學科的八年（或五年、三年）研究發展規劃。在此基礎上，按照胡喬木的指示，整理形成《1978—1985年全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規劃綱要》。《規劃綱要》共五個部分：一、根本方針和奮鬥目標；二、重點研究課題和主要著作；三、建立社會科學研究體係；四、隊伍的培養和建設；五、主要措施。前麵有一“導語”。這個規劃體現了胡喬木自1978年1月以來在各種相關會議上發表的意見和就規劃問題所作的各種批示、指示的精神。
《規劃綱要》提出：“我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的規模和水平應該同我國的革命和建設的需要相適應，同我國的國際地位相稱。”並指出：“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必須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提倡理論聯係實際的馬克思主義學風，堅決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認真做到革命性和科學性相結合，普及和提高相結合”；“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廣闊，分支很多，古今中外都要研究，但一定要把研究現實問題擺在整個研究工作的首位”；“哲學社會科學隻有適應時代和無產階級的需要，才能發揮它的積極戰鬥作用，才能變成千百萬人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規劃綱要》要求：“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研究方麵，要寫出具有世界權威性的著作；在總結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方麵，要寫出一批經得起時間考驗，經得起反駁，有充分事實根據的，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世界人民歡迎的著作；在研究我國曆史方麵，要完成毛主席生前交給我們的任務，寫出近百年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一整套曆史著作；對世界各國的曆史和現狀的研究方麵，要寫出占有豐富資料、具有較高水平的專著，取得有廣泛影響的發言權。我們還要編寫出具有世界水平的《新中國大百科全書》和其他各種學科各個門類的辭書，編寫出各基本學科的教科書以及適應廣大工農兵、青少年、知識分子和幹部需要的通俗讀物。”對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性質、任務，《規劃綱要》指出：“中國社會科學院應當是我國門類齊全的綜合性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是全國社會科學研究的中心。”
1980年10月，根據胡喬木的指示，中國社會科學院還擬定《對地方社會科學研究機構發展規劃的綜合意見》報國家計委，作為國家計委確定地方規劃的參考。《綜合意見》指出：地方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應是地方黨和政府的得力助手，主要是通過提供創造性的具有科學價值的研究成果，為地方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貢獻。根據胡喬木建立社會科學研究體係的構想和意見，《綜合意見》提出地方社會科學院可以考慮本地特殊的曆史文化條件建立和加強建設一些研究所。
4.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的召開
1982年10月6日至14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北京聯合召開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座談會。這時，胡喬木已離開中國社會科學院。他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名譽院長的身份出席會議並講話。新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馬洪作《做好規劃工作，開創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新局麵》的報告。報告說：“這次會議是前幾年各學科規劃會議的繼續，目的是為了貫徹黨的十二大精神，做好哲學社會科學的規劃工作，使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工作開創一個新局麵，更好地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會議著重討論了“六五”期間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規劃以及“七五”期間的一些設想，形成了《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座談會紀要》。1982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48號文件向全黨轉發了這個紀要，文件指出：“十二大報告把發展科學確定為戰略重點之一，這裏所說的科學包括社會科學在內。各級黨委要充分認識到，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今後必須有一個大的發展，沒有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要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新局麵是不可能的。”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應當把這項工作列入議事日程，並且由主要負責同誌親自抓好這項工作。”這個文件對新時期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胡喬木對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座談會的召開和《座談會紀要》的形成作出了別人無法取代的貢獻。
三、科研隊伍建設的三項措施
在1978年初製訂規劃的動員會上，胡喬木就提出了人才問題，特別是培養新生力量的問題。他說，要設想一下，為著開展社會科學研究，培養這方麵的人才，大概需要招收多少研究生，研究生是在大學裏培養，還是在研究所裏培養，請各單位、同誌們提出意見。還說，將來我們國家情況更好時，會派出留學生或到國外去作研究工作。
會後，胡喬木即從當時實際情況出發，在人才培養、科研隊伍建設方麵采取了三項重大措施。
1.創辦研究生院
要改變青黃不接的嚴重情況，不斷為科研隊伍補充青年人員，胡喬木等認為，社科院必須恢複培養研究生。1978年新年伊始，即決定在具備條件的十個研究所麵向全國招收研究生。2月底，通過新華社發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決定今年招收研究生》的消息。消息說：“為了培養又紅又專的哲學社會科學專門人才，加速建立一支宏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隊伍，中國社會科學院決定今年麵向全國招收研究生。”這條消息公布了當年招生的五十多個專業的名單；說明了報考條件和招生辦法，規定：從3月1日起至3月31日為報名日期。預定5月初試，6月複試，9月入學。還報道“著名學者侯外廬、呂叔湘、翁獨健、賀麟、任繼愈等都準備帶研究生”。
消息公布以後，報考者極為踴躍。“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對社會科學研究事業造成很大破壞，但中國是個人才資源十分豐富的國家，社會上還是有很多好學之士、飽學之士，積聚了大批可用之才。要求應試的人，其數量遠遠超出預想。這樣，國家計委和教育部於1978年六七月間批準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一批招收研究生四百多人的計劃。
麵對這樣大的數量，胡喬木等感到，過去采取的那種隻是由導師個人帶研究生的培養方式，已經不能適應現在對社會科學專業研究人才緊迫的大量的需要。各研究所也都感到，由各所自己帶有困難。到七八月間，胡喬木提出籌辦整個社會科學院統一的研究生院。
8月19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向中央宣傳部並國務院呈送了《關於建立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請示報告》。提出“為了發揚集體和個人相結合的培訓優越性，擬參照中國科學院的辦法，建立一所容納一千二百名學生的研究生院。”“計劃每年也招收四百名研究生。畢業後分配到我院和其他科研單位。”8月21日，葉劍英、鄧小平、汪東興副主席批準了這個報告。9月21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向國家計委、國家建委報送了研究生院計劃書，提出建房4000多平米的計劃。9月底，研究生院首次招生工作結束，共錄取研究生405人。
胡喬木高度重視創辦研究生院的工作。研究生院創辦時，他親自兼任院長，從辦院方針、計劃、體製、學製、課程、教材到各係主任的人選，他都一一過問。不久，他請周揚兼任研究生院院長。當時有的老專家對辦研究生院有異議，胡喬木反複做工作。他說，通過辦研究生院，可以充實各所的後備力量，提高各所的工作效率，曆史會證明我們的決定是正確的；希望大家不要怕麻煩，一定要把研究生院辦好。實踐證明胡喬木的決策是正確的。研究生院的畢業生表現都比較好，水平也比較高。分配到黨政部門工作的，不少已經在司局級領導崗位上工作，有的在副部級、部級崗位上任職。現在社會科學院的科研骨幹、領導幹部，很多是研究生院培養出來的。
2.從全國招考研究人員
1978年3月18日，鄧小平同誌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提出“建設宏大的又紅又專的科學技術隊伍”的口號，要求“加速培養年輕一代的科學技術人才”，改變青黃不接現象，特別強調“必須打破常規去發現、選拔和培養傑出的人才”。根據鄧小平講話的精神，胡喬木等在招收研究生、成立研究生院的同時，就醞釀麵向全國，通過推薦、考試的辦法，招聘科研人員。
1979年9月5日，向國務院呈送了《中國社會科學院關於公開招考研究人員的請示報告》，經批準後於1980年在全國實施。這是一次規模很大的從社會上公開招考研究人員的工作。不僅中國社會科學院，而且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社會科學院（所）也一起招考。1980年8月22日至27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在無錫召開了全國招考研究人員錄取工作會議。會議確定了錄取原則和標準，商定錄取名額，協商分配問題，還就今後招考工作交換了意見。29個省、市、自治區社科院（所）的負責人參加了會議。通過這次招考，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各省、市、自治區社科院（所）都錄用了一批科研人員，其中中國社會科學院錄用130人左右，省市社科院（所）錄用430人左右，及時充實了研究隊伍。
3.建立學術組織和製度
建立學術委員會胡喬木把建立作為權力機構的各級學術委員會設定為科研體製改革的要點，其目的是按照科學發展規律以加強學術領導。按照胡喬木的設想，全院設三級組織：即院、學部、研究所，都設學術委員會。院的學術委員會，是院的最高權力機構。在國家設立院士學位後，社會科學院院士會議將取代院學術委員會。院學術委員會成員由人大常委會審議公布。院學術委員會設黨組，是學術委員會的領導核心。黨組成員由中央任命。院學術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根據國內外形勢和國家需要，確定社會科學院的方向、任務和科學研究發展規劃，全院科研機構的設置、調整，全院經費的分配，重要規章製度的製訂，科研成果的評定，重要人員的任免，指導社會科學研究的國際活動，選舉院長。院下設若幹學部。學部是承上啟下，協助院長分工領導若幹相互關係比較密切的學科的研究工作的組織。設立學部的目的是加強學術領導，有利於各友鄰學科的交叉滲透和密切合作，有利於進行跨學科的或多學科的研究。按目前已有的所，可考慮設立八個學部：哲學部、經濟學部、國際政治與世界經濟學部、曆史學部、文學部、政治與法律學部、社會學部（包括民族學、語言學、宗教學）、教育學部。學部的主要任務是：確定所屬各個學科的研究方向和重要研究課題，指導、開展、協調各學科的研究業務，分配經費，評價成果，提升人員。研究所是擔負研究任務和出成果、出人才的單位。所的學術委員會的任務一是製訂全所科研計劃並組織所內外的力量來實現計劃；二是培養、考核、提升、任免、調動所內人員；三是建立、撤銷或合並研究室和研究小組；四是分配所的經費。所長由所學術委員會民主選舉產生，副所長由所長提名，經所學術委員會通過。實行所學術委員會領導下的所長負責製。
1978年9月28日近代史研究所學術委員會首先成立，劉大年為主任委員，李新、戴逸為副主任委員。外國文學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的學術委員會在同年11月和12月相繼成立。其他各所大多在1979年上半年成立，到11月所有研究所都成立了學術委員會。1980年，以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的名義，向287名各所學術委員會委員頒發了聘請證書。院學術委員會的建立經過了一段醞釀、籌備過程。1979年4月4日，院黨組與各所第24次聯席會議決定，下半年建立院學術委員會。
恢複學術職稱評審製度科研人員的定職、升職製度，是一項穩定科研隊伍、提高科研水平、保證出人才出成果的根本製度。胡喬木和鄧力群、於光遠等非常重視這項製度的建立和職稱評定工作的開展。1978年8月17日，頒布了《中國社會科學院關於科研人員定職與升職問題的暫行辦法》。此後，這項工作積極慎重地在各研究單位施行。至1979年，經過按程序嚴格的評審，全院科研人員有51人提升為研究員，165人提升為副研究員，698人提升為助理研究員。
建立學位授予製度1979年春，胡喬木又把建立學位製度提上日程。3月中央作出關於建立學位製度的指示。3月22日，教育部和國務院科技幹部局聯合組成學位小組，再次研究在我國建立學位製度問題。他們研究查閱了建國以來兩次起草學位條例的檔案材料（第一次是1954年至1957年；第二次是1961年至1964年），以及1966年高教部根據周總理關於發給外國留學生學位證明書的指示所擬訂的試行辦法，調查研究了近年來國外學位製度的發展和我國高等教育的現狀。然後在國家科委起草的1964年稿的基礎上，擬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授予條例（草案）》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組織條例（草案）》。在全國範圍內廣泛征求意見。前後參加座談討論的有600多人，其中有不少著名教授和科學家。社會科學院先後參加座談的學者專家有：任繼愈、孫冶方、費孝通、劉大年、夏鼐、羅大岡、呂叔湘、侯外廬、黎澍、周揚、於光遠、梅益等。1979年11月9日，社會科學院還專門召開學位問題會議，討論有關建立學位製度的文件。張友漁、武光、宋一平等30餘人參加了會議。會議一致同意建立學位製度，並對學位的分級和稱號、各級學位的學術水平、設立學位評定委員會等問題進行了充分的討論。12月12日，教育部黨組向“方毅、喬木同誌並報小平同誌”送呈《關於學位授予條例（草案）起草工作的報告》，報告敘述了文件形成的過程，並就建立學位製度的必要性、關於學位的分級、關於學位學科門類的劃分、關於學位授予辦法、關於在職人員的學位授予、關於獲得學位後的工資待遇、關於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的辦事機構、關於學位條例的實施步驟等問題作了說明，提出了意見。
1979年12月24日，全國人大法製委員會全體會議討論了《學位授予條例（草案）》。1980年2月12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由葉劍英委員長命令公布，自1981年1月1日起施行。1980年12月，國務院設立學位委員會，負責領導全國學位授予工作。1983年3月，胡喬木擔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主任委員。
1979年冬，胡喬木還提出建立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士製度的意見，在社科院黨組進行了醞釀，並同教育部部長蔣南翔、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錢三強、武衡等交換意見。因條件不成熟，未能實現。
四、出版學術期刊和學術著作
鼓勵和發揮科研人員的積極性，發展和繁榮社會科學，使社會科學研究為兩個文明建設服務，需要解決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學術研究成果的發表和出版問題。胡喬木把它作為具有關鍵作用的環節來抓，在較短的時間內，社會科學期刊和圖書的出版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
1.恢複和創辦學術期刊
1966年哲學社會科學部出版的期刊為24種。“文化大革命”中，除《考古》外全部停刊。1974年《曆史研究》由毛澤東指示而複刊。1975年整頓中，學部恢複業務工作，胡喬木領導籌辦《思想戰線》，創刊號已經印出清樣，但終因“反擊右傾翻案風”而未能問世。《哲學研究》、《文學評論》為複刊進行了大量準備工作，最終也難免流產的命運。
1977年5月，中央批準成立中國社會科學院以後，臨時領導小組即把原有刊物的複刊提上日程。9月，經黨中央批準，《哲學研究》、《經濟研究》、《文學評論》和《中國語文》複刊。10月，《近代史資料》複刊，《世界文學》（其前身為1934年魯迅創辦的《譯文》，1966年停刊）創刊號發行。
胡喬木在到社科院之前，就十分關心刊物的恢複工作。1977年10月25日，胡喬木約文學研究所鄧紹基、陳駿濤、彭韻倩到南長街家中，談對《文學評論》複刊工作的意見。
關於《文學評論》要辦成什麼樣的刊物。胡喬木說，要吸收《文藝報》的一些長處，但不能完全辦成《文藝報》那樣。研究所畢竟不是文聯。過去《文藝報》時評較多，你們要登基本理論、文學史方麵的文章，就不能光登時評。時評也有個寫法問題，要發表意見。萊辛的漢堡劇評（指《漢堡戲劇論》）就提出了係統的意見。今後文藝作品會越來越多，當然不可能一一評論。即使有的作品一時很受歡迎，你們發不發評論呢？也可發，也可不發。作為歡迎和鼓勵，是要發一點。但也要考慮，如果你們的評論隻是人雲亦雲，泛泛講些意見，這樣的文章即使發上一年，也作不出貢獻。過去也有這種情況：一時很受歡迎的作品，過一陣子證明它並不成熟。
關於對“四人幫”和《文藝座談會紀要》（即《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批判。胡喬木說“文藝黑線專政”的提法是錯誤的，說“文藝黑線專政”，那置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於何地呢？同時也把群眾牽進去了。“四人幫”說，“黑線專政”是為了製造“空白”論。所謂“空白”，也就是由他們胡作非為。說“別、車、杜”（即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雷波夫）是左聯指導思想，那是沒有常識的話。胡喬木指出，“四人幫”扼殺創作。我們今後作品會逐漸多起來。要找有威望的人給青年作者指導。對“四人幫”拉的人，胡喬木指出要區分，要分清是主動投靠，還是不得不說兩句好話的。
關於魯迅。胡喬木指出，“四人幫”實際上是否定魯迅，他們把魯迅描繪成是沒有戰友的。左翼中間有過幾次爭論，魯迅說過大方向一致，“但大戰鬥卻都為著同一的目標”。魯迅批評過成仿吾，後來成仿吾從國外回來找黨，到了魯迅那裏，魯迅對他很熱情。魯迅不是一個人，有戰友。
胡喬木還提出一些具體作品，建議刊物可以考慮評論。他提到柔石的《二月》說，當然，它比不上《林家鋪子》。茅盾是老作家，柔石是青年人。過去批評《二月》，有一種意見說，經過大革命，怎麼還會有不受大革命洗禮的地方和人物。這不知是什麼邏輯？他還說，過去寫抗美援朝有好多小說，寫解放戰爭的，比較起來似乎少一點。《紅日》寫得較好，不知吳強情況如何？同時，胡喬木又指出，對作品的評論可以有不同意見，但要避免糾纏不休。他說，評論作品也可能出現糾纏不休的現象。過去評《創業史》似乎就有過這個毛病。《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的評論中是否也有過糾纏不休的現象？要避免這種毛病。
《文學評論》複刊以後，在工作中貫徹了胡喬木的這些意見，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胡喬木就任社科院院長以後，刊物的恢複和創辦工作進展很快。1978年1月，經中央宣傳部門批準，《語言學動態》、《哲學譯叢》先後複刊，《曆史研究》由雙月刊改為月刊。胡喬木指示《曆史研究》應該把政治色彩淡化，應該搞學術問題。
1978年10月，胡喬木提議創辦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刊《中國社會科學》，向中宣部並黨中央呈送了請示報告。1979年7月4日，新成立的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正式啟用印章。1980年1月，《中國社會科學》創刊號出版。這是一本哲學社會科學的綜合性雜誌，發表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最新最重要的研究成果。過了一年，又出版了《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將該刊發表的有代表性的高水平的論文向國際學術界介紹和交流。胡喬木經常出席刊物的編輯會議，每期的主要文章都留心閱讀，還向刊物推薦文章。《中國社會科學》雜誌很快就在國內外學術界享有盛譽。
經過兩年努力，中國社會科學院共出版期刊41種（其中內部發行的3種）。到1982年年初增至65種。重要學科都擁有分別發表論文、譯文、動態、資料等各有不同功能的期刊多種。如經濟學，就有：《經濟研究》、《經濟學譯叢》、《經濟學動態》、《經濟管理》、《經濟研究所集刊》五種刊物。
2.創辦出版社
為解決學術著作的出版問題，胡喬木主持創辦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作為院的直屬單位，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於1978年6月正式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