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喬木支持下，規劃並先後組織出版了不少具有影響的小型叢書和係列圖書。文藝理論方麵，恢複出版文藝理論方麵的“三套叢書”：《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叢書》、《外國古典文藝理論叢書》、《外國古典文學名著叢書》；編輯出版外國文學方麵的兩套叢刊：《外國文學研究輯刊》、《外國文學研究資料叢刊》；經濟方麵，出版了《經濟管理叢書》（馬洪主編）、《中國經濟史叢書》；哲學方麵，宗教史係列頗有影響，出版了《中國佛教史》、《中國道教史》、《中國伊斯蘭教史》等；國際方麵，出版了按國別的《簡明國際百科全書》多種；還翻譯出版了《劍橋中國史》係列。特別是胡繩主編的《中國社會科學博士論文文庫》影響很大，使一大批年輕學者脫穎而出。鄧力群、馬洪、武衡主編的《當代中國叢書》前麵一半也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該社後來被評選為全國優秀出版社，在第一批評出的15個優秀出版社中，名列第二。
3.編輯出版兩部巨著
胡喬木視野非常開闊。許多工作總是從整個國家社會科學事業以至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著眼，不局限於社會科學院。最為突出的事例，也是胡喬木對中國社會科學事業乃至中華民族科學文化事業作出的最為突出的貢獻，就是主持《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編輯出版和倡議編輯出版《當代中國叢書》，為新中國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建設樹立了兩座巍峨的豐碑。
《中國大百科全書》新中國成立之初，胡喬木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秘書長時，就曾有人建議出版中國百科全書；20世紀50年代中擬定科學文化發展十二年規劃，曾把編輯出版百科全書列入規劃，均未實現。胡喬木1978年1月11日在社科院製訂科研計劃和規劃的動員會上，不無遺憾地說，“我們沒有百科全書，也沒有各科的大辭典、各科的百科全書”。他向所有北京各單位從事社會科學的同誌呼籲，要依靠集體力量改變這種狀況。隨後，胡喬木指示中國社會科學院《情況反映》特刊刊載薑椿芳寫的《關於編輯出版中國大百科全書的建議》，把編輯《中國大百科全書》列為重要事項及時向黨中央、國務院反映。胡喬木認為，編輯出版我國的百科全書，對於傳播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全麵係統地介紹古今中外科學文化知識，提高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實現我國四個現代化，振興我國科學文化事業，確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一項基本建議。胡喬木首先向鄧小平作了彙報。鄧小平讚成編撰《中國大百科全書》的建議，並要求在老一輩專家學者還健在的時候著手編寫。1978年5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即同國家出版局、中國科學院聯名向中共中央宣傳部並黨中央呈送了《關於編輯出版〈中國大百科全書〉的請示報告》。沒過幾天，黨中央主席和幾位副主席都圈閱同意。報告於當月獲得批準，並成立了以胡喬木為主任，周培源、嚴濟慈、陳翰笙、於光遠、周揚為副主任的《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和以薑椿芳為總編輯的具體負責編輯出版工作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及上海分社。
1978年7月，胡喬木主持召開了第一次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委會的籌備工作會議。會議鮮明地提出：編輯出版中國大百科全書要恢複我們黨實事求是的傳統，不搞政治掛帥那一套，要為客觀介紹中外古今知識的專家學者撐腰。這一編輯思想為《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編輯方針奠定了政治基礎。1979年年初，胡喬木審定了全書的編輯方針，明確規定：“全書編輯工作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介紹文化科學知識時，要持客觀態度，實事求是，對學術上有爭議的問題，應反映各家學說。”“對世界各國和地區，不論其大小和政治製度如何”，“中外古今人物……凡曆史上有影響，學術上有成就的人物，不論其政治地位和政治觀點如何，都應有適當的介紹”。胡喬木確定的這種實事求是的編撰方針，推動了知識界的思想解放，激發了我國專家學者為振興中國科學文化而編撰好大百科全書的高昂熱情。
作為大百科全書的總編委主任，胡喬木在全書總體設計、編撰隊伍組織和編寫質量保證這三個關鍵環節上，奉獻了他的才學、智慧和力量，顯示了曠世少見的通才的卓識，保證了這部百科全書的質量，使它確實代表了我國的科學文化水平，為祖國爭得了榮譽。
在百科全書的總體設計上，首先碰到的一個難題是：全書按學科分類分卷編輯出版，還是依國際通行的做法按全書條目字母順序編排出版？胡喬木在1978年冬主持召開全書總編委會主任、副主任會議進行討論。他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作出“《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一版按學科分類分卷出版”的決策。關於怎樣分類，他指出，“百科全書的分類與科學分類有不同，編輯部可以多搞幾個其他國家百科全書分類材料，經過我們的編輯實踐再來討論”。1980年，胡喬木親自改定《中國大百科全書》的“前言”，對總體設計上第一版按學科分類分卷出版的緣由作了精辟的說明：“因為這是中國第一部百科全書，編輯工作的困難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由於讀書界的迫切要求，不能等待各門學科的資料搜集得比較齊全之後再行編輯出版，也不能等待各學科的全部條目編寫完成之後，按照條目的漢語拚音字母順序，混合成全書，隻能按門類分別邀請全國專家、學者分頭編寫，按學科分類分卷出版，即編成一個學科（一卷或數卷）就出版一個學科分卷，使全書陸續問世。”實踐證明，這樣的總體設計是切合實際的，是符合我國國情的，全書的編撰工作很快全麵展開。80年代中期，各學科卷紛紛上馬。由於學科分類沒有完全定型，隨之出現了學科卷設置不斷膨脹以及學科卷內知識門類劃分不均衡的問題。胡喬木發現後，即於1986年夏及時提出：“改變原定出版80卷和1989年出齊的計劃”，“原有的某些專業卷可以自成某專業的百科全書，以免大百科過於龐雜，不能保證全書的應有體例和質量水平”。1987年2月27日，胡喬木又向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同誌提交了《關於改進大百科全書工作的請示報告》，提出“大百科全書事關國家科學水平和政治榮譽”，要“全力保證質量”；在工作安排上，要“進一步壓縮卷數”，“放慢速度”，“預定1993年出齊，作為全書的第一版”。為保證全書質量，胡喬木還就加強編輯隊伍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等提出了若幹具體措施。黨中央、國務院3月初即批準了這個報告，從而進一步解決了大百科全書按學科分類設卷中遇到的一些問題，進一步明確了大百科全書編輯出版工作的發展規劃和質量目標，推動了《中國大百科全書》全麵質量管理的實現和質量保證體係的形成。
關於編撰隊伍的組織，胡喬木確定：全書設總編委會；學科分卷設分編委會；學科分支，必要時設分支的編寫組。他抓住問題的關鍵，指出：“主要是找人。”為此，他直接過問，花了不少精力。總編委會的21位副主任都是他親自找的。對於總編委會委員，他明確提出標準：“凡學術上真正有建樹，有見解的，或者雖然沒有著作，確實是桃李滿天下的人，可以為總編委會委員。”經過遴選，總編委會由110位全國著名的專家學者組成。各學科分編委會的人選，也都由各該學科在國內以至國際享有威望的著名專家學者組成。有的學科胡喬木親自出麵聘請。1984年“語言文字”卷分編委會組建時，胡喬木親自寫信給語言學家李榮、朱德熙，說：“此書不同尋常，如它的編委會不能反映出中國各學科的學術水平，有則不如無。你們兩位當然不能參與編輯事務，但重要條目的擬定和內容的審定，終須相煩，這關係到國家學術榮譽。想你們兩位出於愛國的責任心，是決然不會推卻的。”參加各學科分編委會的專家學者總計達二千餘人，可以說囊括了中國一代文化科學的精英。
對於百科全書的編撰質量，胡喬木也提出明確的要求：“全書有關中國方麵的內容應當力求準確、公允、可信；外國方麵的內容要力求不出錯誤。實現這一編寫要求，既要全書的條目編撰者具有權威性和嚴謹的治學精神，又要全書編輯人員具有知識水平和高度責任心。”至於條目編撰者的選擇，胡喬木提出了“由最合適的人撰寫最合適的條目”的原則。按照這一原則，全書每個條目都請對這一條目最有研究的專家學者撰寫。先後參加撰稿的有2.2萬名專家學者。確保了百科全書的高質量和權威性。
《中國大百科全書》收近8萬個條目，釋文約1.2億字，內容包涵古今中外各個學科的知識。胡喬木通過對一些條目的修改、把關，從敏感的政治性問題的處理，到知識性問題的表述，編寫體例的把握，以至用詞造句上的問題，都作出具體的指導。他的嚴謹的科學態度，一絲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為大家作出了示範。他那淵博的學識，靈敏的才思，準確、簡練的文字，沒有人不由衷地欽佩。
通過對一些條目的審閱、推敲、修改，胡喬木對大百科全書條目的寫法形成了帶有規律性的認識。他指出：1.百科條目是敘述文而不是論文，內容和語氣都要客觀，脈絡要清楚，措詞要準確，每句話都要表達清楚。主語力求穩定，以免支離破碎。2.斷語要少，要客觀，盡量不用編者的口吻作論斷，有些必要的論斷，可以引用權威性的文獻資料。3.不要使用宣傳性、頌揚性詞語，而要用客觀陳述的方法，以保持釋文的客觀性和穩定性。4.不要用那些“戴帽子”的話，比較空泛的話，要寫出具體內容，事情要交代明白，使讀者看得懂。事物的發生時間和事實要寫清楚，能寫出年代的寫出年代，能寫出年月的寫出年月，盡量不要含混和不確定。胡喬木的這些意見和要求，為大百科全書編撰工作所共同遵循，不僅對百科全書的編撰，而且對各類辭書的編撰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
胡喬木為高質量地編撰這部代表國家水平的大型工具書《中國大百科全書》真正是嘔心瀝血、殫精竭慮。他看到了一些學科分卷的出版，但未能看到全書第一版出齊。他在病情重篤之際，仍一直惦念不忘。他對前來探視的梅益說：“對於《中國大百科全書》的工作，我曾說與你共進退，看來我要先退了。”“你們要有始有終，保證全書的質量，這事關國家科學水平和政治榮譽。”“全書即將出齊，對全書一版工作，要認真總結，要報告中央，給中央寫報告。對二版工作，要抓緊準備，要提出設想，聽大家的意見。”殷殷之意，拳拳之情，催人淚下，激人奮進。
《當代中國叢書》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以後，係統地總結建國以來的曆史經驗的條件已經成熟。1982年5月，胡喬木在青年社會科學工作者座談會上倡議，要對建國以來各條戰線的曆史經驗作出有科學價值的總結，編寫若幹專著。他指出，這不僅是為中國現代史的研究積累資料，而且可以從中找出規律性的東西來，用以指導我們的工作。為落實這一倡議，中國社會科學院及其所屬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提出方案，準備編寫出版一套多卷本的、定名為《當代中國》的大型叢書。中央宣傳部部務會議決定，積極貫徹執行胡喬木的這項指示，立即著手組織落實，於1982年11月9日向中央作了報告。當月，中央書記處討論通過了中宣部關於編寫出版《當代中國》叢書的報告，並指示中宣部轉發。叢書編輯部負責人在答新華社記者問中指出：“編輯出版這部叢書的目的，是要科學地總結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曆史經驗，並以無可辯駁的材料，展示新中國建立以來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和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其意義之一是：“它將為以後進一步修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做好準備。”
此後，《當代中國》叢書的編寫工作即全麵啟動，由鄧力群、馬洪、武衡任主編，協調中宣部、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出版署和當代中國研究所等部門組織實施。經過全國廣大國史研究者、理論宣傳和實際工作者以及出版工作者十萬多人共同努力，《當代中國》叢書曆時15年，到1998年基本完成，並於1999年6月出版了電子光盤版。叢書分部門（行業）卷、地方卷、專題卷和綜合卷，共150卷，205冊，1億字，3萬幅圖片。它是我國第一部全麵記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的規模最大的叢書，它設計宏偉，縱橫交織，構成新中國各個領域的新畫圖，是對新中國物質文明建設、政治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階段性的總檢閱。它為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發展進程、經驗和規律，為在廣大幹部和群眾中開展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教育，提供了豐富的史料和生動的教材。同時，它也正確地扼要地向全世界展示了新中國各方麵的情況，樹立了光輝、準確的形象。胡喬木沒有看到《當代中國》叢書的竣工，但他的開創、奠基之功是為人們永遠銘記的。
4.編輯出版《郭沫若全集》，建立郭沫若紀念館
郭沫若生前擔任中國科學院院長，一直兼任哲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1978年6月12日逝世。8月9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即向中央呈報了《關於成立郭沫若文集編輯出版委員會的請示》。胡喬木提出以周揚為主任的編委會名單。在召開第一次編委會後，又向中央呈報了《關於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和籌建郭沫若紀念館的請示》，報告了關於編輯出版《郭沫若全集》的方針、方法問題，建議在郭沫若故居籌建郭沫若紀念館，並建議增加若幹名委員。請示報告得到批準，編輯出版工作順利開展，郭沫若故居被確定為全國文物保護單位，郭沫若紀念館被定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五、開展國際、國內學術交流
開展國際學術交流，是促進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發展和繁榮的重要途徑，同時也是發展中國與各國關係的一個重要渠道。胡喬木很重視這項工作，及時恢複並直接參與了國際學術交流新局麵的開創。
為適應國際交流工作的需要，1978年3月，胡喬木把院外事組升格為外事局。4月，胡喬木對建立外事工作檔案，編輯有關資料作出指示，要求把曾來信、來訪過的單位和個人登記下來，並深入了解他們的情況；要求盡快編出反映世界各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院情況的資料。1979年8月，又正式成立了對外學術交流委員會。
外事局成立後，做的第一項業務工作，是著手恢複了同西歐國家的學術交流。4月14日，召開院黨組第一次學習會，請宦鄉（時在外交部，後調社科院任副院長）作《西歐走出“黃金時代”》的報告，胡喬木出席。4月13日，外事局局長接待了意大利駐華使館一等秘書，就兩國社會科學學術交流問題交換了意見。以後經過磋商，擬定了“意、中文化、科技合作協定草案”，為兩國正式簽訂協定作了準備。這年9月上旬，第26屆“歐洲研究中國會議”在意大利召開。報告國務院後派中國學術代表團與會，打開了對歐美學術交流的大門。此後，瑞士、瑞典、法國、德國、意大利、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墨西哥、加拿大、希臘等國都有學術代表團或學者來訪，還接待了哈佛大學（1978年10月7日）、斯坦福大學（1979年4月9日—21日）和聯合國大學（1979年5月14日—25日）等大學的學者。社科院也派出院、所領導帶領的代表團前往歐美諸國訪問。與此同時，同東歐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同南亞印度、尼泊爾的學術交流也開展起來。在一些國際學術會議上出現了中國學者的身影。1979年7月16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官員奧克拉夫人來中國進行工作訪問，與社科院外事局會談。此後，社科院學者參與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召開的學術會議。除了出國訪問、參加學術會議和接待外國學術團體和個人來訪以外，1980年起，由世界宗教研究所開始，主辦了國際學術會議。這就是10月由世界宗教學會與南亞學會聯合在西安召開的佛教學術討論會和世界宗教研究所與中國無神論學會聯合在武漢召開的無神論學會第二屆年會。
胡喬木直接參與的國際交流活動，除1979年11月應羅馬尼亞社會政治科學院和南斯拉夫科學藝術院的邀請，偕夫人穀羽一起前往兩國訪問之外，主要是在對日本方麵。
1978年年初，中日兩國政府就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開始談判。當時，由於蘇聯當局的阻撓和幹涉，日方在條約是否寫入反對霸權主義條款的問題上猶豫不決，致使條約遷延多時不能簽訂。中國方麵在外交談判之外，通過多種渠道對日本朝野做工作，以求突破。從這年4月至8月12日在北京正式簽約，胡喬木多次會見了日本各方麵人士。
4月1日，胡喬木會見日共（馬列）全國委員會代表委員安齋庫治等，就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進行座談。胡喬木回答了他們提出的問題。
4月27日，胡喬木會見了日本友好人士、法學家一園一憶夫婦。
6月25日，胡喬木會見了日本京都大學教授、史學家、京都日中學術懇談會理事長井上靖一行，回答了井上提出的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的一些問題。胡喬木指出：毛主席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既是我國外交政策的理論基礎，也是我黨世界革命戰略的理論基礎。當然不能把我國的外交政策同我黨的世界革命戰略混為一談，但也不能把兩者割裂開來。第三世界之成為第三世界，不隻是由其經濟發展程度決定的，而首先是由其在反帝、反超級大國鬥爭中的地位決定的。
8月3日，胡喬木會見了由日本政治活動家、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的副理事長宮川寅雄和考古學家白士吾夫率領的日本考古代表團，就我國“文化大革命”的危害和中日學術文化交流交換了意見。胡喬木指出，中國近代史上到日本留學的人曾對中國曆史起了推動作用，這在20世紀前半期特別明顯，魯迅和郭沫若是最好的例子。“文化大革命”破壞了兩國間的學術文化交流。在新的時期，希望中日學術文化交流得到更大的發展，掀起一個新高潮。這次會見，氣氛熱烈友好。白士吾夫動情地說，1976年周恩來總理逝世後，鄧小平副總理再次受到迫害，他和宮川寅雄十分痛苦和鬱悶，都吐了血。直到“四人幫”被粉碎，他們的心情才徹底好轉。代表團成員、東京大學教授三上次男也談了親身感受。他說：要真正了解日本的曆史，就要了解中國的曆史。要好好學習中國曆史和考古史，要學好考古史就必須學好中國古代史。
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在北京簽訂。10月22日，鄧小平副總理應日本政府的邀請，對日本進行正式友好訪問。10月23日，出席了在東京舉行的中日友好條約批準書互換儀式，條約於當天正式生效。中日友好關係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在這樣的背景下，胡喬木應日本學士院和日中友好協會的邀請，於1979年1月15日至26日訪問日本。胡喬木在日本訪問期間的主要活動是：
（一）出席日本學士院成立百周年慶祝活動，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致祝詞。表示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以後，兩國學術交流將更加繁榮，“我們期待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日本學士院今後將建立富有成果的聯係。”在慶祝儀式上，胡喬木向日本學士院贈送了禮物：一套馬王堆出土的《老子》影印線裝本。
（二）廣泛接觸日本各界人士，增進兩國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進行了以下一些活動：應邀會見天皇胞弟、日本東方協會會長崇仁親王，進行友好交談；親自登門拜訪日中友好活動家、著名學者、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中島健藏、宮川寅雄、井上靖等，共敘友情；應邀在《讀賣新聞》社與日本著名學者及作家陳舜臣、井內一男、菊地昌典等座談，介紹中國改革開放的新形勢，表達加強兩國友好交往與合作的願望。胡喬木還與日本實業界巨頭、新日鐵董事長蹈山嘉寬會見，共商經濟合作事宜。
（三）對日本學術界進行考察，開拓了學術交流渠道。在日本期間，胡喬木先後參觀訪問了東京大學、京都大學、早稻田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等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進行了多次座談，了解日本的學術研究現狀及其管理體製，探討中國社會科學院與其建立學術交流與合作的途徑。胡喬木還特地拜訪了日中文化交流協會和日本學術振興會，並與學術振興會會長增田四郎就雙邊合作問題進行了協商，為雙方的合作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此外，胡喬木還為我駐日使館工作人員作了關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報告。
胡喬木訪日，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了中日兩國學術界進行交流和友好合作的關係。緊接著，副院長於光遠、周揚又先後於3月至4月和6月率社科院的學術代表團赴日本訪問。這是一個很好的開端。此後，中國社會科學院與日本學術機構的交流與合作不斷得到健康、穩步的發展，並成為促進中日兩國關係發展的一支力量。胡喬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學術交流方麵，起到了開創和奠基的作用。
對國內學術交流，胡喬木也非常重視。他認為，國內學術交流主要應該通過各學科的學會或研究會組織全國性的學術討論會來進行。1978年5月，胡喬木以院黨組名義向黨中央、中央宣傳部呈送了《關於重建和新建一些學會的請示報告》。此後，一批學會（協會，研究會）正式成立。隻要有機會，胡喬木還參加學會的活動，發表講話。
前麵已經提到，1978年1月下旬，社會科學院召開了北京地區經濟科學座談會，胡喬木出席並作重要講話。1978年4月，《哲學研究》編輯部在北京召開了“唯生產力論”問題討論會。5月底至6月初，科研局在北京主持召開了涼山彝族奴隸社會問題學術討論會。
1978年12月，宗教研究所和南京大學哲學係在南京聯合發起召開中國無神論學術討論會，成立了中國無神論學會。1979年1月，中國未來研究會在北京成立。2月，在昆明召開的宗教研究規劃會議上成立了中國宗教學會。3月，在北京舉行社會學座談會，胡喬木出席並講話，會議決定正式成立中國社會學研究會。5月，院召開了紀念五四運動60周年學術討論會。8月，第二次全國邏輯討論會在北京舉行，會上成立了中國邏輯學會。10月，社會科學院與教育部、北京市委聯合主辦中華人民共和國30周年學術討論會，會議分哲學、經濟學等七個組進行了討論。同月，曆史研究所在天津召開中亞文化研究協會成立大會，中國哲學史學會也在北京成立。11月，中國農業經濟學會1979年學術討論會在北京密雲召開。12月底，第三次全國民族語言科學討論會召開。1980年2月，北京新聞學會成立，胡喬木被選為名譽會長，並在大會上作《報刊要成為安定團結的思想中心》。1980年4月8日，胡喬木又在中國史學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關於史學工作的幾個問題》的長篇講話。
到1981年年底，社會科學各學科的全國性學會、研究會共189個。全國已有18個省、市成立了社聯（社會科學工作者聯合會），所屬省、市學會和研究會共500個左右。推動了國內的學術交流，促進了社會科學的繁榮和發展。
胡喬木還要求有兩種學術會議應定為製度，經過充分準備，每年定期舉行。一是各學科的全國學術討論會，會上發表該學科的重要論文和工作報告，交流研究方法和研究經驗，介紹國際上該學科的趨勢和情況，討論解答與會者事先提出的疑難問題。通過這樣的會來推動各該所以及省市和各有關院校科係的研究工作。另一種是綜合性質的全國學術報告會，宣讀重要的學術論文，可邀請國外有關的專家參加。
六、改善科研條件，解決住房困難
胡喬木非常重視科研條件的改善。社會科學院創辦之初，鄧小平、李先念都很關心、支持，為改善科研條件所需的經費他們都直接過問。1978年4月30日，院黨組直接向鄧小平、李先念呈報關於追加本年度基建任務的請示，中央批示追加了6.3萬平方米的基建任務。8月，胡喬木、鄧力群致函國家計委申請將前三門剛建成的統建宿舍撥給5000平方米周轉。9月，又呈報了申請撥款9300多萬建設研究生院4000平方米的計劃。經胡喬木親自關心、擘劃，幾年內，在長安街東頭建起了第一座科研大樓，建築麵積7.5萬平方米。先後建造了3000套約二十多萬平方米高層宿舍，基本上解決了當時社科院住房困難戶嚴重缺房的問題。
同時，胡喬木還經過多方努力，使社科院的科研行政經費增加了十倍。還設立了麵向全社會的社會科學研究基金，不僅解決了社會科學院的研究經費問題，而且推動了全國的社會科學研究。
對研究人員，特別是老知識分子的困難，胡喬木總是想方設法幫助解決。在社會科學界流傳著不少佳話。
1977年12月2日，胡喬木到任不過一個多星期，即為解決三位老專家住房困難問題給李先念副主席寫信，懇切陳情，令人感動。胡喬木寫道：
社會科學院有三位著名老專家，住房十分困難，請求優先予以解決。
一、曆史研究所古代史著名專家顧頡剛，八十四歲，曾參加標點《二十四史》，工作積極，目前，計劃在生前校正過去著作並整理其曆年筆記（五百萬字）。現住房三間，老夫婦，加上子女，還有四萬冊藏書，實在擁擠不堪。顧久病氣管炎，冬天煤爐取暖，每致咳血住院，不能工作。
二、民族研究所副所長、蒙古史、元史專家翁獨健，七十一歲，現仍在繼續進行研究工作。十口人，藏書也多，四間房，確屬擁擠。
三、文學研究所文藝理論專家蔡儀，七十一歲，現仍在繼續進行研究工作。四口人，藏書一萬五千多冊，現住兩間房，隻有二十五平米。
社會科學院老專家和科研人員住房，都很擁擠，亟待統籌解決。我們建議先解決最迫切最困難的三戶，給顧頡剛、翁獨健每家一套六間宿舍，給蔡儀一套五間宿舍。以上是否可行，請予批示。
經李先念批示，問題得到解決。
協助顧頡剛進行《尚書》整理研究的助手、曆史研究所研究員劉起紆，六十多歲了，沒有住房，借居顧家。顧頡剛於1980年11月26日致函喬木院長，懇切陳詞，“務乞為學術計，批給劉君以研究員住房，並宜離三裏河南沙溝舍下不遠，以便經常與我業務聯係並便於取我業務資料。誠令此有深遠影響於史學並為國內學術界所盼望早日問世之《尚書》新著能獲早日完成”。胡喬木即同行政部門商量，很快解決了問題。
作家沈從文，建國後從事中國古代服飾研究。胡喬木把他從曆史博物館調到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胡喬木得知沈從文住房有困難，立即派秘書去看望。聽秘書反映沈從文夫婦住房的確很差，即親自前往。隻見兩間又矮又小的平房，屋裏縱橫交錯拉著繩子，上麵掛著各個時代的服飾圖片，很難走人，光線也很暗。冬天安上一個爐子，連轉身的地方都沒有。在這樣的環境中搞研究實在太困難了。胡喬木同兒子商量，準備把家裏一套四居室的房子騰出來讓沈從文夫婦住，兒子搬去住他們那兩間平房。家裏都支持，可是主管部門覺得不妥。胡喬木決定由社會科學院出麵在友誼賓館長期包房，給沈從文做臨時工作室。沈從文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沒過多久就寫成定稿，並於1981年9月由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出版。此後，胡喬木親自特批並經中央組織部批準，將沈從文從研究員四級提到二級，按部長級解決沈的工資、住房和其他待遇。給沈從文配了助手，解決了醫療問題，1986年又分給他崇文門大街22號樓的一套大三居宿舍。這樣，沈從文在晚年有了一個相對安定的生活環境和研究條件。
即使是同胡喬木素不相識的人，隻要困難提到他的麵前，他總是援手相助。這樣的事例是不少的。
1978年七八月間，青島市圖書館一位同誌給胡喬木寫信，反映該市吳壽彭老先生對古希臘亞裏斯多德等人的譯著出版等問題，希望幫助解決。胡喬木對吳和寫信的同誌都不認識，吳又是一個有政治曆史問題的人，但他認為國內能從事古希臘文翻譯的人才極少，吳的翻譯是有價值的，應該發揮他的專長，遂親自過問，請山東省和青島市有關方麵落實吳的工作，還派人同出版社聯係解決吳的譯著的出版問題。出版社方麵提出必須把吳的政治曆史問題搞清方能出版。胡喬木批示：“出譯書，隻要沒有現行問題，書有價值，即可出。”至於吳的問題，“可以相機調查，吳已七十多歲了，等調查清楚再出書就晚了。”在胡喬木的關心下，吳壽彭的住房、工作和譯著出版問題都得到了解決，這位老知識分子的積極作用得到了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