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大學曆史係教授曹紹濂1979年7月給胡喬木來信，希望支持他經多年研究寫成的《美國政治製度》一書的出版。胡喬木也親自過問，讓秘書簽批意見：“請出版社辦並複信。”
胡喬木逝世後，曾編輯出版一部《回憶胡喬木》。呂叔湘先生為該書題詞：“喬木同誌是所有正直的知識分子的朋友。”確是知人之論。
做黨和國家的得力助手
胡喬木本人一直以做黨和國家的得力助手為己任。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以後，自然十分自覺地讓社會科學院當好黨和國家的助手。
結合當時揭批“四人幫”運動，社會科學院於1978年春先後召開了批判“兩個估計”座談會（2月20日—23日）、“唯生產力論學術討論會”（4月13日—18日）、全院揭批“兩個估計”大會（4月15日）；胡喬木還組織撰寫按勞分配問題的文章，並出席全國勞動局長座談會作《關於按勞分配問題幾個問題的講話》，批判“左”傾觀點，澄清理論是非，推動解放思想。
在此期間，胡喬木還協助鄧小平起草了《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78年4月22日）、《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78年6月2日）、在中國工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致詞《工人階級要為實現四個現代化作出優異貢獻》（1978年10月11日）等重要講話。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把目光投射到重大政治、社會問題或急需解決的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問題上去，已經成為胡喬木的一個習慣，或者說已經形成一種思維定勢。這樣的例子是很多的。上文提到的1977年12月23日胡喬木審閱法學研究所擬訂的1978年科研計劃後寫的八條建議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樣的事例是很多的。
比如：教育領域通過推倒“兩個估計”，撥亂反正，被引入了正常發展軌道。教育部提出在全國普及小學教育的意見。當時有的中央領導同誌認為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經濟文化發展很不平衡的大國，對能否在全國普及小學教育存在疑慮。普及小學教育的目標遲遲定不下來。胡喬木得知後，明確提出，普及小學教育是關係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根本問題，不能有任何猶豫和動搖，教育部必須完成這一曆史任務。經胡喬木呼籲支持，教育部向中央書記處作了彙報，中共中央、國務院於1980年作出了關於普及小學教育的決定。
再如：70年代末，城市雞蛋供應來源於農民一家一戶養幾隻雞的辦法，供求差距很大，供應相當緊張。胡喬木對此很關心。他聽說北京東郊官莊的養雞場采取現代化規模經營的方法，獲得成功，即要經濟學家馬洪前往實地調查。馬洪在那裏調查了幾天。胡喬木認真聽取了彙報，親自仔細修改調查報告，上報中央，使這一經驗及時得到推廣。胡喬木傾注的心血對全國大中城市雞蛋供應問題的解決是起了作用的。當時的養雞場場長劉江後來當了農業部部長。
在學科規劃工作基本完成以後，胡喬木把做好黨和國家助手作為根本任務向大家明確地提出來。在1980年春節前的全院迎春茶話會上，胡喬木說：黨中央、鄧小平同誌號召我們，在社會科學戰線上，做黨中央、國務院的忠實、得力的助手。我們要用自己的科研成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這是黨的號召，也是曆史賦予我們的光榮任務。在1980年3月11日傳達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的全院黨員幹部大會上，胡喬木又一次提出，社會科學院要做好黨和國家得力助手。在1980年5月2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一次黨代會的開幕式上，胡喬木發表長篇講話，題目就是《做好黨和國家的得力助手，為四個現代化作出貢獻》。在這篇講話中，胡喬木對社會科學院兩年來取得的成績做了總結，說明“我院開始發揮了黨和政府的助手作用”，進而對怎樣做好黨和國家得力助手的問題，從五個方麵作了係統、充分的論述。
第一，要充分認識社會科學在實現四個現代化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胡喬木指出：我國的社會科學工作者今天應該根據理論與具體實際結合的原則，在黨和國家製訂方針政策時，在理論上進行探索，幫助把各種起作用的因素都估計進去，設想各種可供選擇的方案，提出比較係統和周到的意見，提供決策部門考慮。在方針政策決定以後，要積極闡明它的意義，幫助廣大群眾理解，動員群眾支持政策的順利執行，就是說要為方針政策進行解釋和宣傳。在方針政策執行的過程中，要根據實踐的檢驗，隨時準備提出補充、修正、改進的方案。這才是我國社會科學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中應當發揮的作用。隻有這樣，我們的社會科學工作者才能真正成為名副其實的黨中央和國務院忠實得力的助手。與此同時，胡喬木指出：“今天我們強調社會科學研究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決不是要取消基礎理論研究，恰恰相反，我們的各學科基礎理論研究還應當加強，隻有對一個個領域一個個專題進行係統的研究，才有充分的科學性，有了科學性，才談得到革命性。”“社會科學屬於上層建築，上層建築不可能不為它的經濟基礎、為生產的發展服務。”“這幾年，在中國社會科學的研究方麵，我們必須把重點放在經濟學、法學、國際關係學等方麵，這是大家可以理解的。但是，像文學、史學、哲學等學科的深入研究，不但會豐富我們的精神生活，提高我們的精神境界，而且還一定會對我們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具體問題發生直接影響，這也是想象得到的。中國學術界曆來有‘一慮而百致，同歸而殊途’的優良傳統，讓這個傳統在我們這代人的手裏發揚光大起來吧！”
第二，要勇於研究黨和國家生活中的重大問題
針對在這個問題上有的同誌認為社會科學院主要應該從事基礎理論研究，或者曆史問題的研究，不應該過分強調研究現實，擔心當黨中央國務院的助手，會妨礙理論研究，以至不知道哪天會被抓辮子、戴帽子、打棍子等認識和顧慮，胡喬木對學術和政治的關係問題作了曆史具體的分析。
胡喬木指出，這裏提出的學術和政治的關係問題，並不是本來意義上的學術與政治的關係問題。就本來意義講，社會科學與政治從來是密切相關的，是不應該也不可能截然分開的。春秋戰國時，諸子百家就是“皆欲以其學易天下”。我們當初參加共產黨也就是參加政治鬥爭，就是要用馬克思主義改造中國。今天許多社會科學工作者對“政治”有戒心，是因為過去受林彪、“四人幫”打擊迫害而心有餘悸。胡喬木指明問題的症結所在：“這個問題不是一個真正的學術和政治的關係問題，其實是：對黨的領導來說，是一個在社會科學領域中如何貫徹‘雙百方針’和堅持‘三不主義’的問題；對社會科學工作者來說，則是一個對科學的態度和對黨的信任問題。”胡喬木要求黨員社會科學工作者應當堅定地信任黨，不必有顧慮。
第三，關於黨性、社會主義立場和思想解放的一致性
胡喬木指出：“有的同誌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解放思想對立起來，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設置‘禁區’混同起來，這是錯誤的。”“我們說解放思想，是指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打破舊的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解放思想不能偏離四項基本原則，不能損害安定團結。”胡喬木要求“發揚無產階級的革命堅定性，克服知識分子容易有的搖擺性，在解放思想的同時要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對於黨員來說，還應當有黨性，就是堅持黨的政治綱領、政治路線，自覺遵守黨的民主集中製的組織原則，具有高度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在這個基礎上，有不同的意見，完全可以在黨內展開討論，但是在行動上，必須與黨保持一致，不允許有公開同黨唱反調的行為。”
第四，要善於學習
胡喬木說：要當好黨和國家的得力助手，當前的主要問題在於善於學習。胡喬木分析了曆史原因形成的社會科學隊伍的缺陷，誠懇殷切地希望“我們社會科學院培養一個濃厚的學習空氣，無論老年、中年、青年同誌，大家都能刻苦學習，在比較廣博的社會科學知識基礎上，係統掌握一個學科中某一方麵的專門知識，不僅要了解中國的情況，而且要了解外國的情況。”胡喬木進而提出更高的標準，指出：“嚴格說來，知識的積累隻是向我們提供了思想方法和思想資料。一個高級知識分子，特別是社會科學工作者，應當不僅具有豐富的知識，而且時刻關心國家和世界的前途，為此而不斷思考問題，探索前進的道路，以此作為自己的誌趣，而不是僅限於掌握知識、傳授知識。”
第五，要不斷創新，為建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學派而努力
胡喬木從對科學發展普遍規律的認識對我國社會科學的現狀作出估計。一方麵，我國的社會科學正處在蓬勃發展的起點，我國的社會科學工作者正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立場、觀點、方法，對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進行新的探索；另一方麵，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國的社會科學還十分落後，主要是我們在利用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來指導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方麵，並沒有起到應起的作用。胡喬木展望我國社會科學的未來發展，提出了“加倍地發奮努力”的目標和應該倡導的研究方法。胡喬木說的這一段話帶有長遠的指導意義——
在前進的道路上，我們要堅持馬列主義與今日中國和世界的實際相結合，通過深刻認識今日中國所獨有的實際問題，創造性地對這些獨特問題作出正確的回答，樹立雄心壯誌，不但要努力謀求在物質生產上趕上乃至超過現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而且還要在精神文明上也走在世界前列，創造出一種最合理、最進步的社會組織形式和生活方式。在中國這塊土地上這樣成長和發展起來的社會科學，它首先要解決的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所提出的問題，因之它必然帶有極濃厚的中國的特色：首先是理論與實際的緊密結合。我們的黨以辯證唯物主義、曆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作指針，就使我們能夠無所畏懼地深入現實，探索未來。社會主義向我們提供了深入實際、研究分析的良好條件。其次，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切是從人民的立場出發、為了人民的利益，包括全世界人民的利益的。
由這兩條宗旨出發就決定了，在研究方法上，我們既反對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也反對脫離實際的實用主義。我們既要借鑒國外社會科學不斷開創的邊緣學科、多學科綜合研究、數量分析、比較研究等可取之處，又要堅持為人民的立場觀點，反對那種方法十分先進，課題卻沒有重大意義，隻講微觀世界、看不見宏觀世界的鑽牛角尖的繁瑣研究。我們要重視資料數據，注重數量分析，把數學的方法引入社會科學研究中去；同時又要在選擇可變因素和如何計量上有我們的特點，並看到質量互變的辯證關係，避免機械論。我國幾千年的學術傳統中，曆來重視現實人生，重視社會，重視個人的社會責任；在認識論上，重視行與知的關係，重視具體真理，重視辯證思想（哪怕原始、樸素的辯證思想）；我國的史學從來重視曆代經濟狀況的考察；我國的文學研究也有很高的成就。這些都是我們應當繼承並發揚光大的學術傳統。所有這些都是我國社會科學要努力發展的一些特色。對這方麵的認識將幫助我們更好地向全世界社會科學的成就學習。在這基礎上，我們有理由期待在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中形成中國學派。這不僅僅是一種主觀願望，隻要我們能幹出成績來，就一定會得到這樣的結果。它是合乎發展規律的，我們完全有這樣的誌氣和信心。
胡喬木最後講了1980年及其後一二年為實現社會科學院的方針任務需要做的幾項主要工作。胡喬木從中國社會科學院實際出發，抓住主要矛盾，提出了符合社會科學研究規律的措施：（一）改進我院的工作體製，使之更加適應科研工作的需要。（二）修訂和落實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的發展規劃，準備召開全國規劃會議。（三）充實和加強研究隊伍。（四）要努力改善科研和物質生活條件。（五）積極開展對外學術交流工作。（六）加強和改善黨對社會科學研究工作的領導。
在講話的最後，胡喬木回顧曆史，展望未來，滿懷信心地指出：
我國社會科學蓬勃發展的條件已經大致具備了，雖然目前在各方麵還有不少困難，但是這將會逐步得到解決，隻要我們受黨委托負責領導社會科學事業的同誌，能夠學得聰明一點，努力學會按照社會科學本身的規律和發展規律來領導社會科學事業，隻要我們廣大黨員都能成為貫徹執行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的模範，鞏固和促進安定團結的模範，那麼，我們的社會科學事業就一定會發達興旺起來！同時，胡喬木又深刻地指出我們麵臨的是長期艱巨的任務。他說：“我國到19世紀80年代開始出現新學，隻是到五四運動、馬列主義傳入中國以後，思想麵貌才出現了飛速的變化。經曆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的中國，是難以在幾十年的短短時間內完成社會轉型、轉入現代社會的。與此同時進行著的新文化運動，當然也不是短短幾十年就得以完成的。我們的社會科學也像其他工作一樣，終究隻能一步一步地前進。僅以社會科學內一個學科打基礎來說，恐怕就需要十年的時間；要初步建立起一個學科，沒有另外十年也是不行的。我們要力爭好中求快，爭取在今後八至十年內，為我國社會科學打下一個比較寬廣堅實的基礎。這是擺在我們這一代社會科學工作者麵前十分緊迫而光榮的任務。”
胡喬木這一篇講話雖是針對中國社會科學院今後工作講的，但其意義遠遠超出具體工作的指導。這篇講話是胡喬木兩年多來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實踐的總結，相當全麵地體現了他對社會科學研究工作性質、現狀和任務、規律的認識，概括了他對社會科學研究工作領導、組織、管理的經驗，對社會科學研究工作有長遠的指導意義。
告別社會科學院
胡喬木在黨代會上的這篇講話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看作是他的告別演說。1978年年底，胡喬木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被補選為中央委員，會後即擔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並兼任“毛辦”（即毛澤東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辦公室）主任、黨委書記。1980年1月起又兼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他在中央和相關部門擔負的這許多重要工作，使他已經沒有多少精力顧及社會科學院的全麵工作了。他要把這副擔子交給他的後任。這篇講話正是對後繼者作了一個全麵交待。中國社會科學院以後的工作基本上是沿著這篇講話提出的方向和路徑繼續發展的。
1980年，胡喬木還是勉力兼顧社會科學院的工作。到12月，實在無法分身再管了，他就向中央正式提出了辭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職務的報告。報告說：“根據我目前工作和身體的實際情況，我深感再兼任社會科學院院長職務，實在負擔不了”，“為此，提請中央批準我辭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職務，改任顧問（兼職）”。中央批準了胡喬木的請求。
因為工作太忙，胡喬木不得不同他“戀愛”的對象“分手”，集中精力去完成中央交給他的許多繁重的任務。不過，他也沒有完全同社會科學院脫鉤。他還是繼續為中國社會科學研究事業的繁榮和發展傾注他的心血。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的成立和當代中國研究所的創辦，就是兩個突出的例子。至於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職務的名義，胡喬木一直擔任到1982年4月。1982年5月起，馬洪繼任院長，胡喬木擔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顧問。1985年6月起，胡喬木又擔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名譽院長。
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首任院長，胡喬木統攬全局，解放思想，殫精竭慮，慘淡經營，為社會科學院建構了框架，開創了道路，組織和培養了隊伍，為中國社會科學研究事業的發展，提出了目標，指明了方向，作出了規劃，奠定了基礎。胡喬木的開創之功是永不磨滅的。著名學者任繼愈由衷地讚譽胡喬木“是才與學相副的一位”、“是我國很少數的有通才卓識的一位”，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能有今天的規模，並成為全國幾個理論研究的重鎮之一，基礎是喬木同誌領導社會科學院時奠定的。”後來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馬洪評論說：“胡喬木同誌的生平和他偉大的革命實踐表明胡喬木不僅是傑出的政治家，而且首先是偉大的思想家，是公認的當代學識淵博、造詣很深的社會科學大家，是新中國社會科學戰線上傑出的領導人，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奠基人。”
1982年1月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黨委會向中央提出了一份《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的彙報提綱》。《彙報提綱》說：“1977年在中國科學院原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的基礎上建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五年來院的工作在很困難的條件下有了較大的發展，研究所、研究人員和出版的期刊數都比1966年學部時增長了一倍，出版的著作比學部二十多年出版的總和多一倍。”《彙報提綱》還總結說：“在黨的三中全會以後，我們在經濟、政法、民族、語言、考古、國際問題等方麵都進行了廣泛的調查，積累和整理了大量的文獻和資料。我們曾就經濟、政法和外交等問題先後向黨中央、國務院和有關部委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見和建議，還就真理標準、經濟規律、按勞分配、四項基本原則、生產目的性、國民經濟的調整和改革、黨的曆史的經驗教訓、建設社會主義政治製度、加強法製、改善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民族關係、語言研究和文字改革、中外曆史、國際政治經濟以及有關哲學、文學等方麵的重要問題發表了近萬篇文章，其中有一部分水平較高，理論上有所創新。從1978年開始，我們加強了內外學術交流的工作，在國內協同有關單位創建了社會科學各學科的學會、研究會，組織了種種形式的學術活動和科研協作；在國外加強了同各國學者、科研機構以及國際組織的聯係，了解了國外研究的動向、觀點和方法，推動了學科建設，因而活躍了學術空氣，推動了全國社會科學事業的發展。”
這個《彙報提綱》可說是對胡喬木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期間工作的一個總結和鑒定。
（執筆程中原）
百科全書式的馬克思主義學者胡喬木
程中原
胡喬木是組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第一任院長。中國共產黨在思想文化、宣傳教育戰線上的重要領導人。他對哲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許多學科，有高深的造詣和獨創的見解，稱得上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本文對他最有建樹的幾個學科的學術成就作簡要介紹。
一、中共黨史研究
胡喬木在學術上成就最為卓著、影響最為巨大的，莫過於對中共黨史這一中國特有的全新的學科的開創和拓展。
胡喬木1930年秋至1931年冬曾就讀於清華大學曆史係，但沒有多久就放棄了對曆史學的攻讀，成了用筆從事革命活動的共產黨人。但曆史的機緣偏偏要將曆史學家的稱號賜予他。由毛澤東決定，《人民日報》1951年“七一”前夕發表了胡喬木寫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從此，胡喬木的名字就同中共黨史研究聯係在一起。《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第一次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觀點完整地、係統地簡要敘述了中國共產黨的曆史。發表以後，當即成為廣大幹部群眾學習、了解中國共產黨曆史和毛澤東思想的教科書。這部書被公認為中共黨史的奠基之作，對黨史教育和黨史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當年39歲的胡喬木，用不到一個星期就寫成這部扛鼎之作，不是偶然的。1941年2月胡喬木擔任毛澤東秘書後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在毛澤東指導下編“黨書”：最初是《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接著選編《兩條路線》，後來又編《六大以前》。通過對黨的文獻係統的整理編纂，胡喬木打下了紮實的史料根基。作為毛澤東和政治局的秘書，胡喬木又直接參加了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討論黨的曆史經驗，延安整風中高級幹部的兩條路線學習，《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親身領受毛澤東及其戰友的教誨，對黨的曆史自有非同尋常的理解。胡喬木掌握了豐富的史料，又把握了曆史的邏輯，揮筆寫就一部中國共產黨30年的曆史可說是瓜熟蒂落。
胡喬木再次把黨史研究作為重要工作來做，是在事隔30年後。為撥亂反正、繼往開來，中共中央決定作第二個曆史決議，對建國以來三十多年曆史作出總結。這個決議由鄧小平主持，具體負責起草的是胡喬木。鄧小平提出，這個決議最核心的一條要確立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而對“文化大革命”的曆史作出全麵科學的總結成為正確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關鍵。
這項工作實際上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就已開始。胡喬木是三中全會鄧小平的主題報告、全會公報以及加快農業發展等文件的主要起草者，這些文件記錄了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的撥亂反正。三中全會閉幕後，胡喬木即在中宣部碰頭會上講話，對毛澤東晚年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黨的曆史隻是路線鬥爭的曆史等，提出質疑，予以否定。緊接著，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作報告，圍繞三中全會工作著重點轉移這個主題，扼要地評述了建國以來的曆史發展過程，更加深刻地批評上述毛澤東晚年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並指出社會政治安定和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兩個條件。在1979年春從右麵來的錯誤思潮開始泛濫的時候，胡喬木協助鄧小平起草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此後，胡喬木又在鄧小平指導下主持起草了葉劍英國慶30周年講話。把毛澤東同林彪、“四人幫”嚴格分開，對林彪、“四人幫”的極“左”路線進行了全麵深入的分析批判，對毛澤東思想恢複了七大的提法，並指出是集體智慧的產物，還明確肯定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八大主要文獻的指導意義。
雖然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已經有了這樣的準備和基礎，但為達到鄧小平提出的要求，曆史決議從起草到通過還是足足花費了20個月的時間。作為起草組的負責人，胡喬木殫精竭慮，嘔心瀝血，貫徹鄧小平、陳雲等中央常委的意圖，集中集體討論的意見，完滿地解決了評價“文化大革命”10年內亂的曆史與確立毛澤東曆史地位、堅持毛澤東思想的種種問題。胡喬木在曆史決議起草過程中所作的《〈曆史決議〉要注意寫的兩個問題》、《〈曆史決議〉中對“文化大革命”的幾個論斷》、《關於〈曆史決議〉的幾點說明》等三十多次談話、講話，他起草和修改的決議文本，對建國以來三十多年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曆史，對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作了曆史的具體的分析和科學的評價，如：論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深刻分析“文化大革命”之所以發生和持續十年之久的原因以及毛澤東之所以犯嚴重錯誤的原因；把毛澤東本人的思想上行動上的錯誤，同毛澤東思想加以區別，對毛澤東思想加以肯定；指出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它的根本思想原則，是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等等，是這一時期胡喬木黨史研究的結晶。
1987年中共十三大以後，胡喬木退居二線。他仍擔任中央黨史領導小組副組長，集中精力投入黨史工作。晚年的研究沒有原來那種同當前工作的密切聯係，更多地具有個人學術研究的特點。他的思索與探討在更深、更廣的層次上馳騁，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其代表作是同“黨史三會”異曲同工的“黨史三論”：1989年春訪問美國所作學術講演：關於中國在50年代怎樣選擇了社會主義、關於中國1958年至1978年間為什麼會犯“左”傾錯誤、為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70周年而作的《中國共產黨怎樣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還有兩項有巨大和深遠影響的黨史工作，這就是對40年代、50年代毛澤東的回憶和對《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書的指導和審定。
“黨史三論”都把理論、曆史、現實緊密結合而又各具特色。關於中國在50年代怎樣選擇了社會主義這篇講演，采取了一個全新的角度，通過經濟分析來回答這一重大政治問題。文章從中國革命曆史的全局著眼，具體分析了50年代中國經濟迅速恢複的四個基本因素（實現了全國財政經濟的統一，國營經濟的日益強大，資本主義經濟的弱小和發展困難，新中國的國際環境：西方的封鎖和蘇聯的援助），論證中國要確保國家的獨立和統一，發展國民經濟，隻有社會主義才是唯一的出路。關於中國為什麼會犯“左”傾錯誤的講演，論證方法獨特。它用主要篇幅具體剖析了1958年至1978年間犯“左”傾錯誤導致中國經濟動蕩和停滯的原因，同時又以對中華人民共和國40年曆史的審視，提出在1957年社會主義的主題需要從革命鬥爭轉向和平建設時，黨內存在著兩種趨勢的觀點。論文通過對兩種趨勢此消彼長的分析，論證中國“所選擇的社會主義並不是跟‘左’傾錯誤相聯係，而是跟經濟進步、文化進步、社會進步、政治進步相聯係的”；代表這種根本趨勢的是1949年至1956年的中國，特別是1979年至1989年的中國。“盡管‘左’的傾向仍然需要警惕，但是總起來說，改革和開放不可逆轉”，這是共和國40年曆史的結論。《中國共產黨怎樣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是一篇“提綱式的論文”，它貫通中國共產黨70年的曆史，從12個方麵，論述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作出的重要發展和貢獻。文中提出“中國在50年代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在80年代實行了改革開放。中國的一切成就都應歸功於這兩座裏程碑”，“改革開放事業是50年代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真正的續篇”的論斷，把兩代領導集體對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艱辛探索及其積極成果聯係起來、統一起來，精辟獨到，意義深遠。“黨史三論”可以說是胡喬木晚年寫下的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史綱要。
《回憶毛澤東》一書，胡喬木本想從自己了解的情況入筆，寫40年代、50年代毛澤東的思想和活動，形成一部毛澤東思想形成和發展的曆史。可惜沒有來得及完成。在他逝世後兩年，編寫組把寫書過程中胡喬木的二十多次“談話錄”和19篇“初擬稿”，編成《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出版。“談話錄”主要談全書設想和40年代的15個題目，具有相當高的學術價值。胡喬木著重回憶毛澤東從皖南事變到抗美援朝期間的許多重要曆史活動，對毛澤東的思想和活動，作了許多深刻的闡述和精彩的評論，對毛澤東的一些不合適的看法和做法，也恰如其分地表達了自己的見解。胡喬木還談到了一些曆史事件的具體情節，說明了一些重要曆史活動的原委，澄清了一些重大的曆史疑問。“談話錄”涉及的曆史研究方法，主要是研究毛澤東思想要同具體政策的製定與實施、同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同黨內矛盾的處理結合起來的思路，對黨史、國史研究很有參考價值。“初擬稿”是黨史工作者在胡喬木指導下查閱檔案、進行研究後寫成的，披露了大量珍貴史料，對理解“談話錄”涉及的曆史事件和人物是很好的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