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研究社會主義經濟學，我提出這兩個方麵的問題，其他需要研究的問題當然還很多。把社會主義經濟學這門科學嚴格地建設起來，發展下去，這是一個長期的、艱巨的任務，需要大量地收集和掌握材料。掌握材料，要掌握過去的和現在的，成功的和失敗的，中國的和外國的。外國的包括蘇聯這些國家，也包括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要研究這樣三類國家的具體經驗，曆史經驗。在這些方麵，都要進行科學的比較。
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是戰鬥的，我們對於資本主義、修正主義一定要批判，可是這種批判要建立在科學研究的堅實基礎上，不能是簡單的謾罵。對於外國的經驗首先需要詳細的了解和認識。今天的會是要研究經濟學的規劃，這裏本來沒有包括研究世界經濟的規劃，但是我想，對中國經濟的研究，不能離開對世界經濟的比較、研究。否則，我們在前進的道路上就會遇到限製，遇到困難。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時候，就沒有放鬆對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的經濟的研究。這才是曆史的、發展的觀點。而且，科學是沒有國界的。如果沒有比較的研究，那麼，我們要作出一種全麵的科學的結論是不可能的。
第二，關於當前具體經濟問題的研究
剛才說的也是當前的經濟問題，不過是比較根本性的，現在說的是比較具體的問題。我看到幾份計劃材料，沒有這方麵項目。具體經濟問題的研究和理論的經濟學的研究是互相聯係的，但也有區別，它要研究社會主義經濟各部門的具體活動狀況，並且要在這個基礎上提出經濟學家所應該提出的建議。這個工作中當然可能遇到一些困難，在座的沒有部長、沒有主任，我們如果作了這樣的計劃怎樣來執行呢？提出的建議如果主管部門不同意，或者有錯誤，那麼我們的工作不是白做了嗎？困難雖然會有一些，但沒有這樣嚴重。許多部門領導同誌很歡迎經濟學家派出工作組、調查組去參加他們的工作，到他們領導的企業裏麵去進行詳細的調查，並根據調查的結果向他們提出建議。我們沒有一個部門一個部門聯係，如果聯係了，這工作可能達到這麼一種程度：我們沒有足夠的人員可以派出。
我們剛才說，研究經濟學要從理論上說明現在所遇到的許多現象。馬克思說：哲學家隻是這樣那樣地解釋世界，但是問題是要改造世界。這個名言對於經濟學家是更加適用的。經濟學曆來被認為是最實用的一門科學。我們的經濟學家，不可能隻限於聚在一起開座談會、發表文章、出書，這都是重要的，但不能夠到此為止。我們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工作的經濟學家，尤其不能夠旁觀，不能夠限於發表一些評論。我們需要實際參加工作。我想：全國很多比較大的企業，不管是工業、農業、交通、運輸、商業，每一個比較大的企業裏麵都應該有經濟學家。這些經濟學家不是去參觀或調查，而是在那裏工作。可以設想，一個工廠有總工程師、總設計師、總會計師，也可以有總經濟師。總經濟師要從經濟學的角度去通盤地研究、處理一個企業的經濟活動。一個大的人民公社或國營農場也需要有這樣的人。我們正在為1980年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而奮鬥，這個需要更加迫切。如果不這樣，那麼，實現農業機械化就會遇到很多的困難。比如說，現在已經遇到相當廣泛的增產不增收的問題，也有既不增產也不增收的問題。這是非常迫切的經濟問題。當然，我們不應該誇口，我們確實有這麼一些人到那裏去就可以點石成金，可以馬上轉虧為盈。我們到那裏去，首先要從經濟學的角度，學習了解整個企業、整個行業的生產運轉過程，經過多次的調查、研究、商討、試驗，然後才有可能提出比較切實可行的意見。我們過去有一些學校培養過一些工業管理和其他行業管理的幹部，但由於種種原因，這個問題還沒能完全解決，還需要繼續探索。
中央領導同誌要求迅速恢複人民大學，它的重要任務之一是要培養工商業管理人才。可見，過去我們在這方麵所做的工作，中央是有肯定的評價的，也說明中央感覺到人大停辦是一個損失，使得工商業管理幹部的培養工作沒能繼續下去，這是我們的管理水平下降的原因之一。當然，管理水平下降最根本的原因是“四人幫”搗亂。但是，在許多工交農商企業中，經營管理還沒有一套成熟的辦法，或者經過訓練的熟練的經營管理人才不夠，也是重要的原因。
這個問題我所以提到這個會上，是希望這次會議能夠作出相當切實的計劃。因為我們現有人力不夠，需要培養大批這樣的人才，而且需要在調查研究中外經驗的基礎上，在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上，編寫出適用的教材。在黨中央的領導下，經過全國經濟學工作者的共同奮鬥，有可能有一天在所有企業裏都有經濟學工作者在裏麵工作，如果不是專職至少也是兼職的。我們希望，由此可以把社會主義工業、交通、農業、商業、各方麵企業和管理機關的管理水平大大提高一步，使社會主義經濟的優越性充分地表現出來，把社會主義經濟應有的效率、應有的速度、應有的合理化充分地變成現實。這也是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麵。如果認為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那麼，我們就不是經濟學家了。如果我們的企業僅僅用先進的技術裝備起來，可是從經濟學上看，無論在整個生產的運轉方麵，資金的使用和運轉方麵，人力的使用和組織方麵，職工積極性的發揮方麵，存在著不能容忍的不合理現象，那麼，我們經濟的發展速度怎麼能夠趕到比較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前麵去呢？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不僅要有先進的技術裝備，而且一定要有完全先進的、合理的、科學的管理製度。
研究和參加解決這個問題，是我們在規劃中不能回避的問題。
第三，關於世界經濟的研究
為了研究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學，不能不跟外國的經濟、外國的經濟學作一種比較的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跟世界經濟的研究有密切不可分的關係。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和宣傳，我們編的教材，首先必須堅持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主席所指示的方向。但是，我們寫出來的教材，不能以過去多少年前著作中的材料和論點為限。如果是那樣，我們就不能滿足實際生活對這門科學的要求。而且，我們在研究的根本方法上就違反了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主義既然是一門科學，它就要不斷地向前進。如果我們講資本主義的經濟，僅僅限於重複《資本論》、《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最高階段》的敘述，而對於這兩本書出版以後，對這麼多年出現的、大量的世界經濟發展的事實置若罔聞，那麼，這就不是一種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我們必須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以後，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作出獨立的、科學的、認真的研究。要對在他們去世以後世界經濟領域所發生的一些基本的現象作出解釋。我們現在要寫這方麵的教科書、經濟學的讀物，要在這方麵作出一種很有根底的、很確實的、很牢靠的研究，這是一個重要的、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第四，關於外國經濟學的研究
無論是什麼國家的經濟學，如果它是純粹胡說八道，我們就犯不著花那麼多時間去研究它、批判它。但是我們也要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對與他們同時代的或他們以前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完全采取一種嚴格的、科學的、分析的態度。馬克思從來沒有抹煞過、忽略過哪怕是在經濟學史上不那麼重要的經濟學家的科學發現。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一書（雖然這本書的內容不限於經濟學）基本上是利用了美國社會學家摩爾根的研究，而摩爾根的著作的價值也是馬克思首先發現的。列寧的帝國主義論，也引用了霍布森、希爾佛丁等人的經濟學著作。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沒有任意地把他們的前人和同時代人說成一錢不值。在他們以後，當然有很多完全是為帝國主義辯護的所謂經濟學家。但是，我們也要承認，在這個世界上還是有一些比較誠實的經濟學家，做了比較誠實的工作。不能說在經濟科學方麵除了斯大林和毛主席就沒有任何的發展。所以，我們希望在我們的規劃中，對外國經濟學的著作要做批判的研究，要把這當做一個重要的任務。
經濟學裏麵有一門分支，即數理經濟學。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能不能得到利用？怎樣利用它？中國研究數理經濟學的人很少，我在這裏決不是宣傳數理學派，但是我想，數理經濟學作為一門經濟學分支，完全可以和數理學派分開。社會主義經濟由於它的計劃性，完全可以比資本主義經濟有更多應用它的餘地，並且可以對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產生很好的作用。因為這門科學在中國很少人研究，在規劃草案中也就沒有列上。我想這是應當列的。
總之，我們對外國的經濟學要批判、要分析，有用的我們就要用，錯誤的我們就要反駁。我們應當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從我們經濟學也需要像其他自然科學部門、社會科學部門一樣，也有一個跟許多外國進行學術上的交流，也要在適當條件下到外國進行訪問、參觀，或者邀請別的國家經濟學家代表團到我們國家訪問。如果我們認為條件合適，也可以邀請某一個國家的某一學者，在對我們有用的題目上來講演，這也是可以設想的。外國有一些進步的經濟學家，他們努力用馬克思主義方法來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研究社會主義經濟，批判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做了多年工作，對於這些人的邀請就更可以考慮了。
第五，關於編寫經營管理方麵的專題通俗讀物
規劃裏麵要編出教科書，這已經有了，編出主要工具書，也有了。我想還需要編出這樣的書，也可以是教材，也可以是一般讀物。譬如說，怎樣管理一個工廠、一個礦山、一個基建公司，怎樣做好一個車間主任、一個施工隊長，怎樣管好一條鐵路、一個郵電總局，怎樣做好一個商店、公司、銀行、旅館的經理，怎樣做一個生產大隊長，怎樣管好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國營農場、一個森林、一個牧場，怎樣管好、用好拖拉機和其他農林牧業機具，諸如此類的問題。這類問題當然可以列出很多題目出來。編這些書是不容易的，不能閉門造車，也不能抄哪一個外國的書來出版，一定要結合中國的實際。從實際出發，總結中國已有的經驗並參考外國的有用的經驗，編好這樣的書。這樣的書也不一定是小冊子，也可以是大部頭的，可以有幾百頁，這要看我們鑽研的程度。無論小冊子也罷，大部頭著作也罷，我想都是經濟戰線上廣大的工作人員所迫切需要的。這類著作，在過去，特別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曾經出過一些，但那時出的東西，大部分是一種經驗介紹，某個廠的、某個先進班組的這一類材料或文章彙集，把它真正搞成一種有係統、有理論的材料不多。總之，希望在規劃裏麵能夠列入這個方麵。
因為說到調查，請允許我在這裏離開一下本題，關於社會調查說幾句話。社會調查是一個很大的任務。這裏我想提一下關於近代經濟史以及現代經濟史的社會調查，把許多材料、活的資料盡可能地保存下來。對於近代的經濟，過去我曾經談過這樣一件事，有許多國家對中國的買辦資產階級不知道是什麼意思，翻譯出去人家也不懂，加了注釋還是不懂，中國近代社會裏許多經濟事實，不但外國人不懂，恐怕將來連中國人也不懂，我們的下一輩已經不懂，甚至我們自己也沒有完全懂。因為，記錄、說明這方麵的書籍、資料太少。不要說買辦，就是中國的地主階級，以至農民階級、工人階級，現在也還沒有一本研究的專著。所以希望能夠很快地組織力量，把現在還能找到的關於近代現代經濟史有價值的資料，收集起來，積累起來。我向大家提出這個呼籲，希望全國經濟學規劃方麵要提出，而且很快就付之實行，因為有許多資料是要散失的，有許多人是要死掉的，這樣就會在我們眼前造成許多沒法挽回的損失。
最後，這次會議作規劃，作出北京範圍三年到八年的規劃，這非常好。各方麵問題都可以討論到，我剛才所說的不過是舉幾個例。我們希望規劃中不僅有題目，什麼人負責，什麼時間完成，而且要有擴大隊伍、培養接班人的規劃，包括全市哪些學校要開哪些課，要設哪些專業，每個專業準備吸收多少學生和研究生。這樣，我們整個北京經濟學研究工作的力量才能夠蓬蓬勃勃地不斷壯大發展起來。
關於文藝理論研究問題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胡喬木
規劃草案，經過了長時間的反複研究，有了很多改進。但是也還有缺點。總的麵貌看起來還是跟解放後一般搞研究規劃的格局差不多。例如研究文藝理論，先是馬列的，毛主席的，再是中國文學批評史。這個格局本身不能說一定不對，問題是應該有更深入的內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對象是很寬的，但是我們設想得很不夠，沒有擬出關於文藝理論本身的題目。研究的隻是馬列主義經典作家的文藝論著，然後梅林、拉法格、普列漢諾夫、高爾基等等。他們的論著，是否已包括了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應該研究的全部內容？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研究不能等同於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著作中有關文藝問題論述的研究。他們的論著中，涉及文學的多數是片段，一部分提出了一些基本觀點或一些方麵的基本觀點。總之，他們提供了研究的方法，這對我們是極端重要的，是我們所必須精通的，但是並不能完全包括我們需要研究的問題。這就需要我們用馬列和毛主席提出的立場觀點方法加以全麵的展開，也就是以馬列毛之矢，射文藝學之的，而不能停止於以矢為的。現在規劃中的主要選題，給人的印象，似乎研究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就是研究他們的論著。這樣表麵是忠於馬列主義，實際是把馬列主義狹隘化、教條化了。也可以說，這是中國傳統中的經學家的研究方法。普列漢諾夫關於文藝的著作比較多，但嚴格說來，他也沒有專門研究過文學理論問題，隻是研究了一部分藝術史和文學史。例如說，他論證了勞動先於藝術，這很有意義，但是還不能說這就解釋了藝術的起源。藝術的起源問題，還得我們進行獨立的認真的研究。同樣，形象思維是許多文藝理論家肯定的藝術特征，但僅僅運用形象思維並不能構成藝術，它是藝術創作活動的必要條件（也有一定的例外）而不是充足條件，藝術的全部特征究竟是什麼，仍然有待於深入探討。如果我們按現在提出的這個框子研究，就會發生這樣的情況：研究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是一個攤子，研究中國曆史上的文學理論是一個攤子，研究西方文學理論又是一個攤子。怎樣把這三者統一起來呢？而且我們自己應該進行一些什麼獨立的研究呢？如果我們對文藝理論沒有進行獨立的、全麵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的要求，隻是去研究馬列主義文藝論著的背景、源流、注釋，這能否算是已經完成了研究任務呢？我想是不能。如果我們研究中國的文學曆史時，隻是勉強應用幾句馬克思主義文藝家的話，那實際上隻是算術上的加法，兩者大部分聯係不起來。因此我們必須考慮增加一些題目，並且是主要的題目，否則很難以前者為武器，來答複後者的問題。就是魯迅，也沒有給我們留下專門的文學理論著作，他在雜文和其他著作中提出了一係列寶貴的觀點，但是並沒有形成完整的思想體係。本來，文學理論的學科範圍是很廣的，內容是很豐富的。不論是研究一般的文藝理論，或者是研究中國文學曆史，我們都需要建立真正有係統的理論的基礎。現在的計劃，規模不夠完備，視野不夠寬廣，要求不夠深刻。我們研究的對象主要是前人的著述而不是文學的直接現實，這就不容易做到獨立的研究。前人的著作，也是當時他們對文學上一係列問題的理解。我們現在需要的是以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研究文學本身，而不能局限於研究前人的研究。研究之研究當然也要做，也許後一輩人還要搞研究之研究之研究，但是這究竟不是第一義的研究，不是根本而是枝節。
中國古代的文藝批評，是我們的一項研究對象，研究它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中國古代文學。但是古代的批評家一般沒有正確的方法，對於同時代的文學現象甚至沒有全麵的觀察，以至今天我們認為主要的，他們認為簡直算不得文學；我們認為算不得文學的，他們卻認為是文學的正宗。這個問題要我們自己來弄清，不可能靠古代和外國評論家代我們弄清。寫文學史當然要有理論的說明，但是我們這樣的研究還很少。例如說，中國文學的整個曆史，為什麼有它的特殊發展？幾千年的散文為什麼在文學史上占了這麼重要的地位？它們同歐洲的散文比較有什麼特色？中國的詩和世界各國的詩比較，也和中國的新詩比較，它有些什麼特點，這些特點是怎樣形成的？中國的長篇小說，這裏是說新文學運動以前的，也應該作一個完整的研究。規劃中也沒有這樣的題目。僅僅有《紅樓夢》研究，《水滸》研究，僅僅有目前格局的小說史，並不能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中國文學的特殊麵貌，它的特殊的發展規律。用一般的曆史的、社會的、文化的原因分析還不夠，還要分析它特殊的藝術發展的規律。跟世界上相似的體裁的作品比較，它們有什麼特殊的貢獻，特殊的成就？它對今天有什麼意義？如果不能提出這種問題，提供給現代的文學青年，那麼，將來培養出來的人，至少大多數人也將繼續不能答複這些問題，因為在他們的頭腦裏首先不存在這些問題。對中國文學的理解沒有科學的基礎，就很難有曆史的比較和分析。我們現在搞了很多一般化的研究方法，是曆史上長期形成的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不能適應科學進一步發展的需要。
清末以前似乎沒有人編文學史，也似乎沒有真正的作家研究。文學史和作家研究的出現，是清末特別是“五四”以後的進步。但現在不能停止在這個水平上。現在規劃中的題目，大體同解放前差不多，出選本，文學史，斷代史，作家的研究等等。我想還需要在更廣的範圍作一些新的研究。要開拓一些新路。這當然是不容易進行的，但應該作為努力的目標。
文藝學應該當作科學的整體，應該把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應用到研究文藝科學上來。現在的規劃中沒有把文學當作科學的對象進行研究，規劃雖然有一兩個題目，但整個規劃中看不出來。
有些選題可以列上，太具體的不必列舉。例如對“四人幫”的政治批判，可以不列。我懷疑“陰謀文藝”能夠列入文學理論研究題目，“四人幫”沒有什麼值得大規模研究的文學理論問題，但對“三突出”之類的批判還是有必要。至於“陰謀文藝”作為曆史現象應該留下記錄，就如清朝的“文字獄”，當作文學史的題目很需要，但說不上是嚴格的文學理論問題。還有些曆史性的東西，個人回憶，例如周總理與文藝。周總理對我國文藝事業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應該紀念，應該寫回憶錄，但不一定要列為理論研究題目。關於作家研究，如魯迅研究，郭沫若研究，一定要有科學水平。這是搞學科規劃，如果把規劃的範圍不適當地擴大，就會降低規劃的水平，把規劃變成時事性、新聞性的了。規劃稿現在用不著再修改，可以先拿出去討論。重要的還是在做。不要在做什麼、怎麼做上占太多時間，到後來很多事都沒有做。
有了文學研究規劃，加上世界文學研究，再加上藝術研究規劃，就比較完整了。美學問題，如果隻從文學方麵研究，不跟其他藝術，如音樂、美術方麵的研究聯係起來，不容易得到預想的結果。
文學研究，搞古代的也好，當代的也好，除了作家與作品外，還需要作一點關於文學的藝術發展和文學體裁的發生發展的研究，關於文學作為社會現象的發展程度和文學的社會地位、社會作用的曆史特點的研究，文學思潮、文學主題、文學題材的研究。如果隻注意個別作家作品的研究，特別是如果隻注意作家作品的社會研究，很可能掉進這樣的公式：某一作家是某一思潮的代表，他的社會政治傾向，他在什麼作品中表達了他的什麼觀點，就完了。這就很難真實地再現文學的曆史。而且讀了這樣的曆史，對研究文學現象和希望從曆史得到創作的借鑒的人也不會有什麼幫助。此外，曆史的發展變化，文學作品中反映到什麼程度，現在幾乎沒有這樣的著作。例如，對於五四運動到1927年的革命史、社會史，文學反映了什麼，這就不是研究某一兩個作家作品所能解決的。徹底地研究了魯迅，也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又如婦女在中國過去文學上的反映，在現代文學上的反映，工人、農民的形象在文學上有些什麼反映，少數民族從什麼時候開始進入中國文學領域裏來，這些賬都值得算一下。文學作品有哪些傳統的主題，這些傳統的主題經曆了一些什麼演變，現在有些什麼新的解釋、新的意義，這裏也有一批很重要的研究題目。有的主題出現在中國的新文學，而中國舊文學沒有出現過，否則怎麼叫新文學？新文學與傳統文學究竟有什麼不同？隻一個《狂人日記》研究，不能答複這個問題。不能以幾個作家研究代替文學的全麵研究。規劃中有這個缺點。目無全牛，隻看見一個個人，一個個作品，沒有看到整個文學運動，而不研究這些，就難於寫好文學史。
明年是五四運動60周年，要研究這60年文學的變化，過去沒有做過認真的研究，這方麵希望進一步探討。
規劃中，我們的力量究竟怎樣，怎樣培養新生力量，還沒有認真研究，要想出辦法，把它訂入規劃，如隻講兩句抽象的話，不能解決問題。現在，文學研究力量遇到了危機，光憑大學培養，不能解決問題，要注意最缺乏的是什麼力量，用什麼辦法去解決，要解決哪些問題，多少年內解決到什麼程度，將來修訂規劃時要注意。
如何把握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研究對象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胡喬木
首先，我認為文學史研究的對象是文學創作的有重要意義的成果，而不是成果形成過程中這樣那樣的臨時性的政治事件（不包括積極的社會變革，這種變革的影響是長期的），這些政治事件對於文學的影響是客觀事實，但是這些影響也是臨時性的，它們不能產生甚至也很少影響有重要意義的文學成果，這是更重要的客觀事實。文學史家首先要把這些真正重要的事實從那些千變萬化的現象中區別出來。確實，一些臨時性的政治事件會影響到作家，甚至也可能影響某些臨時性的作品，但是極少影響到那些值得寫進文學史的有重要文學價值的作品。影響作家的傳記，這在作家的傳記部分需要說一些，但也不需要說太多，這不是因為我對作家的遭遇沒有同情，而是因為文學史究竟不是作家的傳記集。比方我們寫新中國30年的科學史，雖然內容不多，總還有些內容。那麼是否要將科學院成立、誰當了學部委員、誰在什麼會議上作了報告，通過什麼決議，農業綱要的討論，一些建設項目上馬下馬，“大躍進”，這口號那口號，這批判那批判，直到“文化大革命”，統統寫到科學史中去呢？我認為不需要。如果寫成這樣的科學史公之於世，哪一個科學家有興趣看呢？世界上的科學史都不會這樣寫。與唐山地震有關的政治事件如寫到科學史裏去，這反映新中國的哪一種科學成就呢？世界上的科學家和普通讀者讀科學史關心的是科學本身的發展，而不是與科學有關的社會政治事件，也不是科學管理史。也許有一部分人對管理的興味大於對科學的興味，他們需要讀一種科學管理史，但這也必須先把管理放在正確的位置上並客觀地研究其演變和規律，才有成書的希望（這種書編得再好，也不能與科學史混為一談），否則就有可能把反科學、反管理、反曆史的東西拚湊出一種毫無價值的廢料。至於宗教裁判史，可以成為社會史文化史宗教史的史料，但不能成為科學史。裁判中間沒有科學，也產生不出科學。哲學史也是如此。新中國30年中間哲學研究除哲學史研究外沒有什麼值得論述的發展，因此就寫不出什麼哲學史。圍繞哲學的論爭、批判很不少，但是不可能用那些構成哲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