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一個國家的經濟史，要說到這個國家的工業發展、技術水平、管理水平、勞動生產率以及農業、商業、外貿等。至於要說到某個工廠某個銀行如何修建起來的，某個工廠廠長的個人生活變遷如何，寫起來就得一百卷本，甚至一百卷本也不寫這些，普通的經濟史不需要這樣寫。寫經濟史隻能以經濟發展的實際成果和變化為對象。當然經濟史的作家可以因個人的興趣、目的、表現方法的差別，使作品有所不同，但不管怎樣總是以經濟發展的實際成果和變化為研究對象。經濟史不是經濟學說史或政府的經濟政策史，如果一些言談夠不上經濟學說或經濟政策，那就連經濟學說史或經濟政策史也列不進了。
文學史同樣要以文學作品為對象。文學作品指在社會上發表過並得到社會上的一定評價的文學作品。如果隻有手稿，沒有發表過，沒有發生過社會影響，就不能成為文學史的對象。文學史家講到這個作家時隻能在注解說明聽說他還有什麼手稿。
文學史免不了涉及作家的曆史。但文學史不能成為作家的傳記集，不是每個作家的活動史。例如托爾斯泰一生有很多活動，他除了文學活動外，還有宗教、教育等活動，晚年還主持過“烏托邦”式的活動，這都是他的傳記材料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一般的俄國文學史就不詳細講托爾斯泰文學創作以外的其他活動。我們不能認為文學史不寫這些是錯的。相反，這是對的。又如蕭伯納和威爾斯晚年都投過英國共產黨的票。這在英國文學史上就難寫。共產主義文學史家可能要寫一筆，別的文學史家就不大會寫。因為這不是文學活動，也沒有影響到他們的文學著作。
同樣，在法國，左拉曾經在“德萊菲斯事件”中挺身出來反抗反動政治。這事對左拉生平很有意義，在文學史上需要寫幾句，但也不能花費很多篇幅評論這些事，文學史主要還是要講他的作品。又如羅曼·羅蘭和巴比塞在歐戰結束後的爭論當時很有意義，引人注意。但爭的不是文藝問題。這種情況在文學史中如需要提到，也不能成為重要的題目。
一個作家，他的遭遇不管如何叫人同情，但如沒有值得一提的作品，在文學史上便沒有地位。魯迅說的“空頭文學家”，那總還是寫了幾篇文章的，但畢竟擺脫不了空頭文學家的地位，不管他曾在文壇上如何登龍，如何大鬧天宮，總不能寫進文學史，寫了便成為穢史。文學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必須與他的文學著作成果（包括量與質）成比例，不能與別的任何東西成比例。把不應該注意的事情列到文學史中去，文學史便會失去它的品格。
以上說的是作家個人的情況。對於整個文學也是如此。兩次世界大戰對各國文學影響很大，但是文學史所關心的還是兩次戰爭期間出了哪些作品，或關於兩次戰爭出了哪些作品，而不能多說戰爭對於各個作家產生的個人生活上的影響。作家對於戰爭的態度，如果不是表現於作品並且是重要的作品，那文學史也就不大會寫。事實上我們盡管當時很注意，事後也就很少理會了。豪普特曼和佛郎士歐戰時都擁護過本國的政策，現在我們難道能根據這一點來評定他們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嗎？
文學史提到政治，隻能在政治影響到文學作品的範圍來談。文學史不是報紙或文藝新聞。一般報紙離不開每天的政治。文學史則不然。文學史中談到政治對文學的影響，首先要有科學的了解和判斷，無論是正麵的還是反麵的影響，都要有科學的判斷。至於政治上的影響，什麼能寫到文學史中去，這是要另外研究的問題。政治家對作家的幫助、談話，是否就成為文學史的對象呢？我認為，除非對於極重要的作品發生了極重要的影響，一般不能。否則文學史就會變成文學瑣聞史。中國的唐詩記事和很多詩話中充滿了這些瑣聞或瑣談，但是不能成為文學史。
以上說的都是一些常識。世界各國的文學史基本上都是根據這樣的原則來寫的。
文學史有它的特定範圍，盡管在這範圍中，各個文學史家會有觀點、材料取舍、表達方式等方麵的差異，但對象是相同的，大致的方法不會有太大的變化。這是一種科學，如同物理學不管怎樣編寫，它的對象總是相同的一樣。對文學史的範圍與對象要研究，不要為時代潮流或臨時的氣氛所左右，要有獨立的嚴肅的科學態度。不能春天有春天的文學史，夏天有夏天的文學史。
其次，談談政治與文學的關係。
文學是上層建築，政治也是上層建築。但兩者性質不同，任務也不同，社會作用和作用的方式都完全不一樣，兩者不能混為一談。有人說，文學是手段，政治是目的，我認為它們的關係決沒有這樣簡單。革命的最後目的表現為經濟和文化（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隻是手段而不是終極的目的。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一定意義上是必要的。但也不能把這個事實絕對化。無論在什麼曆史時期，偉大的文學藝術作品都不僅僅是政治的手段。政治必然影響文學，但如認為政治能夠或應當決定文學的發展，那就是政治史觀而不是唯物史觀了。我們當然可以寫政治史如何影響文學史的專著，但是一般的文學史並不是這樣的專著，它隻需要寫到適當的程度，而不需要超過這種程度。文學史並不因此就脫離了政治。我們的文學史有一定的政治觀點，一定的社會曆史觀點，這是一。我們在說到作家的重要作品時，不能不說到每一部作品的思想政治意義，這是二。因此，文學史不會因為忽視臨時性的政治事件而脫離政治。我不相信現在有這種危險，相反，倒是有文學湮沒在政治史中的危險。這不是可能性，而是現實。
我相信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都是有客觀規律性的。我們對生產力的規律容易承認，對生產關係的規律性也能接受，而對上層建築的客觀規律性就有很多人不承認。有些熱衷於發號施令的人就認為發號施令能改變一切，有權力就可決定一切，以為他一發號施令即使不能改變工農業（其實也能改變工農業），起碼可以改變上層建築。上層建築、生產關係以及生產力當然會因而發生這樣那樣的變化，但這並不說明生產力、生產關係的客觀規律或上層建築的客觀規律不起作用，並不意味著權力可以為所欲為。政治對文學的影響也是如此。這種影響有其客觀的局限，決非隨心所欲。文學史當然也可以詳細敘述政治對文學的各種影響及其局限，但是我想這與其說是文學史的任務，不如說是政治史或文化史的任務。
當代文學史，這是政治幹涉文藝相當多的時期。這是客觀事實。但是在一切客觀事實中，我認為，對於文學史最有意義的客觀事實恰恰是主要的文學作品成果都並非這種幹涉的結果。粗暴的幹涉不會造成作品，我想可以說沒有造成任何一部值得寫入文學史的作品，隻是造成了許多作品和作家的各種不幸。寫文學史，我們不能從這裏麵去找靈感。解放以來出版的好作品很多，這是社會主義社會優越性的合乎規律的表現，而任何優秀的作品都不是指揮棒造出來的或批判出來的。種種批判、種種運動，在文學生活的實際經曆（這不等於文學史）上發生過各種影響是一回事，當代文學的主要成果的產生是另外一回事。這不是貶低這些批判，許多批判是合理的，或有其合理內核的，而是尊重客觀事實。《保衛延安》、《紅旗譜》、《創業史》是怎麼產生出來的？難道是哪一次批判產生出來的嗎？對建國以來的作家作品（當然是值得寫進文學史的作家作品）要作認真的研究，這才是文學史工作者的大事。如果注意力放在每年發生什麼事件，以事件來劃分文學史的階段，那就過於著重或誇大政治編年史的影響了。這樣做，主觀上即使是想糾正某些錯誤的批判，實際上反而是向它們投降，承認它們有它們所不可能有的作用。我們對非文學的因素的力量不能估計過高。寫文學史不能感情用事。文學史家不能是感情家。政治上的各種因素表麵上造成各種紛擾，影響作家作品的生產，但它不能構成文學的主流。總之，不能靠指揮棒去生產作品，也不能靠指揮棒去解釋作品，也不能靠指揮棒來衡量文學的成就。如果說隻用六分之一的篇幅來評論、解說或總結，我想對於文學史還是太過分了。文學史實際上不需要也不可能擔負這樣的任務。研究社會主義文學發展的規律，30年時間未免太短了，並且這是另一種曆史研究，恐怕未必是文學史的不可缺少的一章。毫無疑問，社會主義社會對於當代作品的產生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可以說決定的意義，但社會主義社會與指揮棒是非常不同的兩件事。也許，時間隔得愈久愈能看清楚這一點。比方說，左聯時代曾經產生過《子夜》和其他不少優秀作品，但這些作品都是時代的產物和作家自己的創作。左聯在中國文學史上有不可磨滅的功績，但是難道能說這些作品是左聯“領導”出來的嗎？難道我們現在寫當時的文學史，能夠不去研究當時的作家和作品，而去研究左聯的會議記錄嗎？
我想文學史還是要緊緊圍繞主要的作品、它的出現、它和過去文學的區別和繼承的關係，要從這些方麵做很多的研究。這些方麵，我們過去功夫下得很不夠。如果不是對作品下功夫研究，那麼即使對每次政治運動都能作出正確的鑒定，這樣的文學史也沒有多大價值。
一個曆史時期的文學潮流，似乎不同於刊物上、會議上或批判中形成的潮流。甚至一種政治思潮、哲學思潮，一種世界觀，以什麼方式影響文學，也是很複雜的現象，不能以編年史的辦法來說明，例如19世紀的文學，畢竟不能以馬克思主義的產生為界線，雖然在馬克思、恩格斯生前就已經產生了無產階級的詩歌和小說。馬克思主義在什麼範圍內，經過什麼途徑影響到廣大的文學界，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題目。我想它是通過社會運動影響到作家，是有了廣泛的群眾性的革命運動以後才影響到作家的。革命在一個國家勝利了，建立了社會主義社會，這就影響了這個國家的絕大多數作家。馬克思主義的產生尚且沒有導致文學史上的分期，可見思想潮流對作家的影響是有限的，何況一種決議、命令，那影響更有限了。
為了寫出有科學價值的當代文學史，我想不必過於急躁。現在高等學校已編寫出兩部當代文學史，已經定稿或將要定稿，這就可以暫時多少滿足社會上的需要。文學所可以後來居上。不必匆匆忙忙地寫出充滿各種政治事件、口號的文學史，充滿社會政治分析和作家作品政治鑒定的文學史。過去的經驗教訓需要研究清理，但更重要的是向前看，要寫出一部真正有科學水平和文學水平的當代文學史來，這樣編寫的文學史會使讀者得到長久的深刻的教育。
這些意見可能很不正確，現在提出來請大家考慮、討論一下，究竟哪些意見可以參考，哪些必須拒絕，最後還是由文學所決定。特別是由負責編寫的同誌決定。我保證言行一致，除了提出供參考的意見以外，不作任何行政的幹預。
報刊要成為安定團結的思想中心
（一九八〇年二月六日）
胡喬木
剛才安崗同誌說到，這次北京新聞學會的成立會，是我們國家新聞界30年來的一個盛會。我首先祝賀新聞學會的成立。成立的日子正是80年代的第一個春天，第一個春節的前夜，我祝賀在座的各位同誌身體好、工作好！
在新聞學會成立以前不久，鄧小平同誌發表了一次重要的講話。在這個講話裏麵，有一部分是說到新聞工作的。其他的部分，也是跟新聞工作有密切關係的。所以，這次新聞學會成立的時間確實選得很好，這表示新聞學會的工作，一定會像大家所願望的那樣，發展得很順利。
我和新聞工作發生過一些關係。可是，應該老實說，我不是一個正式的新聞工作者。在參加革命以後，我在北平曾經辦過一個小報。這個小報不成為一個正式的報紙。但是，在這個工作裏麵，我也得到了一些經驗。經常跑印刷廠，知道編輯排版是怎麼一回事，校對印刷是怎麼一回事。以後在上海還辦過一次同類的小報。除此之外，我所做的，跟新聞工作都隻有比較間接的關係。所以，大家要我當新聞學會的名譽會長，給我這樣一個榮譽，很不敢當。在座的有許多的老前輩，他們才是中國的新聞事業的開創者，參加了中國新聞工作的開創事業，或者是參加了革命的新聞工作、進步的新聞工作的開創事業。我要向他們學習。
現在，這方麵的話不說了。既然大家給我這樣一個不盡適當的榮譽，又要我講幾句話，我就把我想到的對目前新聞工作的一點希望，在這裏稍微說幾句。
在鄧小平同誌的講話後，曾經著重地說到安定團結以及黨的領導的問題。在說到安定團結的時候，也特別提到新聞工作的作用。鄧小平同誌在講話中，希望我們的報紙、刊物成為我們國家、我們整個社會安定團結的思想中心。我想，這是擺在我們麵前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想說的對當前新聞工作的希望，也就是完滿地實現鄧小平同誌向我們提出的號召。
我們要建設四個現代化，必須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環境。安定團結為什麼會成為一個問題呢？這是因為在社會上還存在著某些不安定團結的因素，在一部分人的思想上還存在著某些不安定團結的因素。任何行動，都是在一定的思想指導下發生的。我記得，高爾基在回憶列寧遇到暗殺以後，高爾基去看望他，列寧就說過，任何人都是按照他的思想行動的。這就是說，那個暗殺列寧的人，盡管是那麼一個壞蛋，可是她也還是按照她的思想，來幹出這樣一個卑鄙的凶惡的勾當的。所以，我們要希望我們的國家、我們的社會，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過程中，能夠蒸蒸日上，能夠像大家所祝願的那樣一日千裏地前進，如果不努力從思想上解決安定團結的問題，以致某些妨礙安定團結的因素還成為社會上一種重要問題，那麼，我們就會遇到困難。我們的工作就不可能很順利。而當我們不能順利地達到預定目的的時候，又會引起更多的問題。人們就會爭論，為什麼我們現在進步得這樣慢？就會爭論是由於這樣的原因，還是那樣的原因，等等。所以，希望實現四個現代化，希望迅速地順利地實現四個現代化，不能不著重地考慮，要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要為這種政治局麵奠定思想基礎。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曆史，已經給了我們非常沉痛的教訓。可是，對於一部分同誌來說，對於社會上一部分人、一部分青年來說，這個教訓似乎還不夠，有人甚至於認為還是應該那樣去否定一切，結成某種形式的派別，繼續進行反對黨的領導的活動。在這些人中間，首先就有“四人幫”的各種形式的殘餘，他們在一些地方還是一股危害安定團結的不可小看的力量。不過一般說來，這部分人對新聞工作者的影響比較小，應該說，新聞界的同誌對他們的警惕性很高，對他們的鬥爭在過去幾年中間有了很大的成績。但在另外一方麵，還有另一部分人也在結成形形色色的小派別，他們不是“四人幫”的殘餘，但是他們實際上也在主張“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其中有些人雖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卻主張“繼續革命”。我想在座的同誌，大概都會同意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個口號是非常荒謬的。大家都知道，這是那個顧問提的，他是“四人幫”的一夥，是個對於中國革命犯了嚴重罪行的人。提出這個口號本身，就是一種罪惡。現在，對於一些人，剛才說的那些人，從十年破壞中沒有得到應有教訓的人來說，這個問題並沒有解決。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嗎？在他們看來，現在的領導者是不能夠領導四個現代化的。那怎麼辦呢？就得改變這個領導，就得“繼續革命”。各種製度、各種領導組織，一切都要重新評價，重新辯論，重新開始。如果你反對，那就是反對民主。這一部分人的人數很少，但是能量不算很小，他們造成了不安定團結的一個重要的思想潮流，而且，對於這個思想潮流，我們新聞工作者的看法和態度並不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想就此多說幾句。
小平同誌說，對於這部分人不能夠低估。確實是不能夠低估。他們是很少數人，可是他們有許多特點。他們是有組織的。他們的組織是秘密的。他們的這些秘密組織在全國是互相聯係的。他們有相當的綱領和“理論”。雖然各個組織的綱領和“理論”不完全相同，但是有許多是相同的。他們為實現這些綱領，有各種策略；並且，他們在不斷地按照不同的形勢來研究和采取不同的策略。這些人在社會上不是完全孤立的；有相當一些人在不同的程度上對他們懷有同情，甚至加以支持，雖然這些人一般地並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他們的內情。
我們的社會經曆了很大的變化，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經曆了很大的曲折。盡管現在，像小平同誌在報告開頭部分所說的那樣，在過去三年裏麵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可是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認識這些進步，都了解這些進步，都承認這些進步。也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這些進步中的每一步都要進行很大的鬥爭，要做很多很艱苦的工作才能夠實現。當然，三年是一個很短促的時間，不可能做很多的事。並且，這三年的情況是這樣的複雜，在這種情況下麵，任何人都難免不在他們的工作中犯這樣那樣的錯誤。不能夠說三年來的工作都完全正確，都叫人滿意。這是不可能的。進一步說，這三年工作，當然還不足以使社會上所有的人，都打消由於過去十年我們所經曆的曲折而引起的懷疑、失望和不滿。要把社會上各種各樣的人，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對於社會主義事業發生的不信任、懷疑、失望、不滿都打消，這是不容易的，還需要更長的時間，還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毫無疑問，這樣的一天一定會到來。到那個時候，他們會重新感覺到，在我們的國家裏，在我們的社會生活裏，各方麵都充滿希望，絕大多數人都會對前途充滿信心。現在的問題是我們還沒有到達那一天。現在還存在著一些困難，一些問題，一些叫人不滿意、叫人失望的事情。固然，無論在哪一天，都會有這些事情，不過現在更多一些。這樣，就使得安定團結成為一個重要問題。
剛才我是從一個比較大的範圍來說這個問題的。但這還不夠。要觀察我們社會上、政治上所存在的不安定團結的因素，還要看到更大的範圍。
我常常聽到有些同誌有這樣的疑問，說：既然講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已經消滅了階級，可是同時又說還在一定的範圍裏麵存在階級鬥爭，這兩句話怎麼可以聯係得起來呢？這不是一種邏輯上的自相矛盾嗎？究竟是不是邏輯上的自相矛盾，先不去說它。首先，這是一個事實。並不是因為過去講了多年的階級鬥爭，現在隻好繼續講下去，雖然改變了提法，但要完全不提似乎不行。完全不是這樣的問題。這是客觀的事實。我們的社會，剝削階級當作一個階級，確實是不存在了。但是，我們的國家，要跟許多其他的國家，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發生關係，甚至要發生很大的關係。現在這種關係的規模，是我們建國以來從來沒有達到過的，而且今後還會繼續發展。這些關係一直要深入影響到我們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裏麵去，當然也要影響到我們社會中一些舊階級的殘餘。而且，我們的國家，現在還有些特殊情況，比方說，台灣，這是中國的領土，台灣是不是存在著階級？香港、澳門也是中國的領土，那裏是不是存在著階級？在這些地方的剝削階級，它不是殘餘，還是一個階級，它在那裏進行剝削，這些階級跟我們也在發生各種各樣的關係。隨著時間的進展，這種關係也會越來越多。再如西藏，從西藏跑出去了一批人，這批人是有組織的。他們並沒有消失，他們還存在著，他們正在跟我們國家發生這樣那樣的關係，不同性質的關係。所以，當我們說，在我們國家裏麵，剝削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經不存在，這裏說的並不包括台灣、香港、澳門這些地方。這些地方目前不在我們控製的範圍內。那些流亡在國外的集團也是如此。當然，並不是說這些剝削階級中的人都反對社會主義，可是，也不能說所有的人都會接近社會主義。以上這些，都是我們說到我國的階級關係時不能不考慮的。在我國大陸周圍，遍布著各種各樣的特務機關。國民黨的特務機關不僅僅在台灣，也不僅僅在金門、馬祖，也不僅僅在香港、澳門，而且在雲南、西藏的邊境以外，一樣地存在著，而且每天在活動。他們在進行著跟我們的國家，跟我們的社會主義製度，跟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跟我國的人民一種你死我活的鬥爭。這怎麼能說沒有階級鬥爭呢？這不是階級鬥爭是什麼呢？
就是從國內情況來說，我們也不能不承認，階級鬥爭還在從各種不同的來源，以各種不同的殘餘形式存在著，並且相互之間有一定程度的聯係。不能說所有的階級鬥爭都是互相聯係的，但是也不能說它們是沒有聯係的。有一些秘密團體，它們宣布成立了這一個黨，那一個黨，或者這一個會，那一個會。這裏麵，確實有這樣一些組織，其中一些人不僅跟資本主義國家在北京享有合法地位的種種人有種種來往，有些來往並不那麼合法。而且，他們也跟台灣、香港，或者其他我們邊境以外的一些特務組織互相聯係著。當然，這些團體裏麵有許多的人，並不存在這些問題，但是他們同上述那些聯係在一起。到現在為止，他們還沒有使自己跟那些反革命分子、反社會主義分子，不管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斷絕關係，無論他們每個人自己是否了解這種關係。這些人中的有些人在密謀著恐怖活動。因此，在這些人同全國廣大人民之間就發生著尖銳的階級鬥爭。這是任何一個願意客觀地看待、認識這個世界的人，都不能不承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