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說，安定團結成為一個問題，是有曆史的條件，是有曆史的依據的。我們為安定團結而鬥爭，這也是曆史向我們提出來的任務。安定團結並不是在任何一個社會，任何一個曆史條件下麵都能夠提出來的。在資本主義社會，或者資本主義以前的階級社會裏麵，不存在安定團結的問題。在那些社會裏麵，不可能安定，更談不到團結。在社會主義的另外的發展階段，或者說到將來的高級發展階段——共產主義社會，更加不會發生安定團結這樣的問題。我們是從當前的具體的曆史條件出發提出這樣的問題的。這是我們麵對的客觀的現實。我們不能不承認有這樣一個問題，而必須加以解決。我們做新聞工作的同誌，特別不能不看到、承認、考慮、研究，並且要在自己的工作裏麵盡量妥善地來對待這樣一個現實。這種不安定團結的因素，現在比之於三年以前或者更早一點時間，當然大大地縮小了。可是現在還不能小看，不能低估。
我們的報紙、刊物——報紙在這方麵比刊物更重要——如果不冷靜地、全麵地來考慮一下這種形勢，考慮一下我們應當怎麼對待這種形勢，那麼，在我們的工作中就難免出現一些差錯。所以，這個問題是很值得研究的。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不是消極地去躲開它，首先要積極地來加強我們社會安定團結的力量。黨中央多次宣布，我們已經基本上實現了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麵。我們首先來鞏固、發展這種局麵，而且特別要從思想上來鞏固、發展這種局麵。小平同誌的報告提出，我們的報紙、刊物——他是說的黨報黨刊，應當成為實現安定團結的思想中心。怎麼樣來達到這個目的？能不能夠達到這個目的？能不能夠擔負起這個任務？完全能夠，一定能夠。我們的報紙、刊物一定會像黨中央所希望的、所號召的那樣成為一個鞏固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麵的思想中心，並且進一步促進這個局麵的發展。
我們的報紙、刊物為了完成這樣一個任務，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我現在想提出這樣一個希望，就是我們要認真研究一下，有係統地、有計劃地、長期地宣傳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安定團結的一些基礎、一些根據。全國人民、全國青年的思想認識一致了，那麼很多不安定團結的因素也就消失了。當然不是所有的，剛才說它有各種各樣的因素，有些因素不是我們的報紙刊物的力量現在所能夠消除的；但是我們的力量決不能夠低估。
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為什麼能夠安定團結，而資本主義社會就不能夠呢？這首先是因為我們的社會主義是建立在所有的人民，幾乎可以說所有的公民的利益基本一致的基礎上的。我們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利害——就是說不但有共同的利益，而且也有共同的危險。我們需要在報紙、刊物上把這一點充分說明白。我們的這一部分人民跟那一部分人民，他們的利益是互相聯係著的，是基本上一致的，除掉那些壞分子。我們的人民和我們政府，我們的人民和我們的黨，我們的人民和我們的軍隊的利益是基本上一致的。雖然出現過一些小矛盾，現在還有，將來也會有，但是這不妨礙我們的基本的一致。這是我們絕不能夠疏忽的，絕不能夠減弱我們對於整個社會有這種共同利益的宣傳。因此，當我們要揭露某些矛盾的時候，如果那些矛盾是必須揭露的話，也不能減弱這種利益一致的宣傳。因為我們有共同的利益，這種利益是一種根本的利益，不僅僅管著我們的今天，而且管著我們的明天，管著我們的將來，很遠很遠的將來。
我們的社會共同的理想，這也是資本主義社會所不可能有的。所謂理想，就是說對於將來的利益，將來的共同的利益的追求。不僅今天的社會就有共同的理想要實現；而且，將來的利益我們也要追求，也要下決心去實現。這樣我們的社會就有共同的理想。我們這種理想是能夠實現的，這個理想是有科學根據的，就是說這種理想的實現是有它的必然性的，因此我們就有共同的信念。
我們有共同的信念和信心，包括對現在和將來。在說到信念的時候，常常更多的是說的將來。如果有一些人對於將來的信念不足的話，那麼，至少我們自己，我們大家，我們所有的新聞工作者，我們所有革命者是有信念的，我們這種信念是不動搖的。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夠去說服別人。我們有一些朋友，有一些同誌，有的時候講過這樣的話：“我就沒有信心。”我希望這些同誌不要這樣說。說這樣的話，就擴散了一種影響，傳播了一種思想，就要引起連鎖反應。“連某某人他都說他沒有信心”，那麼他怎麼能夠使得其他的人有信心呢？魯迅在“五四”時期在《新青年》的《隨感錄》裏就寫過，希望我們的青年都能夠滿懷信心，擺脫冷氣，有一分熱，發一分光，而不要散布各種不信任的空氣。散布這種不信任的空氣是有害的，因為它妨礙了我們大家，妨礙了我們全國人民共同奮鬥去實現現代化的事業。
因為我們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理想，有共同的信念，因此我們也有共同的道德標準。我們的道德標準受到過破壞，但是現在正在恢複。比方前些時候，報紙上報道了的，一〇八中學的一個學生落到冰水中，三位解放軍同誌，還有幾位工人同誌共同來搶救，而且搶救成功了。一〇八中的老師對於這件事情也出了一把力。但是確實有些人做了一些不應做的事，說了一些不應說的話。但是我看了這個報道後，還是感覺到一種安慰。當有些學生說“解放軍你們立功的時候到了”，或者對工人說“你們大概是想入黨吧”，他們的態度是錯誤的，但他們還是無形中間承認這樣一個前提，承認解放軍是真正人民利益的保衛者，承認共產黨是人民的先鋒。所以雖然是這樣一些落後的學生，他們對於這兩點還是承認的。所以不能夠說我們的社會現在沒有共同的道德標準了，掃地以盡了。我們的道德標準正在恢複，需要大家努力。昨天的《人民日報》登了一條消息，就是齊齊哈爾的一個工廠的廠長張斌被開除了黨籍。《人民日報》的報道推動了這件事情的處理。《人民日報》的報道很對，齊齊哈爾對張斌的處理也很對。可見我們的社會是在發生變化，確實，每天都在變化。盡管變得還不夠快，需要我們每天促進，但是首先承認，我們的社會是每天向好的方向變化，我們的道德標準也是在每天恢複自己的力量。我希望我們所有的新聞工作者都能夠宣傳這樣一種共同的道德。我們的報紙已經做了不少工作，我今天所談的，就是希望我們能夠不僅僅報道許多事情，而且要在邏輯上、思想上、理論上加以論證。
我們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理想，有共同的信念，有共同的道德，這就使得我們有共同的行動，共同一致的鬥爭。沒有剛才說的那些，一個社會也可以有共同的行動，資本主義社會也不能說它就沒有共同的行動，資本家辦的工廠裏，也不能說就沒有共同的行動，甚至於他們的工廠有的時候比我們行動得更好。但是我所說的共同行動跟那種共同行動是不相同的，因為我們是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為著一個共同的目標來行動的，這不僅僅是在一個小範圍裏麵的共同行動，而且是整個社會的共同行動，這是資本主義國家或資本主義以前的國家所不可能實現，不可能做到的。我們能夠共同行動，而且是很有效的一種共同行動，這是因為我們有共同的領導。在其他的國家，在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有這種共同的領導。有些時候，比方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也不能說羅斯福沒有領導著整個的美國跟法西斯作鬥爭。可是這種共同領導跟我們的共同領導是不能夠相提並論的。我們的這種共同領導是貫徹到我們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的。可能在今天有一些角落，這種共同領導還沒有實現，或者還沒有正確地、充分地實現，但是這並不否定我們的共同領導。我們的共同領導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是破壞了，破壞得非常厲害，不過在那個時候，人民還是在心裏承認這種共同領導的權威和力量的。因此懷念這種共同領導，並且為恢複這種共同領導而奮鬥，這才有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天安門事件”不是為了破壞我們的共同領導，是為了重新建立這種共同領導。大家懷念周恩來同誌，這不僅僅是懷念他個人，是懷念他的事業、他所獻身的黨、他一生所遵奉的原則。如果離開了這些，那麼人民為什麼懷念周總理？如果周恩來同誌他不是共產主義者，他不是中國共產黨的傑出的領導者，他不是按照黨的原則、共產主義的原則奮鬥了一生，那麼怎麼能夠解釋人民對於周恩來同誌的懷念？怎麼能夠解釋“天安門事件”？如果有人打著“天安門事件”的旗號，要求反對共產黨的領導，要來瓦解共產黨在人民心目中的權威，要來阻止人民為黨所提出的奮鬥目標前進，那麼這些人就是在欺騙。他們不是在宣傳“天安門事件”，而是在誣蔑它。
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因為我們剛才說的，它有這麼多共同的東西，在這個一致的基礎上，才能夠有共同的領導。這種共同的領導現在已經恢複了，恢複得很好，它正在非常有效地行動、工作。現在我們黨的領導的思想是很解放的。我們要解放思想，跟我們要團結在黨中央的周圍沒有任何的矛盾，不應該有任何的矛盾；如果硬要製造矛盾，那麼，這不是解放思想，或者可以說，這是把我們的思想重新投到資產階級自由主義那裏去，做它的奴隸。
我們的人民有共同的行動，有共同的領導，而且有共同的紀律。紀律在不同的範圍可以有不同的說法。對於全國的公民來說，這是法律；對於黨、青年團或其他的革命組織，叫做紀律；在一些其他的範圍裏麵也可以說是一種共同的行動準則。我們不僅僅有共同的道德準則，而且這種道德準則，還用共同的組織紀律把它物質化了。這樣就構成了社會主義在人類曆史上沒有任何別的東西可以比擬的強大的威力。所以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有優越性，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可以前進得比資本主義快，一定能夠比他們快。我們不能隻看到資本主義在有些方麵、有些時候進步得比較快，而社會主義在這些方麵、在這些時候進步得比較慢，就得到一個結論，認為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不是這樣。社會主義還很年輕，它在生長的過程中間受過好些折磨，經曆過好些曲折，就是這樣，社會主義整個地來說還是發展得比資本主義快。現在社會主義沒有達到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許多方麵——技術方麵、勞動生產率方麵、管理方麵的水平，這首先是因為我們的起點太落後了，太低了。同時也因為除了我們犯過錯誤以外，有許多我們應該學會的東西還沒有學會，但是我們一定會學會，而我們把這些學會了以後，我們當然能進步得更快，資本主義世界在過去的一些年份裏，曾經有過一些比較快的進步。宦鄉同誌曾作過這樣的講話，說西歐已經走出了黃金時代。不僅僅西歐是這樣，整個的資本主義世界現在正在經曆著危機，現在它的發展速度已經降低，而且到現在為止還不容易找出一個走出這種危機的辦法。很多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學家都預料，就是走出了現在的危機以後，資本主義發展的速度也不會很快。所以我們不能夠因為過去有些國家有些時期有了比較快的發展，而相反的在我們自己的社會主義國家出現了一些不幸，就產生一種對於社會主義的懷疑。
參加新聞學會的各位同誌們！你們是社會輿論的向導。社會輿論是靠今天在座的同誌來引導的。我們希望，通過參加新聞學會的各位同誌——在革命的報刊、進步的報刊工作的同誌，大家來共同努力，宣傳社會主義的各種為資本主義所不可能有的優越性。我們的國家經曆過困難，現在還有困難，我們在座的同誌要真正團結在黨中央的周圍，幫助黨中央共同迅速地克服這種困難。同誌們所擁有的武器是非常強大的，而且同誌們都是很善於運用手裏的武器的，所以隻要同誌們決心這樣做，決心來把我們社會主義社會所有的這些根本的、本質的優點——我們的社會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理想，有共同的信念，有共同的道德，有共同的行動，有共同的領導，有共同的紀律——宣傳好，那麼我們就可以為整個社會安定團結作出很大的貢獻，就可以把現在還存在著的我們社會裏麵一些不安定團結的因素大大地減少。
我們講了這麼多的共同的東西，會不會產生一個問題：說這樣一來，我們就要恢複到“輿論一律”了？我們就沒有“言論自由”了？沒有“雙百方針”了？沒有生動活潑了？這個問題在一部分同誌中間是存在的。所以在末了，關於這個問題，還需要說幾句。“輿論一律”，並不是在任何的意義上都不需要。如果認為“輿論一律”是說在任何的問題、任何的具體的事情上麵都要一律，那麼這是不對的，也是不可能的，不合乎社會主義的原則，不合乎社會主義的要求。但是，不能由此走到另外一個極端，認為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社會的輿論在任何問題上，在任何意義上都應該是不一律的。比方說，究竟是社會主義好，還是資本主義好？究竟中國應該堅持社會主義，還是不應該堅持社會主義？為了建設社會主義，為了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究竟還要不要黨的領導？如果認為在諸如此類的問題上也不應該有一律的輿論，在我看來，這樣想是不對的。在這些基本的問題上，我們是“一律”的。正因為這樣，我們才有力量。如果在這些問題上也是不一律的，那麼我們的步伐就要混亂。有人向東，有人向西，有人向南，有人向北，我們的隊伍就不能前進。那麼我們就不可能把我們的力量團結一致，奔向我們的共同目標，我們就會四分五裂，一事無成。
我們所主張的“言論自由”，是否包括反革命的言論自由？按照去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通過的刑法一百零二條，如果有人用標語、傳單或者其他形式來宣傳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反對社會主義製度，那麼應該判三年以上的徒刑。這是列在關於“反革命”罪這一部分的，這就是說，按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刑法，反革命宣傳是沒有自由的。認為反革命宣傳可以有自由的這種意見是錯誤的！我們的報紙不應該發表這種錯誤言論，尤其是不應該為錯誤觀點辯護！
有一種意見說，讓反革命言論自由發表，“你跟他辯論嘛！用革命的言論去反駁那個反革命言論好了！”這個話似乎“言之成理”，可是這個“理”不是無產階級的理，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理，這是資產階級的理。如果我們讓反革命的言論自由散布，然後我們再用革命的言論去打消它，作個比喻就等於允許人放火，然後我們派消防隊再去把那個火給滅了。如果是這樣的話，有一百個人放火，我們該有多少消防隊？要有多少人來參加這個工作？再比方說，假如有一百個人在一天裏造了一千個謠言，得要有多少人把這些謠言所涉及的事實都調查清楚，然後來加以宣布，說這是謠言，不是事實，這要用多少時間？恐怕一萬個人花十天時間也不夠。況且老的謠言沒有調查清楚，新的謠言又出來了，你怎樣疲於奔命也不行，而且，就算你更正了謠言，你怎麼能讓所有聽過謠言的人都來聽你的更正，都能相信你的更正？所以為著我們國家能夠有充分的力量並且把這些力量集中起來，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就不能夠給反革命言論自由。我們的社會不是一個公園，可以你這樣講，他那樣講，講完了以後，什麼事情都沒有，花也沒有受傷，草也沒有受傷，樹木也沒有受傷，然後大家走到公園外麵去，各自回家。根本不是這樣一回事。我們絕不能夠在這一類的問題上耽誤這麼多時間，消耗這麼多人力。所以，我認為我們的刑法規定是正確的，不能夠給反革命言論以自由。這對於我們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所有的人都沒有什麼好處。我們為著要證明革命是正義的，社會主義是正義的，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不需要請出這麼多人來讓他們來宣傳社會主義不好，資本主義好，然後我們一個個去加以反駁。如果我們真的這樣做，那麼，確實我們的社會就很難安定團結，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也確實不容易充分發揮。我們的國家很落後，我們所以能夠有把握有信心在比較短的時間裏麵（當然不是很短）可以趕上資本主義國家，因為我們有資本主義國家所不能有的這種優越性，那麼，我們就不應該把優越性丟掉或者丟掉一部分，不應該采取這種給反革命言論自由的方法來證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我們要宣傳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號召全國人民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為著我們的共同的理想，在共同的領導下麵，按照共同的道德標準、共同的紀律來進行共同的行動，這樣我們就能夠達到我們的目的，比較快地達到我們的目的。否則，我們就還會落後。實行這樣的主張，宣傳這樣的主張，不妨礙生動活潑。我們所要求的生動活潑，就是社會主義的生動活潑，我們不需要跟反革命分子辯論的這種生動活潑。雖然有的時候我們被迫要進行這種辯論，但是我們不希望在這個方麵來表現我們的優越性。因為我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不能夠把時間消耗在這個上麵，所以，我希望新聞學會成立以後，能夠按照小平同誌的報告所提出來的方針，團結一致，充分發揮我們手裏的新聞工具的強大的革命威力。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我們一定會勝利。
關於史學工作的幾個問題
（一九八〇年四月八日）
胡喬木
中國史學會重新開始活動，這是中國史學界一件非常值得慶祝的大事。史學界的同誌們讓我來講幾句話。我想講這樣幾個問題：第一，曆史學有什麼用；第二，目前史學工作所遇到的困難和應采取的措施；第三，有關曆史研究工作的幾個思想方麵的問題。
曆史學有沒有用？這本來不成為一個問題，可是，在今天的會上，我們居然需要把它提出來，這件事本身就說明這的確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據說，在“文化大革命”中，陳伯達曾講過，曆史這門課程根本就沒有用。因此，就把學校中的曆史課都砍掉了。曆史課在60年代就已經被壓縮了不少，經過“文化大革命”，更是遭到一場浩劫。現在初中、高中的曆史課，都已開始恢複。小學現在還沒有恢複，聽說，正在研究把小學的政治課改為社會常識，在這門課程裏講一些中國曆史和世界曆史。全國高等學校的曆史係都已恢複。曆史係的學生，包括綜合大學、師範大學、師範學院的學生在內，共有1.2萬餘人。據說，這個數字現在不準備再增加了。因為如果再增加，就可能遇到畢業以後沒有合適的工作可以分配的問題。為什麼會發生曆史係學生畢業以後出路有限的情況呢？這說明我國曆史學在粉碎“四人幫”以後，雖然正在逐漸恢複它所應有的地位，可是由於種種原因，仍然沒有受到應有的足夠的重視。所以，我們現在還要宣傳曆史學的重要性，還要答複這樣的問題：“曆史學有什麼用？”
首先要指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說過，他們的學說是曆史的學說。他們是用曆史的眼光來看待世界上的事物的。誰要是承認馬克思主義有用，誰就要承認曆史學有用。反過來說，誰如果認為曆史學沒有用，誰就要接受這樣一個推論——馬克思主義也沒有用。曆史科學本身就是馬克思主義不可缺少的基礎之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組成部分。大家都知道，恩格斯在馬克思逝世以後，曾經多次講過，馬克思生平有兩個偉大的發現，第一個就是唯物主義曆史觀，也就是曆史唯物主義。有了曆史唯物主義，曆史學才真正成為科學。由此可見，曆史學在馬克思主義中的重要地位。所以，不難了解為什麼馬克思、恩格斯都那樣重視曆史科學，他們都寫過許多曆史著作，不但有關於他們當代的曆史著作，而且有關於歐洲古代的曆史著作。在這方麵，恩格斯做的工作要更多一些。列寧對於俄羅斯近代史以及當代的世界史，都作過研究。斯大林也非常重視曆史的研究，他對俄羅斯曆史、世界史以及聯共黨史，都發表過比較係統的意見。這些意見盡管有的還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但是，很多都是非常寶貴的，到現在還是很有意義的。毛澤東同誌對曆史學的興趣，更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對曆史問題發表過許多有著重要價值的意見。毛澤東同誌始終充分地估計了曆史學的重要意義。建國以來，很多重要的曆史研究、曆史著作的編纂和曆史典籍的整理，都是在他的推動下開始的。所有這些，都說明了曆史學和馬克思主義的密切關係。
其次，中國是一個具有悠久曆史的大國。它擁有極其豐富的典籍文物，這是一筆非常寶貴的曆史遺產，是中國史學的驕傲，值得我們認真地加以消化，從中汲取營養。中國不僅是一個大國，而且是一個世界性的大國。它不是孤立地存在著，而是跟世界許多國家有著各種各樣的聯係。我們需要了解我們同這些國家人民之間的友好關係、經濟關係、文化關係等許多方麵的曆史。也需要了解我們同許多國家在領土問題上發生過的不同意見、甚至爭執。我們還要弄清楚我們同周圍一些鄰國或相距甚遠的國家所發生的一些衝突，了解它們的曆史真相。正因為這樣一些需要，我們研究曆史的任務，特別重大。
第三，為了認識和處理當前的現實問題，不能不研究曆史。剛才說過，要研究馬克思主義就要研究曆史；說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研究問題，也就是說用曆史的方法研究問題。如果對有關問題的曆史沒有相當的了解，我們就不可能全麵地、係統地、正確地、有說服力地對現實問題作出判斷，並提出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辦法。當然，這不是說，不研究曆史就不能解決現實問題。也可以解決。但是，要全麵地、係統地、正確地解決問題，要提出有說服力的意見，就必須從曆史上來觀察和分析問題。我們在處理任何問題時，都不可不首先弄清楚那個問題的曆史。這個曆史包括當代的曆史，即包括曆史在當代發展的各個側麵。所以，我們國家各個方麵、各條戰線的知識分子、幹部、領導人，都需要研究曆史。當然，各種人需要研究的曆史是不同的，可是需要研究曆史則是共同的。誰也不能說他不需要研究曆史，恐怕隻有無知的人或安於無知的人才會說出這樣的話，如果一個人不善於從曆史上來考察他需要解答的問題，那麼，他所提出的意見就往往是不全麵的、不係統的，也不會有什麼說服力，而且不可避免地要包含這樣的弱點，甚至是錯誤。這已為大量的曆史事實所證明。不管多麼複雜的問題，如果用曆史的眼光來觀察、分析，都是可以理解的。對於曆史學家來說，沒有不可理解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正確地處理任何問題，都不能離開那個問題的曆史，也就是說不能離開研究那個問題的曆史學。我們生活在曆史裏麵，也可以說，我們是在相當程度上生活在曆史學裏麵。因為，我們不能不曆史地看待問題，不管我們是否能完全做到這一點。這樣說，比前麵說的曆史學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礎、我們國家是一個曆史悠久的大國，更能說明曆史學的重要性。
第四，曆史問題本身就經常作為各種各樣的現實問題，出現在我們麵前。因為我們是生活在曆史中間的，曆史上的問題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在我們的生活裏麵。即使有人非常不喜歡曆史學，可是生活也會迫使他們去考慮曆史學上的問題。比如，直到現在，世界上還存在著關於中華民族的起源問題，中國文化、文明的起源問題。這是一個非常古老的問題，又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需要我們解答。我們國家從來就是多民族的國家，而不是單一民族的國家。就以漢族而言，它也是許多民族逐漸融合起來的，有著各種各樣的外來成分。中國的文化、文明並不全都是土生土長的，而是有著各種各樣的外來因素，正如我們的文化、文明也滲透到其他國家和民族中去一樣。對這個問題，我們應當研究。另外，在我們國內各民族之間，也有許多曆史問題，這些曆史問題也常常成為現在的問題，要求我們有一個正確的認識。當然，要找到一個正確的、大家都能接受的答案，並不是很容易的事。需要我們各民族的學者共同研究，大家都采取正確的觀點，承認客觀的事實和曆史的發展，都向前看，顧全大局，這樣就可以得到一個正確的解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過的話劇裏，有兩個很成功、很受歡迎的戲，一個是《蔡文姬》，一個是《王昭君》。這兩個戲在一部分同誌間就引起了截然不同的評論，這就是現實問題。我們不能不對學術界的問題作出正確的答案。我們現在還缺乏一部把中國各民族的關係完整地、係統地描述出來的曆史。我們非常需要這樣一部曆史，哪怕是畫出一個比較簡單的輪廓也好。
剛才講到中國的領土問題。解放以後，我國史學界做了很多工作，其中最有成績的工作之一，就是在譚其驤同誌和其他同誌領導之下編纂的《中國曆史地圖集》。這項工作還沒有最後完成，但它是非常了不起的工作，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我國領土的曆史，而了解我國領土的曆史，就是非常現實的問題。我們周圍的好些國家，對於中國的領土和他們自己的領土，以及相互之間的邊界的曆史，有各種不同的說法。僅隻是不同的說法這倒沒有關係，如果把這種不同的說法作為行動的依據，這就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了。所以，我們不能不了解我們領土的曆史。哪怕一個對曆史再不感興趣的人，對這個問題也不能不關心，不能不尋求一個正確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