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鄭和自己是怎樣看待航海的呢？
鄭和是把航海和國家的經濟與國防聯係在一起的。他說：“欲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於不顧。財富取之海洋，危險亦來自海洋”。這既是鄭和的航海觀，也是他七下西洋的真正目的。鄭和之後的曆史證明，除沙俄從陸上侵略中國外，其他各國無一不是來自海洋，這就是有海無防的教訓。至於貧窮，那就隻有“落後挨打了”。
鄭和船隊“入海探寶”還與明代的經濟發展密不可分。
明代初期的商品經濟發展要求拓展新的市場，而航海則是為經濟服務的。需要發現和發展新的“朝貢貿易”國，即進一步擴大官方貿易市場，以適應商品經濟發展的要求。事實上，鄭和七下西洋的過程，就是航海探險的過程，發展“朝貢貿易”的過程。在他去過30多個國家的42條航線中，就包括一些新辟的航線。這些新航線，就是適應貿易發展的要求而開辟的。不過，除去遠到南非外，都是些較短的航線罷了。鄭和的目的，是要多去一些國家，為了節約時間，鄭和才開辟了橫渡北印度洋到達東非的新航線，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是被“逼”出來的一條路，如果不是為了滿足“朝貢貿易”的要求，當時的鄭和不一定會冒險成為橫渡印度洋的第一人。新辟航線需要冒險，這是航海條件所決定了的。當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橫渡印度洋的成功，是中國航海技術成熟的結果。如果航海條件不具備，再有客觀需求也無濟於事。意願與可能結合，事物的發展就是如此。
明代初期，商品性農業有所發展，特別是江南地區，不僅種植棉花、桑樹、茶樹等經濟作物，而且還出現了農林牧副漁綜合生產的雛形，因此，農民被卷入市場網絡之中。明代礦產較前增加，紡織、陶瓷、造船、造紙等手工業生產大有進步。官營絲織業力量雄厚，政府在北京、南直隸、浙江、福建、四川、山東等地分設多處織染局，至於江南更是官營絲織業的中心，在南京、蘇州、杭州都有專人督造。陶瓷發展，官窯占主導地位，以景德鎮為中心所製青花、祭紅瓷更是遐邇聞名。官營造船業極為發達，沿海設有造船基地。鄭和下西洋所用的寶船就體現了明代高超的造船技術。商業繁榮，經營者足跡遍布國內外。海外貿易進入一個新階段。明初，嚴禁私人從事海外貿易，海外貿易為“朝貢貿易”所壟斷，因而鄭和船隊空前龐大。此外，明初的資本主義萌芽，也促進了紡織業的發展。
隨著商品生產的日益發展，擴大“朝貢貿易”範圍勢在必行，而交通則是為經濟服務的，這在鄭和開辟的新航路上顯示了出來。鄭和船隊每次航海總的裏程被記作“涉滄溟十萬餘裏”。這其中包括有短暫而距離不等的航行。有大□（船舶總隊）船隊航路，也有分□（五至十艘不等）船隊航路；有新路，更有舊路，傳統路與新辟路結合。何以如此？新舊“朝貢貿易”國都得要跑到。在鄭和船隊近30年的航海活動中，既新辟有橫渡印度洋至非洲空前的遠洋航路，又向著印度洋和南洋沿岸諸國和地區也辟有長短不等的新航路。然而，鄭和並不以此為滿足，為了實現明成祖“超三代而軼漢唐”的宏圖，遂有探索憧憬中的“去中華絕遠”處之行。其實，這一時期，已經溝通了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各國的聯係，這長短途的新航路開辟，也都是鄭和船隊航海探險的新發現，新成就。
第四節 海洋文化的發祥地
鄭和船隊何以有如此成就呢？
這是因為繼承發揚祖國航海傳統，特別是宋、元以來科學技術、海外貿易和航海活動得到高度發展而從中受益的結果。所以，到了明代初期，無論是造船、航海技術和探險都達到了當時世界頂級的水平。
然而，上世紀40年代，美國出版的一部由海思、穆恩威廉合著的《世界通史》第59頁上卻說：“古代的中國人，不習於航海。”同是上世紀40年代，正當中國浴血抗戰之時，日本黑田英雄就在此時寫的一部《世界海運史》中，洋洋數十萬言，卻沒有提到中國對世界航運的貢獻。難道中國無航海嗎？
當然不是。
古代的中國人不但習於航海，而且善於航海，尤其還是領先於世界達千餘年之久的航海大國。
八千年前的獨木舟，出土於杭州的蕭山。
七千年前的木槳，出土於太平洋西岸的中國浙江河姆渡。“中國與地中海國家一樣，都是世界海洋文化的重要發祥地”。這是近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中國泉州一個探討“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國際學術會議上所達成的共識，從而所作的結論。
（1977年出土於浙江河姆渡第四文化層，其年代距今6960年±90年。此圖片為浙江省博物館考古隊提供）
6600年至4500年前，大汶口人和龍山人，就先後從山東半島下海，乘著木筏，逐島漂航東去。如今在朝鮮、日本、阿拉斯加等處，就陸續出土了龍山文化的有孔石斧、有孔石刀和黑質陶器等。出土於夏威夷島的人類遺骨，其畸形的顱骨與枕骨、身高、拔牙習俗等特征，竟和大汶口人一樣。距今3000年前，殷人沿著黑潮海流漂航去了美洲，這是已為眾多出土文物所證明了的。事實上，中國人漂航去美洲不止一次，因為在美洲發現的中國多起曆代文物就說明了這一點。而且美洲至今還有殷人的後裔。中國先民用簡陋的舟筏，譜寫了尚無發現文字留存的遠古中國在太平洋上的漂航史。
也就在木槳出土的地方，五六千年前的百越人，隨海流逐島漂航，竟將其發明的生產工具有段石□帶到了菲律賓、蘇拉威西、婆羅洲、夏威夷、馬奎薩斯、社會島、庫克群島、奧斯突拉爾、塔希地島、查森姆島、新西蘭、複活節島等，幾乎太平洋海域的所有地區和所有的各大島，直至南美洲的厄瓜多爾，都有發現。其後，中國的岩棺葬、船棺葬，連同舫舟、斷發文身、銅鼓紋飾等文物和遺俗，也在太平洋諸島上間有發現。這當然都是古代中國的航海傳播所致。
與此同時，根據有段石□源於中國這一事實，德國考古學家、民族學家海尼·格爾頓（Robet Heine
Geldem）指出，大洋洲的文化來自中國；當地人在新石器時期，是從中國東南沿海使用澳亞係語言的民族中遷徙去的。美國約翰·亨德森（John
Henderson）在其所著的《太平洋地區手冊》中說，大洋洲的澳大尼西亞語與菲律賓、中國台灣的澳亞語係關係密切，都繼承了五千年前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語言係統。
中國人大批航進印度洋，是公元前4世紀楚威王滅越之後，是江蘇、浙江、福建的吳越人，乘著竹筏沿著海流漂去的。至今在南洋地區的馬來族中，還可以找到吳越人的後裔。這已從民族學、民俗學、語言學的研究中獲得了充分的證實（徐鬆石《東南亞民族的中國血緣》）。中印水上交通起源很早，據莫克基的《印度航業史》記載，“有證據可使我們相信，公元前第七及第六世紀”，“印度商人亦有家於支那海岸者”。在中國未與羅馬直接通商以前，“羅馬所用絲綢是由印度運去的”。“在克裏米半島克特齊附近，古希臘人遺民遺跡中，曾有絲的發現”。公元前二世紀，中國的漢武帝除辟有陸上“絲綢之路”外，又在印度洋上創建了“海上絲綢之路”。這是因為當時的中國造船業居於世界首位的緣故。當歐洲尚無上層建築的小船在地中海遊弋時，“百尺樓船”的中國巨舶就開辟了延續近兩千年的這條絲路。從此，絲綢、瓷器、茶葉等物將中國同西方緊密聯係到了一起，經濟、文化交流一直持續了千餘年。這在過去世界上是空前的。中國航海曆史的特點是：先是民族遷徙，其後才是海外貿易。就航行範圍之廣，航程之遠，曆史之悠久，中國在古代世界上的航海是獨樹一幟的。在公元6世紀至13世紀的700年間，即唐宋時期，以中國為東方的航海大國和西方的阿拉伯帝國，共同把東西方海上交往推進到了一個新階段。當時以巨大堅固馳名於世的“唐舶”穿梭於東西方而到達了埃及。宋代發明的船用指南針的出現，元代海舶則以創紀錄的續航距離而聞名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