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外，風沙蔽日，滿目荒涼。她們白天坐勒勒車，晚上宿土窯洞。過桑幹河時，沒有擺渡，竟是讓幾個隻在腰間係塊遮羞布的赤身男人背過河……這一切，對於兩個剛投身革命的貴族家庭出身的人來說，都是那樣的陌生，那樣不可思議。經過幾天的跋涉，她們來到渾源縣城關小學。
她倆的到來，給落後、貧窮、荒古的縣城帶來了新奇和歡樂。村幹部們敲著鑼沿村呼喊：“上級給我們派來了八路軍女教師囉！當——”“明天各位家長都送孩子上學去！當——”李君低著頭，亦步亦趨地跟在敲鑼的村幹部身後，她感到很不自在——那麼多老婆婆、小媳婦、大男人、小孩子啾著她……然而，第二天隻來了五個學生，從五個到幾十個，從一個班到幾個班，她們克服了多少困難啊！在這裏，她們用新文化驅趕著幾千年的愚昧；在這裏，她們克服著語言和生活習慣不同的困難，任勞任怨地忠誠著教育事業；在這裏，她們唯一的報酬是每人每月110斤小米。她們360天地吃小米，沒換過頓。
艱苦的生活和勞累，使李菊大病。昏迷中，她呼喚著女兒，呼喚妹妹李君，呼喚北平孤獨的母親，也呼喚遠在海外的稻葉正三……
李君為給姐姐治病，四處奔走求醫。為了按醫囑每四小時喂姐姐一次藥，每天要三四次跑到一裏地外唯——家有鍾的人家看時間。在姐姐病危的時刻，李君拉著一雙女兒到廟裏燒香，求菩薩保佑姐姐平安。整整一個月，李菊方能下炕，但右耳從此失聰，李君也因極度勞累、悲傷，患了神經官能症。
兩年後，她們又帶著孩子輾轉到更加艱苦、落後的雁北地區右玉縣。生活留給她們無數難以想象的困境，然而，她們從未失望過。在這遠離文明世界的深山裏，李君，這位當年北平助產醫學校的優等生，不知救下了多少母親和嬰兒的生命！
一年後，當她們調離右玉縣到河北懷來縣任教時，由原來從北平出發時的四床被褥隻剩下一床了，而且還露著棉絮，她們把被褥的裏麵全拆下改做了衣服，以至於在張家口火車站被女警察當做可疑人物而盤查了半天……
在懷來縣的土地上，留下了李氏姐妹半生的足跡。她們先後在西八裏小學、大黃莊小學、新保安小學做人民教師。在這些年代裏，她們經曆了“肅反”、“三反五反”運動，經曆了“反右派”鬥爭，參加了“轟轟烈烈的大躍進”，渡過了“三年困難”。在這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中，她們擔過驚，受過怕，因為有個資產階級家庭和日本丈夫；她們也誠懇地向組織交代過、坦白過，因為她們覺得一生清白，沒有什麼值得隱瞞。然而，由於長年累月的精神和肉體的過度負重，終使生性羸弱、多憂多慮的李菊突然暈倒在課堂上。一場大病後，雙耳完全失聰。李君的身體也極度虛弱，說話幾乎失去了聲音。於是，李菊、李君於1959年和1960年先後被迫退職。從此，家庭生活的重擔便落在了剛剛成年的葉昭華、葉春華身上。那時，19歲的葉昭華由沙城高中畢業，以優異成績留校當了俄語教師；而17歲的葉春華也度過了6年艱苦的藝徒生涯，成為懷安縣晉劇團優秀青年演員。
60年代初，身居寒舍的李菊、李君先後接到春華、昭華的來信，告訴她們一個好消息，說團組織要發展她們加入共青團，這意外的消息使李菊、李君感到十分高興，然而，接踵而來的憂慮和苦惱又折磨著她們憔悴的心——十幾年來，她們向孩子隱瞞了事實，她們隻告訴春華和昭華，說她們的父親是中國人，而且，已經去世。對於當年隻有三歲的春華來說，北平一別，對父親已毫無記憶，而對於五歲的昭華，雖曾有過淡漠的夢幻，也早已被母親們的支吾、搪塞而化為雲煙。社會在前進，孩子們在長大。美好的社會給予了昭華、春華繽紛的理想，她們要求入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