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截癱青年郝銀城是四年前的事情。那時，我從編輯部的來稿中發現了一位肢殘青年的散文《相逢在秋風秋雨中》。文章大致是寫一個愛情悲劇，寫一位下肢截癱青年和一位身體健全、但肉體遭受過蹂躪的姑娘相愛了，但又因世俗觀念和流言蜚語的打擊而不得不最終又分手的故事。文章寫得生動、淒婉、沉重，深深地感動了我。自此，我就與郝銀城不斷有書信往來。
他住在懷來縣的官廳鎮，那裏是花果之鄉，他幾次邀我去，但我始終忙著，未能去。有時翻報紙，也偶爾發現郝銀城的散文、隨感等，他的處女作《啊，腳步》看了讓我落淚。他在文章裏寫道一一
每當我看到年輕母親領著、扶著他們剛剛能夠站立起來的小寶寶學步的時候，我總會情不自禁地停住雙拐，出神地看啊看！
瞧，可愛的寶寶在父母的“加油”聲中，搖搖晃晃地張開雙臂，慢慢地移動著他們那尚不自如的小腿，一步、兩步、三步……終於顫顫巍巍地撲進了媽媽的懷抱。我看得入迷了，完全忘卻了自己，心情也和寶寶的父母一樣，被寶寶那不太熟練卻極有希望的學步精神所陶醉。我是多麼的羨慕他呀！他巳經能夠邁開自己的腳步，而我呢？長著兩條腿，卻邁不了步，隻能依靠拐杖挪動身體。啊，腳步，我的腳步！每當此時，我就任憑那苦澀的淚水在心中流淌……
這篇散文以及他的另幾篇，如《我的路在手下》等，都深重地刺疼和感動了我一顆母性的心。我常常由這些孩子想到我的孩子，假如我的孩子是這樣的命運，我真得哭瞎了眼睛！
1990年4月，郝銀城接二連三地給我寫信，讓我參加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和《三月風》雜誌聯合發起的社會問題報告文學征文，他將劉貴賢寫的6萬字的《中國水汙染》和征文《通告》一並複印寄給我。每封來信他都在聲聲呼喚：“老師，您來吧，來官廳看看我們，來聽聽我們向您想說的話。我們知道，您是一位充滿愛心的母親和大姐，您就用母親的心來愛撫慰藉我們一次吧……”
看完信，我落淚了。
他在信中還告訴了我好幾位在官廳小鎮上苦苦掙紮著人生的殘疾青年。於是，在悶熱的7月，我來到了官廳鎮。現在想起來，撰寫《傷殘世界》的決心最初就始於這長不足100米的鄉野小鎮上。
聽說我要來，銀城通知了官廳鎮上五六個殘疾青年，他們個個打扮得漂漂亮亮。把自己的小屋收拾得幹幹淨淨，等待我的到來。他們準備了馳名塞外的“石片黃杏”招待我。
看著這些或瘸腿或斷臂或患血友病的男女青年，看著他們善良的企盼的眼神，我真不忍心再目睹這殘酷世界。小郝告訴我，官廳鎮周圍就有300多名各類殘疾人，懷來縣就有8000多名殘疾人，河北省有293萬名殘疾人，全國有6000萬名殘疾人。他們生活得很艱難，卻也奮鬥得很優秀，他們對生命、對世界、對人生的感悟是健全人無法全部體會得到的。
就說銀城吧。他出生8個月後，一場小兒麻痹就使他兩條胖胖的小腿變成了兩根毫無知覺、毫無力氣且隻會來回擺動的“肉棍”。他的童年是在一個粗糙的木箱子裏長大的。看到外麵世界小朋友們愉快地玩耍，他就隻能把小臉貼在窗玻璃上，用舌頭舔著窗戶，默默地度過寂寞孤獨的童年。在他10歲時，他哭著央求父母讓他上學，經父親多方聯係，官廳鎮珠堡小學校長收留了他。從此，無論夏日的雷鳴電閃，也無論是隆冬的風霜積雪，他都頑強地拄著拐杖去上學，從不耽誤一節課。腋窩爛了、腫了，他從沒叫過一聲苦。有時路上的雪很大很深，父親就拿著鐵鏟在前邊鏟路，小銀成脖子上掛著書包，拐杖上吊著身子，在父親鏟出的雪路上慢慢移動。遇到下坡，他索性把拐杖一抱，坐到雪路上，順坡往下滑。有時遇上大雨，哥哥就背著他上學，他趴在哥哥的背上，撐著雨傘。就這樣，經過三千多個白日或黑夜，小銀城以名列全班前三名的優異成績念完了小學、初中和高中。
1981年，17歲的銀城又經曆了人生中的第二次劫難，那一次在保定做手術，醫生從他肚皮上拉開一尺長的刀口，取下一塊肌肉，然後把這塊肌肉從鑿好洞眼的胯骨上穿過去，企圖固定胯骨。醫生還在他的膝蓋、腳脖、腳趾、腳掌上共開了9個刀口，兩條腿18個刀口。整個人體的下半身的皮、肌、筋、骨均被鋒利的手術刀或拉或切，或伸長或縮短……銀城疼得無數次咬破舌頭，咬劈了指甲，幾次昏厥了過去。渴望站起來的欲望支撐他戰勝著無法忍受的痛苦。然而，上帝未能拯救他。三個月後，銀城仍拖著兩條殘腿回到了家鄉。
1983年10月，銀城又因脊椎扭曲而壓迫腎髒，造成多囊性腎炎尿毒症，突發囊性腎功能衰竭。湖北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的5張檢驗報告單診斷結果幾乎全部是“死訊”，銀城的血色素隻剩下5.5克，白細胞上升到1.9萬立方毫米，神誌朦朧、恍惚，麵色蒼白，呼吸急促，兩肺隻能聽到吸音，沒有呼音，醫院最終決定無法搶救讓其出院。武漢的姨父姨母隻得將銀城抬上火車，兩千裏迢迢送回官廳。
在生命彌留之際，銀城突然感到生命的可貴，他恐慌害怕。他來到這個世界，沒有一天快樂過，但他仍想活著，苦難也得活著。他吃力地抓住媽媽和女院長手說：“救救我，我想活……”媽媽流淚了，但有什麼辦法呢？“立即轉院！”女院長決定。於是，兩個哥哥抬起了擔架，把銀城又一次送上了火車，送到60裏地外的懷來縣醫院。
“死馬當作活馬醫。”醫生們想。於是，奇跡發生了，瀕於死亡的郝銀城活過來了。但醫生告訴家長，他隻能活六個月，至多一年。如今，七年過去了，銀城仍內心充滿希望地活著。
小夥子柱著拐杖也有1.74米，濃眉吊眼，嘴角總帶著一種脾晩的笑。看得出，他對生活充滿勇氣。他告訴我，他已在1988年讀完了魯迅文學院高級班的函授。最近，他寫的短劇腳本《那一把花傘》在中央電視台和《中國電視報》聯合舉辦的“廣而告之”征文中獲二等獎，散文《湖邊、晚霞、老人》在《老人世界》獲獎，湖北科技出版社將在1991年出版的台曆上采用他的30多首詩歌，還有一些文章在地縣級先後獲獎。我到達小鎮時，他正應約在趕寫一篇報告文學和兩萬字的小說。
但他很犯愁地告訴我，自1983年那次大難以後，他再也未找到工作。在此之前，他曾在小鎮上一家勞動服務公司當總會計。銀城的母親是新中國成立前參加革命的，先後擔任區婦聯主任、區委副書記。那時，為支援前線，她發動婦女們送公糧、做軍鞋；打仗了，她組織婦女們抬擔架、搶傷員，她也記不清她是怎樣在敵人的炮火中活了下來。新中國成立後，她很長時間做小鎮上商業、供銷部門的負責人。她一輩子都沒有時間很好地照顧自己的孩子，五個孩子都是奶媽奶大。她說，如果能自己拉扯孩子，銀城的腿興許不會這樣。現在她離休了。她為兒子的工作跑過，但到處人浮於事。人家說，好人還安排不完呢，莫說殘疾人……銀城的父親抗日戰爭時期就參軍了，解放戰爭打綏遠時，右眼被打穿了，摘除了眼珠，敵人的炮彈皮留在了他的腿裏。新中國成立後，他做過鎮委書記、工委書記、宣傳部長、中學校長，做共產黨這樣那樣的基層小官。後來，他癱瘓了，躺在病床上七年，銀城患尿毒症快送命的那些日子，他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