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70年代，隨著台灣的經濟起飛，台灣中產階級興起並在社會中形成多數，他們的參政意識漸強，希望台灣“發展為一個多元的代議製民主”而對國民黨獨裁的政治格局不滿，這股新興的勢力進入政治舞台後，在與國民黨的抗爭中逐漸成了一股政治力量，成為70年代政治參與熱潮的主流。適逢其時，台灣受到一連串的“外交”挫折，這就激發了新生知識青年關心政治，祈求參與政治的熱情。加上美國對黨外人士的支持，從而使這個時期的黨外勢力複蘇起來，成為政壇的一支新生力量。台灣的政治體製是“一黨專製”的畸形體製，在這時已經越來越不能和台灣經濟結構的變化和社會多元化的發展趨勢相適應。因此國民黨麵臨不斷的挑戰和壓力。為維持在台灣的統治，國民黨的上層也從觀念到行動逐步調整政黨政策，采取開放“黨禁”，解除戒嚴等措施進行“政治革新”。這些措施最終掀起了黨外運動的高潮，其他各種政治勢力乘時粉墨登場。黨外勢力的重新崛起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
（一）黨外勢力的成長與“黨外雜誌”的興衰互為表裏
黨外雜誌在上世紀70年代初有了發展。1970年底，以《大學》雜誌改組為起點，對國民黨當局的批評從文化領域擴展到政治領域。1971年10月的《大學》上刊載的《國是諍言》率先提出“國府權利結構的調整”、“政治革新”、“全會的全麵改造”、“民主政治”等敏感問題，可以說是要求“政治革新”的宣言。《台灣政論》的創辦，提升了黨外運動的意境，將其披上民主運動的外衣。“黨外雜誌”是儲備和培養“黨外”政治人才的園地，也是提高“黨外”思想、理論層次的實際運作陣地。“台灣反對運動的領導人幾乎都是本省籍人士，外省籍的領導人在反對運動的比例從早期的《自由中國》雜誌以後一直下降，到民進黨成立時，16位主要幹部，隻有費希平一位是外省籍”，台灣黨外運動呈現出明顯的本土化特點。
（二）黨外勢力的快速發展
在1977年的5項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中，黨外人士一舉當選4個縣市的地方首長、省議會的21個席位、得到30%左右的選票。在1978年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中，有許多高學曆的知識分子投身到黨外，參與競選，並成立“全省黨外助選團”，巡回各地助選。到1985年底，黨外勢力在地方選舉中獲得平均30%的選民支持（台北市達到40%左右），已經成為一支對台灣民眾頗具影響力的政治力量。黨外勢力可以通過選舉反對國民黨一黨專製，爭取到自己的利益了。
（三）黨外勢力逐步建立政黨
進入80年代後，國民黨一黨專製體製日益麵臨挑戰和重重壓力，台灣政治實際上進入轉型期。1982年黨外勢力公開提出12條組黨構想，在輿論上要求國民黨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恢複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基本權利。公開組織“黨外中央選舉後援會”並依照政黨製度實行黨外候選人的提名推薦製。1983年以後，黨外勢力相繼成立“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和“黨外公職人員公共政策研究會”兩個重要政治團體。台灣島內黨外勢力的反對運動高潮正好與東亞民主化高潮相重合、相疊加，猛烈地震撼著國民黨實行多年的一黨專製體製和戒嚴體製，把黨外勢力推向衝擊戒嚴和突破“黨禁”的潮頭。
但由於黨外勢力是沒有嚴格組織的中小資產階級，製造動亂和宣傳台灣“自決”已經逐漸失去民心，無法與國民黨抗衡，困難重重。在高雄事件之後，黨外勢力元氣大傷、走向分裂與消沉。在1980年的選舉中，國民黨獲得了96%的當選率，並獲得選票的70%多。1982年，黨外勢力呈現分裂的跡象，出現體製改革與內政改革之爭；1983年黨外新生代和黨外公職人員發生分裂，先有批康德浪潮，接著又有“後援會”與“自援會”之爭；黨外公共政策研究會與黨外編輯作家聯合委員會的衝突，以及台北市8名議員挑起“雞兔之戰”，“第三種人”以及“黨促進會”等問題，使黨外運動麵臨解體的危險。黨外雜誌的市場價值已開始走下坡路，能盈利的隻剩下一兩家。此時，黨外運動在各方麵都處於不利的地位。要改變這種不利的局麵，就需要有組織的政黨出現，協調各方麵利益，進行有組織地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1986年9月28日，民進黨宣告成立，島內外一片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