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含混敘事：世界性的寫作模式
在世界交往日益加強的後殖民語境中，後殖民主義著重思考的另一問題是文藝寫作如何才能走出狹隘的民族主義牢籠。對於這一問題，薩義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等人都認為應當從二元對立的思維框架中超越出來，既不迷戀於高人一等的宗主國意識，也不沉淪於自卑壓抑的殖民地情緒。對於這樣一種“非此非彼”、“既此又彼”的寫作態度和策略，霍米·巴巴稱之為含混敘事。對於這種敘事方式和策略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麵來加以了解。
首先，藝術家應該自覺地站到一種“離家”（unhomed）的立場上。這裏所謂“離家”，在文化意義上是指：藝術家不應以某一特定的民族、文化身份為宗旨，而應移居到各民族和文化的交叉、重疊地帶，以一種震蕩於東方與西方、殖民地與被殖民地的流動視角進行寫作。在霍米·巴巴看來，隻有如此才能使作品超越狹隘的民族立場和對抗意識，避免使文藝繼續破壞本已溝壑縱橫的民族關係。霍米·巴巴將創作這種文藝作品的厚望更多地寄托在徘徊於不同國度的“流散者”身上。這些人遊刃於兩種甚至多種文化之間，因此擁有更寬闊和多元的視角。他們在參與文化創造時也最有可能兼顧各種文化和民族視點，超越簡單的對抗模式。從國際化流動日趨增強的當下趨勢來看，這種寫作擁有樂觀的前景。
其次，後殖民主義還從身份構成的延異性來確認混雜敘述的必然性。在霍米·巴巴看來，即便是那些自以為代民族立言的作家，也無法完成純粹的民族寓言寫作。這是因為，民族身份並不是一個先驗、完成的東西，它的構成需要與一個“他者”進行區分與否定。霍米·巴巴認為，這種區分與否定實際上已經把“他者”引入自身，“否認總是一個反作用的過程；是對已經留下創傷標記的那個他性的一半認可”。這意味著，任何以民族藝術家自詡的人，其民族身份早已是混雜的、分裂的。因此，他的敘述話語也無法保持純粹的民族形式，必然會走向一種含混狀態。這種關於身份的認識，顯然會對那種高高在上，自以為純粹、崇高的帝國寫作形成一種內部顛覆。
最後，後殖民主義還將含混敘述與言語表意的延宕性聯係起來。在霍米·巴巴看來，包括文藝作品在內的文化文本其意義不可能是自足的、完滿的，這是因為，“文化的發布行為（言說地點）被書寫的‘異延’所塗劃……正是語言過程中的這種差異成為意義生成中的關鍵並確保意義永遠不是簡單的模仿，永遠不是簡單透亮的東西”。換句話說，文藝創作總是一個“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的過程，但這不僅僅是指表意符號的匱乏和不足，更是指作為符號的文字往往流連於能指層麵的遊戲，而使作為能指的意義處於閃爍和滑動之中，並由此造成了敘述中意義的不確定性和含混性。很顯然，霍米·巴巴在這裏借鑒了德裏達關於文字與語言關係的理論，並將德裏達的延異思想引入其中。
從精神實質上看，霍米·巴巴的這種含混敘事既是一種客觀求實的學術分析，同時也是一種熱情呼籲的價值倡導。其最終目的就是超越狹隘的種族或民族主義敘事方式和策略，進而代之以一種更為寬容的、包含差異的世界性寫作模式。
對於後殖民主義提出來的這種含混敘事以及世界性寫作立場，學術界存在著很大爭議。在有些理論家如阿罕默德看來，這種敘事策略盡管打著關注底層、反對殖民的旗號，但在本質上卻有利於帝國主義力量在世界上的進一步擴張。這是因為，當把所有的問題都轉換為話語實踐之後，也就取消了現實鬥爭和革命運動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一旦殖民地人民或第三世界人民力圖用民族精神來敘述曆史、凝聚國民的時候，就馬上會被後殖民主義理論家視為本質主義行徑而遭到批評。這樣一來，這種反本質主義的立場盡管也能對西方種族中心主義形成顛覆，但更會消解殖民地和第三世界人民反抗霸權的民族熱情和現實行動。這也許正是霍米·巴巴等人一方麵因其對後現代理論的熟練運用而備受第三世界學者追捧的同時，又因其理論所掩藏的犬儒主義精神而備受指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