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科特·斯洛維克
“生態批評”是於20世紀70年代最先發端於歐美發達國家的一種文藝批評觀。經過40餘年的發展，生態批評現已成為一種世界性批評潮流。其中，較富盛名的批評家有美國的徹麗爾·格羅特費爾蒂、斯科特·斯洛維克、勞倫斯·布伊爾、帕特裏克·墨菲，英國的喬納森·貝特以及德國的約翰·霍爾姆等人；影響較大的生態批評著述有《生態批評讀本》、《大地之歌》、《尋找美國自然書寫的生態意識》、《浪漫主義的生態學：華茲華斯與環境傳統》、《環境批評的未來：環境危機與文學想象》、《走出去思考：入世、出世及生態批評的職責》、《實用生態批評：文學、生態學與環境》、《綠色研究讀本：從浪漫主義到生態批評》、《環境美學》等。作為具有跨學科性質的“生態批評”，它既是對生態寫作的回應，也是批評家生態意識和社會責任的理論表現。從構成上看，生態批評內容豐富，包含諸多不同的理論話語，如深層生態批評、生態女性批評、環境正義批評等，但從總的批評意旨來看，這些流派又有大致相同的理論訴求：都力圖深刻挖掘、揭示文藝作品中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揭示當下生態危機的思想文化根源，最終引導文藝與人類社會走上綠色生態之途。在這種綠色視野的主導下，生態批評提出了許多別開生麵、發人深省的文藝、美學觀點。
一、綠色寫作範式
從本質上來看，生態批評是一種價值批評、倫理批評，其終極目的是促成人與自然生命的和諧共生。在生態批評看來，在生態危機日益嚴重的當下，文藝應當承擔起更新人類體驗世界的方式、喚醒關愛自然的意識等功能，否則文藝在今天將失去它最為重要的社會價值。基於此，生態批評提出一種以生態中心主義為核心的綠色寫作範式。
綠色寫作首先要求文藝走進自然、親近自然，更多地以自然為寫作對象。在很多歐美生態批評家看來，隨著消費社會的到來，文藝正以個性自由為旗號，墮落為消費狂歡的鼓吹者，這必將加劇當前的生態危機。有鑒於此，美國的桑德斯就對本國的大眾文學，尤其是影視、小說中忽視自然的傾向提出了激烈的批評。他認為不管當下的文藝如何精確地表現了這個時代的表麵，如果它從不審視人類之外的自然，那麼它就是“病態”。在這種認識的引導下，很多生態批評家對那些傾向於展現、親近自然的作品報以熱烈歡迎的態度。與之相關，以謳歌自然為主題的18、19世紀的歐美浪漫主義文學成為生態批評家所著意推舉的綠色文本。
其次，在生態批評家看來，將人類視為世界的中心和目的而將自然視為陪襯和手段的人類中心主義意識，是造成當今生態危機的深層原因。因此，他們所重視的綠色寫作，要超越人類中心主義，要立足於生態中心主義立場。美國生態批評家布依爾就曾強調，真正的生態文學不僅能將自然環境作為手段來展現，而且還應將其作為具有獨立生命價值並對人類曆史產生影響的對象來看待。這實際上要求藝術家應盡量避免將自然事物僅作為人物內心世界的情感寄托和人格象征，而是從自然事物的獨立價值和本原生命來看待和描寫自然事物。在人物與自然事物之間，前者應放棄君臨萬物的姿態，俯身為自然一員，兩者之間也不再是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而是彼此獨立、相互影響、整體協調的主體關係。生態批評家們正是以這種視野，發現在人類文學藝術史上，即使是狄更斯、奧斯丁、愛默生，甚至雪萊那樣的詩人、作家，雖鍾情於謳歌自然，但仍不過是將自然作為人類生活的陪襯，算不上絕色寫作，其中流露的仍是人類中心主義意識。
最後，要更新話語方式，架起藝術與科學、想象與求真之間的橋梁。如何使綠色寫作既能將大眾意識引向對環境危機的關注、對生態和諧的渴慕，又能使綠色寫作不墮入空洞的說教、刻板的寫實，生態批評進一步探討了溝通想象與沉思、藝術與科學的話語寫作策略。生態批評曾一度青睞寫實主義，認為如此才能準確反映當下危機重重的生態境況，但這一主張在後來受到質疑，比如希爾考認為，逼真的現實效果未必就是一種生態效果；布伊爾認為，寫實主義的冗長刻板很可能會抵消文藝作品的感染力，削弱作品的生態效果。隻有如此，綠色寫作才能激發起讀者對生態問題更大的驚奇與關切。從實際情況看，那些較早體現出生態意識的詩人如華茲華斯、雪萊、柯勒律治，以及散文家懷特、梭羅等，都有著自然科學的、生物學的或者生態學的知識背景；寫出了經典生態文本《沙鄉年鑒》的利奧波德，亦曾受過林業科學知識的係統訓練。生態批評強調藝術想象與科學知識相結合的最終目的，就是使生態藝術作品有效地促成大眾對環境問題的關注，形成對生態意識的培養。
關於生態批評所依賴的生態中心主義存在很多爭議。在有些生態批評家看來，生態中心主義超越人類中心、為自然代言的努力盡管包含著高尚甚至崇高的因素，但受製於人類語言、文化的限製，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作為環境、自然或者一個非人類動物來說話。如果人類不能謹慎地對待人類為自然代言的能力，那麼人類很可能就會墜入堂吉訶德般的自以為是，甚至發展為生態法西斯主義。此外，也有生態批評家認為，生態中心主義與現代社會所倡導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念相悖，前者很容易以宏大敘事的麵目對個人自由、私人生活造成侵犯。生態中心主義對這些指責也都做出了回擊。對於前者，生態中心主義認為不能因為“實然”意義上無法完全代自然立言，而放棄應然意義上的主觀努力；對於後者，生態中心主義則認為，在人類自由直接導致生態危機的情況下，必須限製人類的某些自由。時至今日，這些討論仍然在生態批評領域進行，而如何解決這些矛盾甚至悖論，也考驗著生態批評的理論活力。
二、“環境性”是文藝的深層特質
在生態批評看來，任何文藝作品都無法擺脫環境對它的影響，從體裁到文本、從文本的生成再到文本的接受等各層麵、各環節，都包含著環境內容。文藝作品深受環境影響的這種特性，就是生態批評所認定的文藝的“環境性”。美國生態批評家布伊爾曾說：“一個文本個體，從生成到接受的任何階段，都必須被看作包含著環境內容”；“既然存在之所在先於社會實踐之內容，那麼環境無意識就比‘政治無意識’更為深刻地嵌入一個文本。”生態批評認為除了在文本層麵對自然、環境的直接描述或潛在暗示之外，文藝的環境性還表現在其他幾種模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