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件文學作品的批評，曆來有三種角度。首先，是從作者著眼的角度，這方麵有我們所熟悉的社會學角度，由此可能得出科學的分析，但也容易發展到貼標簽的末道；與此相關，還有我們所不熟悉的所謂“心理分析”的角度，這一派洋批評家隻研究作者是怎樣、是為什麼寫出這部作品的，卻不管作品怎樣和為什麼才寫得好或寫得不好，這樣當然也容易走向武斷。其次，是從作品著眼的角度，這方麵有我們說了多年的“藝術分析”論，論者認識到作品畢竟是作品，有其固有的藝術規律，不能單憑作者的身分而判優劣或高低——這樣敢情好，但迄今照此辦理的堅實的批評仍不多見；與此相關，還有外國所謂“新批評派”，這一派更不問作者是什麼人，生於什麼時代和什麼國度，隻問作品本身究竟如何，其批評顯然要以一個並不存在的超時空的審美標準為前提。第三，是從讀者著眼的角度，這方麵有我們開始注意到的“社會效果”論，雖然這裏所注意的效果實際上還很狹隘，還缺乏全麵而確切的調查研究；與此相關，外國也有所謂“接受美學”，它根本不管作者是誰，作品寫的什麼，而隻按經濟學原則來看文學，把作品當作商品——商品的價值既然由消費者來決定，那麼作品的好壞也就隻取決於什麼人歡喜，為什麼歡喜，多少人歡喜，等等。以上三種批評角度盡管各有一些道理，應當說都是片麵的。真正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文學批評不可能是上麵的任何一種，而應當包括每一種正確的獨到見解。這樣全麵地對待文學現象的科學批評，才是我們企望已久的對象。然而，對於牛漢的這些新詩，我不想從第一種角度來探討，因為那將涉及他的一些不愉快的遭遇；也不想從第二種角度來分析，因為迄今還沒有發現任何作品能有孤立而永久的藝術價值。我想，我應當借用第三種角度，也就是從一個以興趣代替經驗的普通讀者的立場，對牛漢的新詩談一點讀後感。談得對不對，似乎皆可作為一種“社會效果”，供“接受美學”家們參考。
讓我再讀一遍《悼念一棵楓樹》吧，這是牛漢新詩中最為人熟知的一首。一棵高大的楓樹被伐倒了，整個山野聽得見它鏗然倒下的聲響，周圍的小花小草和其它生命都顫栗起來，遠遠近近飄忽著濃鬱的清香。這本是客觀的常見的自然現象，它本身至此還不足以構成詩。但清香落在詩人的心靈上比秋雨還陰涼，他想不到那粗壯而灰暗的軀幹竟貯藏著那麼多芬芳，陰涼的芬芳使詩人不勝悲傷。他悲傷，直到它被伐倒以後，他才發現它的雄偉和美麗；他悲傷，它被伐倒後三天還掛著明亮的露珠，象含淚的眼睛，凝望著遠遠還有白鶴朝它飛來；他更悲傷，它被解成寬闊的木板時，還從一圈圈年輪湧出一圈圈凝固的透明的血球，證明它到這時還沒有死亡。然而，多情的詩人僅僅是為了抒發自己的傷感，才想寫這首詩的嗎？讀到最後一段，我們不由得要和作者一齊控訴：這砍伐就是屠殺，被屠殺的不是一棵普通的楓樹，而是一個緊緊與大地相連的生命——有多少生命象這棵楓樹一樣被粗暴地砍離了它們的地母啊。讀者通過全詩的三個層次，有理由認為這是一首象征詩，它象征著那個特殊時期一個個無辜被害的革命烈士的死，象征著千百萬人民對他們的沉痛而憤怒的悼念。但是，即使抽去這一層象征意味，單從它所反映的人與自然的親密關係來看，這首詩不也顯得十分動人嗎？再讓我比較一下美國詩人洛威爾（Lowell,
James Russ-ell，1819—1891）的一首《楓樹》：
五月楓樹披掛著她的珊瑚，
（低地還到處是遲去的寒霜，）
為了應和知更鳥的宛轉鳴唱，
它正在她的灰枝上銜築新居；
但當秋日朝南歸去，
她的脈管更燃起春日的血漿，每片葉子濃豔開放，
使一年秋色勝過夕陽入土。
通過粗拙的譯文也可以看出，這首洋詩具有謹嚴的形式，整齊的韻律，顯然作者意在製作一件工藝品。但是，從內容方麵來看，姑不論由於語言規律不同而產生的不自然感，這首詩僅僅表現了任何一棵楓樹從春到秋的生命曆程，作者借此充其量抒發了“夕陽無限好”式的感慨。這位美國詩人自有他不容抹煞的多方麵的成就，但他寫不出牛漢的這樣一首詠楓來。除了兩位詩人生活在兩個完全不同的時代和國度的緣故，他們在寫作方法上更存在著“任何一棵”和“這一棵”的區別。牛漢沒有寫“任何一棵”，而隻是寫的“這一棵”；“這一棵”楓樹在牛漢筆下是具體的，有生命的，和他一起生活在同一時間和同一地點，和他共同經曆著同一的挫折、悲哀和希望。不難看出，這兩棵楓樹代表著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學態度和人生態度，無論如何是無從相互假借的。而牛漢如果失去了自己的這一切，就會在他的讀者麵前失去了一個代言人的能力和根據；有了這一切，他才象每一位成熟的詩人一樣，使自己有別於其他任何一個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