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幾天天氣晴朗，淩晨有點寒意，牆角的蟋蟀叫聲開始抄啞。父親沒有穿平常穿的長袍，換成了對襟棉襖，看上去有些陌生，像城裏公義生油鹽店掌櫃的老頭。父親右肩頭背著包袱，挺大，我一隻手拎著幹糧。中秋節才過了一個多月，家裏存的月餅全讓我們帶上了。隔著包袱都聞到“五油四糖”的月餅味，一斤麵粉揉進五兩油四兩糖(當時一斤為十六兩)。月餅是我母親親手製作的，她舍得多放油和糖。祖母可從不做這麼貴重的吃食，她平時隻想盡辦法把活命的高粱麵做得有滋有味，用油是一滴一滴用的。
全家人默默地把我們送到大門口。祖母走到我身邊，摸摸我的棉褲，說：“薄了點。”母親說：“等到穿厚棉褲那時。人還不回來？”她的眼睛瞪得很大，像是質問父親和我。父親常出遠門，一家人過去也就是在大門口分手的。什麼祝福的美好的話都沒說，全家人麵對麵地比平時多站了一會兒。父親在前麵走，我習慣地在他後麵跟著。我憋不住回過頭看了雙眼睛，對妹妹說：“後天我可就在省城了！”要是平時，我這麼說，妹妹總要回嘴：“臭閨女不值錢，你和爹是全家的命根子，誰能比！“今天，妹妹仿佛突然長大丁，什麼話沒說，兩眼淚汪汪的，她也許在心裏還為我能出去走走高興哩。
街巷裏沒有一個行人。遠方的炮聲還在悶悶地響著，仿佛不是從空中傳來的，是從很深的地下鬼鬼祟祟地冒出來的。當父親和我快拐彎走進另一條街時，聽見妹妹飛快地跑到我跟前，對我說：“祖母讓你回去一下。”我隨著妹妹踅回到大門口，父親立在街口等著，默默地望著立在大門口的母親和妻子。我看見祖母眼裏噙著滿盈盈的淚，但並沒有哭出聲，她的眼窩很深，淚水聚著不易流下來。祖母的眼睛年輕時又大又亮。她用粗糙的手習慣地在我麵頰上撫摩一下，說：“快到大屋去，把炕頭上一個包袱帶上。”我心裏奇怪，為什麼剛才不帶？回到大屋，靠窗口的炕頭，放著個包得方方正正的包袱。我一摸，知道包的是狗皮褥子。其實不用摸也聞得出來。如果是現在，我是絕不會拿的。當時我隻覺得祖母生怕我們在路上睡在露天的地裏受了風寒。我回到大門口，祖母指指狗皮褥子對我說：“出村之前，不要對你爸說。”她怕兒子不肯帶。這張狗皮是我家前幾年老死的那條狗的，讓村裏劉春毛家鞣製過，毛長絨厚。祖母腰腿患有嚴重的風濕痛，她每年的冬春秋三季都離不開這張狗皮褥子，隻有暑熱天才不用它。包袱提在手裏覺得很沉，我感到了祖母的厚重的愛。
回到街口。父親可能沉溺在悲傷之中，並沒問我手裏拿的是什麼。拐彎時，父親還是沒有回頭。他一回頭，一定哭出聲來，他怕傷了母親與妻子的心。我可知道父親的這個脾氣，他的心不硬。要是母親帶我遠行，將是另一番情形。我回過頭，朝祖母和母親大聲地喊：“我走了，我走了！”聲音裏沒有一點兒真正的悲傷，沒有就是沒有，我不會作假。半個世紀之後，我才深深悔恨自己那種今生不能原諒的愚稚的行為。祖母和母親站在家門口，像平常一樣，沒有招手，沒有祝福。母親的嗓門大，用哭腔衝著父親和我的背影喊了一聲，“過大年時一定回來！”我回過頭喊了一聲：“一定回來！”父親不敢回頭，隻把頭低低地垂下來。腳步放慢些。
然而自那以後，由於種種原因，我再沒有返回家鄉。這原因，本來想不說，考慮再三，還是應當說幾句。50年代初，工作繁忙，抽不出工夫；1955年之後的二十五年問，由於成了“反革命”，還是不回去為妥；80年代，父母早故去，家鄉幾乎無親人了，老屋成了廢墟，不願回去憑吊曆史，今生隻想在記憶中保持心靈的平衡。父親建國以後從西北高原回去過兩回，見到了不少親朋好友，卻沒有能再見到他摯愛的母親。祖母已於1943年病逝。
離開故鄉後，父親和狗皮褥子沒有分開過，到1961年他逝世之前，一直鋪在他的身子下麵。絨毛早已磨損得很薄很薄了，可是在流寓他鄉的極困難的日子裏，它仍能給父親以難以比擬的溫暖。1959年，年近六旬的父親被錯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荒寒的隴山上背了兩年石頭，累得吐血不止。平反之後，人已瘦成一把骨頭，不到半年就去世了，埋在隴山的一個山坡上，狗皮褥子仍鋪在他的身子下麵。葬埋父親的地方，隔著藉河正對著南山坡上的李廣墓和杜甫遊曆過的南郭寺。這個風水地方是父親生前選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