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姐姐的大女兒苗苗考上了鄭州輕工職業學院，這麼一來，每次回老家，苗苗搭我的順風車就成了必然。我和姐姐的日常聯係也自然而然地多了起來。各自出嫁之後，在姊妹五個中間，我和姐姐見麵最少。原因很簡單，我們五個裏，唯有她現在還生活在鄉村。我的鄉村生活史在15年前就已經結束。曾經和其他三個兄弟在縣城生活過幾年，10年前調到鄭州之後，我每次回去的目的地基本也都是縣城，不到清明上墳或者農曆十月初一給祖宗們“送寒衣”，再或是春節走親戚，一般不會和姐姐碰麵，對姐姐的情況也就所知甚少。兄弟姊妹多，哪能整天想著他們。各有各的活路，平常裏，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沒時間去特別關切誰。但是，苗苗在這裏，經常見麵，終歸要絮些家常閑話，對姐姐的細節也就聽得越來越多。聽著聽著，我覺得姐姐似乎是越來越陌生了：姐姐學會了鹵雞腿和鹵豬蹄，姐姐從不刷牙，姐姐在繡十字繡，姐姐的小姑子因為信了邪教而住了監獄，姐姐正在給她的孩子做棉衣……
姐姐對我的感覺，應該也是一樣。一年多來，每次我碰到姐姐，我們之間親熱是親熱，客套是客套，但也橫亙著體積龐大的生疏。我會問她：“黏玉米那麼貴為啥不種點兒？”“去磨坊磨麵也太囉唆了吧？”她會問我：“聽說你有仨電腦，要恁多幹啥？”“整天坐飛機不害怕？多費錢。”我的提問，她的回答認真；她的提問，我的回答敷衍。但我並不覺得虧欠。我很清楚：無論認真還是敷衍，這些問答對我們之間的那道溝壑而言都隻是杯水車薪。無論是什麼樣的語言材料和語言品質，那道溝壑都很難填補。主要原因當然在我。自從當了鄉村的叛逃者之後——“叛逃者”這個詞是我最親愛的記者閨密對我們這些鄉村底子、城市身份的人的統稱——我對鄉村想要了解的欲望就越來越淡。記者閨密對此也有深入潛意識的尖刻評價：隻要有路，隻要有車，隻要有盤纏，隻要有體力，所有的叛逃者都隻想越逃越遠。
對她的評價，我隻用沉默應答。
“明兒能回嗎？”那天是個周四，姐姐打電話問我。
“什麼事？”我問。姐姐沒事不打電話，隻要打電話肯定是有事，而且八成還是錢的事，一般來說還不會太少。其他三個人雖然在縣城，日子卻都隻是過得去，不如我寬裕，且又都是兄弟，有媳婦管著，不好貼補她。逢到用錢的事，姐姐也隻有向我伸手。前兩年她翻蓋新房，我就貼給她了3萬。
“沒啥事。”
“說吧。你先電話裏說說，讓我有個底兒。”
“啥底兒不底兒的。”姐姐笑了，她這麼一笑，我心裏就有了底兒，“咱姨高血壓犯了。這回有點兒重，半邊身子都不利落了。你要是得空，就回來看看。”
“咋回事？”
“電話裏說不清，見麵再說。到底能回不能？”
“回。”我說。正好剛剛換了新車，我得盡快磨合。從鄭州到姐姐家是一個小時車程，不遠不近。我讓姐姐給我烙點兒油餅，蒸點兒饅頭，再給我收一些土雞蛋。吃過幾回姐姐給的這些鄉下吃食之後，我看鄭州戶口的這些東西就再也看不順眼了。
第二天午飯後，我帶著苗苗一起回去。從鄭州出發，沿著花園路向北走了20分鍾，然後上了中州大道——也就是107國道，在鄭州市區這一段叫中州大道。沿著107繼續向北，過了黃河大橋，左轉進入鄭焦晉高速，再走上半個小時，從山陽口下來，就是現代路。現代路再向北大約五公裏，就到了山陽市高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