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強進門的時候，我們全都站了起來，有些迎接貴賓的意思。趙老師最後才起身，矜持得恰到好處。王強趕上前，和趙老師握了握手，握手的姿勢有些僵硬，也有些誇張。看得出，此時此刻，他知道自己有些特別的分量。
王強看起來也就是三十出頭，穿著一件大紅羽絨服，濃眉大眼平頭闊嘴，很精神。但羽絨服不是個正經牌子，還是舊款。他從口袋裏拿出的煙是五塊錢的“紅旗渠”，姐夫連忙截住，遞給他一包十塊錢的“帝豪”，他沒有推讓，接住了。
涼菜已經擺上，是趙老師在村裏的小餐館買的，兩葷兩素：一盤拌鬆花蛋，一盤拌黃瓜，一盤醬牛肉，一盤鹵豬頭肉。都是最家常的豫北土菜。姐姐在廚房幫趙師母做飯，我坐在席上。姐夫向王強介紹了一句我，王強笑了笑，說：“我說呢，跟嫂子長得像，原來是親姊妹。”
酒是我在鄉裏最大的煙酒店買的，雙溝珍寶坊，將近100塊錢一瓶。本來我還要買點兒別的菜，姐姐不許，說：“帶這兩瓶酒盡夠了。200塊錢呢。一桌子菜也花不了200。咱出的算大頭。”——姐姐的賬總是算得很分明。
熱菜開炒，酒也斟上。說了幾句來回話，氣氛慢慢地柔軟起來。趙老師說了一些王強上學時的淘氣事，姐夫也和王強聊起了他在日本打工時的情形，王強說日本“遠看是天堂，近看是銀行，住進是牢房”。收入高的行當每月兩三萬，低的隻有七八千。平素裏他們除了幹活也就是吃吃睡睡，玩玩電腦，難熬得很，枯燥得很。主要還是語言不通，語言不通就什麼都難通。——我這才知道，原來出國打工是村裏近些年的一股風氣，去日本的最多，還有幾個去新加坡和意大利的，還有一個去美國的，聽說還娶了個美國媳婦，都掙上綠卡了，不回來了。村裏說這是“打洋工”。都是簽的正當協議，外貿途徑的勞務輸出。不過近兩年出去打工的越來越少，這和張莊被劃進高新區有直接關係：掙錢的門路多了，能喝口近水誰想去吃遠飯？
王強在日本從事過水產行業，也就是捕魚；從事過建築行業，也就是砌牆；還從事過餐飲業，也就是端盤子。王強說他做的這幾樣都屬於七八千的行當，太低端，不行，一年總共才收入10萬，還要交6萬給中介進行培訓和辦手續，最後剩的淨利潤就少得可憐。於是他隻待了兩年就回來了。回來後正趕上老娘有病，動了個大手術，他的錢便花了個精光。之後便去了東莞。
“在東莞成績不小啊，把終身大事都解決了。”我笑。
“嗬嗬嗬嗬！”他也笑起來，“該出手時就出手嘛。”
我問他跟媳婦是不是自由戀愛，他說當然是。說在他的廠子裏男工少女工多，就是想不自由戀愛也不成，哪個像樣子的男工都要不止一次地“把妹”，有的甚至同時把好幾個妹。
“啥是把妹？”姐姐傻乎乎地問。
“就是泡妞，交女朋友，找對象。”我說。
大家全笑起來。
“你把了幾個？”我開王強的玩笑。漂在江湖多年，我已清楚地知道，有時候，開玩笑的功用如同酒，是一根水做的繩子，不期然間就能把你蕩到你想去的地方。
“唉，咱老實，就這一個。懷上了，去觀音山上拜觀音——我打工的那地方叫樟木頭，是個鎮。鎮裏有一座山，叫觀音山，上麵有個觀音，可大，可靈——抽了個上上簽，說是個男孩。一狠心，就回來了。在外頭打工能打到幾時？葉落歸根，總還是要回來的。孩子戶口、上學，那邊總是不好解決的。”他歎口氣，“要是不回來，人也在那裏落了戶了。聽說現在那邊對打工族的政策改良了很多。叫什麼新莞人，做多少年頭就有指望進戶口，孩子也都能好好讀書。我有好幾個夥計在那邊都買房子成家了。”
“買房子？廣東的房子不是都挺貴的嗎？是他們的工資高還是鎮上的房子便宜？”
“兩個原因都占。是他們做得不錯，也是鎮上的房子便宜。五根指頭伸出來還不一般齊呢，哪能都像廣州深圳那麼貴。不過，樟木頭的房子便宜也是有緣由的。”說著，王強侃侃而談起來，“我的那幾個夥計，買的房子均價還不到1500，一套兩居室下來才9萬。便宜吧？還帶著全套家具呢，兩手空空進去就能住。”他眼中精光一閃，露出一絲狠勁兒，“真是撿著了。我要是當時買了，就是光等著升值，就是一筆好買賣。當初的9萬，現在少說20來萬！”他抿了一口酒，“我在日本打工的時候落了個關節炎，東莞那邊暖和，等老了，幹不動了，到了冬天，就去那邊養老，像小燕子一樣，咱也遷徙遷徙，該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