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安全，信訪穩定，都是一票否決製！”他吃了一口菜，“你知道有些訪民過分到什麼程度？我們這裏有一個8023人員——8023是一個代號，說的是新疆一個核基地，他當年在那裏當兵，轉業回來以後，非得說自己性能力受影響了。——他孩子都有仨，受啥影響？！也帶他去檢查過，沒有問題。可他就是能鬧。上訪回來還裝病，鬧絕食，我們就送他去醫院，每天派人給他送飯，絕不能讓他餓死！他死後成英雄了怎麼辦？老百姓來給他抬棺怎麼辦？他的要求？多著呢。低保，大孩子的工作，小孩子的學費，老婆黑夜裏騎車摔斷了腿，他也能跟我們扯上事兒，要5000塊錢！後來我們也妥協了，每月給他550塊，每季度另加500塊，可他還是不滿意。最後他實在鬧得不像話，我們就抓了個把柄，把他勞教了，勞教了七個月，勞教所也受不了，硬把他送了出來。現在，人家牛著呢，每月淨得1200塊，還經常直接給鐵書記打電話要這要那。最近是說自己的牙不行了，得安牙，用進口材料，要2萬塊。”
我邊聽邊笑。
“你知道嗎？為了不讓這些難纏的訪民出幺蛾子，每到兩會和節假日這些敏感期，我們都要組織他們去旅遊！”
我笑得筷子都拿不住了。
“你要是在我這個位子上，就笑不出來了。我以前也是個心大的人，現在，我心可小，尤其從幹拆遷以來，就越來越小。整天怕。怕拆遷戶上訪，怕他們家有人生病，有人鬧矛盾，有人打架，更怕他們有人死——因為這些都有可能歸罪到拆遷上來。其中有一家拆遷戶的老婆長年在精神病院住著，前些時不知怎麼的被接回了家，還鬧了一次自殺，這可把我給急壞了，整天暗暗操著那家的心，又不敢顯露出來，怕太顯了那家驕縱，結果自己都快成神經病了。頭發大把大把掉！”
“你的頭發，怎麼不染？”我看著他黑白雜色的溜冰場發型。
“這兩年不染了。怕染出癌症。”他黯然道，“等掉完了，就更不用染了。”
“貴人不頂重發。”我虛偽地安慰，“那你覺得，出現了這麼多問題，最根本的症結在哪裏呢？”
他舉起食指，指了指天花板：“權力隻對賦予它的人負責。指揮棒往哪裏指，大家就都往哪裏走。就像高考，再說體育多麼重要，隻要體育沒有分值，那就沒有人重視體育。”他把食指放下來，繼續吃菜，“我就不明白，上頭為啥不出台一項政策，管管無理上訪？還應該建立一項保底工作製度，讓我們這些基層幹部知道，處理到什麼程度就算是盡責了。別光說讓老百姓滿意。老百姓永遠都不可能完全滿意！這是咱們上麵的理想主義！”他放下筷子，敲起了桌麵，越說越激動，“都說老百姓弱勢，基層政府就強勢了嗎？強勢在哪裏？在領導麵前我們弱勢，在老百姓麵前我們也是弱勢！舉個例子，以前我們心裏有氣了，還能罵罵村長村支書，現在，還得隔三差五請他們吃飯巴結著他們幹活兒！再舉個例子，過去我們去老百姓家坐坐，老百姓就會覺得很光榮，覺得幹部來我家坐了；現在呢，為了拆遷，我想去人家家裏坐坐，首先就擔心人家不讓進門，隻要進門才算有希望工作。進了門呢？屁股還沒坐穩人家就會攆，會說：趕快走！你們不走，我心髒病犯了，你們負責！”
我笑。
“還有記者。記者們啊，過一段時間就會來騷擾一下。跟你說，有兩個地方的固定電話我從不敢接，一是北京，二是鄭州。陌生的手機也從來不接，怕是記者。記者們都是惹事精。天下不亂，他們沒飯。在他們麵前，咱也是弱勢。也不知道輿論咋就成了這樣，政府好的，大家不信；政府不好的，大家就信。隻要一罵政府，就準能得好兒。你說這不偏激？比如說強拆，他們從來就隻罵強拆，他們怎麼就不能研究一下我們為什麼要強拆？！唉——”他長歎一口氣，“官帽上頭管，資金國庫管，形象記者管，有限職能，無限責任，我們這些公務員，是越來越難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