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問題很樸素：為什麼不能當猶大？為什麼不能當希特勒？為什麼當權者不能家天下？為什麼不能弱肉強食欺男霸女？為什麼需要人權、公正、自由、平等以及社會福利？為什麼不能做假藥、毒酒、細菌彈、文憑工廠、人肉饅頭以及兒童色情片？……如果利己成為唯一興奮點，如果“利益最大化”無所限製，那麼這一切其實不值得大驚小怪，在某個夜深人靜之時，擊破很多人的難為情或者腦缺弦，是遲早的事。並沒有特別堅實的理由來支持否定性結論，來推論你必須這樣而不能那樣——這是理性主義的最大係統漏洞，邏輯幫不上忙的地方。
接下來的事情是，如果大家都不再難為情和腦缺弦，如果人們都把自身“利益最大化”這一人生真諦看了個底兒透，這個世界會怎麼樣？考慮到法治體係並非由機器人組成，心亂勢必帶來世亂，一旦精神自淨裝置棄用，社會凝結機能減弱，每個人對每個人的隱形世界大戰就開始了，直至官貪民刁而且越來越多的身份高危化——從礦工到乘客，從食客到醫生，從裁判到交警，從乞丐到富翁，從稅務局到幼兒園。這樣的事情難道不是已在發生？同時發生的事情，是左派或右派的政策主張也不是由火星人來推行的，大家一同陷入道德泥沼的結果，隻能是輪番登台後輪番失靈，與民眾的政治“閃婚”頻破，沒幾個不灰頭土臉。有時候，即便經濟形勢還不錯，比三百年、五百年前更是強多了，但官民矛盾、勞資糾紛、民族或宗教衝突等仍然四處冒煙地高壓化，一再滑向極端主義和暴力主義。人們很難找到一種精神的最大公約數，來超越不同的利益，給這個易爆的世界降溫。
到了這個時候，文明發育動力的減弱也難以避免。理解這一點，需要知道科學和藝術雖貴為社會公器，卻也常常靠逐利行為來推動，與個人名望、王室賞賜、公司利潤、絕色佳人等密切相關，於是“包荒含穢”（程頤語）是為人道——這並沒有錯。不過，包荒含穢並不是隻有荒穢，更不是唯荒穢獨貴？即便是就事功而言，某些清高者一事無成，不意味著成事者都是掘金佬，一個比一個更會掐指算錢。特別是在實用技術領域以外，在探求真理最高端而又最基礎的某些前沿，很多偉大藝術是“沒有用”的——想一想那麼多差一點餓死的畫家和詩人；很多科學也是“沒有用”的——想一想那些尚未轉化或無望轉化為產業技術的重大發現，比如大數學家希爾伯特所公布的二十三個難題，還有陳景潤那迷宮和絕路般的（1+1）。公元前五〇〇年左右的文明大爆炸，至今讓後人受惠和妒羨的思想界群星燦爛，包括古希臘和古中國的百家並起，恰恰是無利或微利的作為，以至蘇格拉底孑然就戮，孔子形如“喪家犬”。十六世紀以後的又一次全球性文明大跨越，時值歐洲大學尚未脫胎於神學經院，距後來的世俗化運動還十分遙遠。出人這裏的牛頓、萊布尼茲、伽利略等西方現代科學奠基人，恪守誡命，習慣於祈禱和懺悔，從未享受過發明專利，不過是醉心於寒窗之下的胡思亂想，追求一種思維美學和發現快感而已，堪稱“正其宜而不謀其利，明其道而不急其功”（董仲舒語）的西方版。
人類史上一座座宏偉的文明高峰已多次證明：小真理是“術”，多為常人所求；大真理涉“道”，多為高士所赴。大真理如陽光和空氣，幾乎惠及世界上所有的人，惠及人類至大、至深、至廣、至久卻是無形無跡的方麵，乃至在常人眼裏顯得可有可無，因此並無特定的受益對象，難以產生交換與權益，至少不是在俗利意義上的“有用”。不難理解，尋求這種大真理往往更需要苦行、勇敢、誠懇、虛懷從善等人格條件，需要價值觀的曖暖血溫。高處不勝寒，當事人不但少利而且多苦，隻能是非淡泊者不入，非擔當者不謀，非獻身者不恒，差不多是一些不擅逐利的呆子。
一個呆子太少的時代，一個術盛而道衰的時代，我們對如火如荼的知識經濟又能抱多大希望？“為什麼沒有出現大師？”不久前一位著名物理學家臨終前的懸問，是提給中國的，也不僅僅是提給中國的吧？
結論是：一種缺失了“上帝”和“人民”的道德信仰是否需要、該如何建立？或者說新的“上帝”觀和新的“人民”觀是否需要、該如何建立？——顯然，如果文明可能絕處逢生，那麼這一逼問就繞不過去。
悠悠萬事，唯世道人心為大。
201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