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妙至極的心緒往往難以言表，所謂妙不可言；精美非常的文字常常難以翻譯，我們可以稱之為：美不可譯。
即便從寬泛的角度來理解翻譯也是這樣。“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這些文言古詩倘若譯成白話，還剩下多少趣味？故郭沫若大詩翁以及眾多中詩翁小詩翁的楚辭今譯，可作教學的工具，終究不能成為藝術欣賞的對象，更無法流傳廣遠。方言和方言之間的轉譯也總是令人頭痛。一段南方的民間笑話，若用北方話講出來，言者常有言不達意的尷尬，聞者常有何笑之有的失望。長沙現代俚語中有“撮貴貴”一說，譯成普通話即是“騙人”。但“騙人”絕不及“撮貴貴”能在長沙人那裏引發出會心的微笑，因為“貴貴”能使長沙人聯想到某種約定俗成的可愛亦可笑的形象，笨拙、呆憨、土氣十足，卻又受到某種虛假的尊重，而響亮的去聲重疊音節又極為契合這種特殊心理反應時的快感。字麵的意義固然可以傳達出去，但語言的神韻以及聯想意義（association meaning）卻在翻譯過程中大量滲漏而去。
漢語內部的同質翻譯尚且如此，漢語與西語之間的翻譯，一種表意文字與一種表音文字之間的翻譯，自然更多阻隔。幾年前我的一個短篇小說譯入英文，其中“肩頭開花褲打結”，譯成了“衣服穿得很破舊”；“人總是在記憶的冰川前，才有一片純淨明亮的思索”，譯成了“隻有當激動過去之後，人的思維才變得清晰和平靜”。諸如此類。應該說，這是一篇屬於那種比較倚重故事情節的小說，文字也簡明和規範，是法國新小說家讓·裏加杜所界定的“words of adventure（曆險的詞語）”，較為易於翻譯的。但在譯者筆下，仍留下了累累傷痕。我很難想象，某些小說本土情調濃鬱，又有獨拔倔強的審美個性——特別是像林斤瀾、張承誌、何立偉的某些篇什，堪稱現代小說中之拗體，一把句子中見風光，更倚重語言而不是倚重情節，完全成了“adventure of words（詞語的曆險）”，其精細幽微處如何譯得出來？每次耳聞這些作家的作品已經或即將被譯成外文，我就暗暗為他們捏一把冷汗。
優秀的譯家當然還是有的。用原作來度量譯作也不恰當。但多年來閉關鎖國政策，使不少譯者很難有條件到西方去紮下十年二十年，很難使自己的西文精純起來，這也是事實。至於洋人，能說流利的洋話，同寫出精美的洋文，恐怕還是兩碼事，這與國內一些中文教授也可能寫不好一首中文詩歌或一篇中文小說，是同樣的道理。龐德的英文大概不算壞，他譯過李白和白居易，譯作《中國》在美國頗負盛名。不過他的詩譯不過是借唐詩二白的兩掛長衫，大跳自己意象派踢踏舞和華爾茲，偶有目誤，把兩首擰成一首，不分大字小字，把題目引注之類統統譯成詩行，們乎然排列下去，也朦跋奇詭得令美國讀者不敢吱聲。太白樂天在天之靈，對自己名下這些洋字母密密麻麻；可有“走向了世界”的歡欣和榮耀？
有些遺憾，是譯者的譯德或譯才欠缺所致，這個問題還好解決。兩種語言之間天然和本質的差異，卻是不那麼好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