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人似乎天性好樂，對快樂情感體味得特別精微，有關的近義詞隨便一用就是二三十個，而且多有形態之差和程度之別，我在翻譯時搜索枯腸，將“高興”、“愉快”、“歡欣”、“快活”、“狂喜”、“興高采烈”等等統統抵擋上去，還是感到寡不敵眾薄力難支。一個Lean，中文的同義詞卻顯得富餘俯身、“探身”、“傾身”、“趨身”、“就過去”、“湊過去”、“靠過去”……可以多製少細加勾勒變化多端。靈敏的譯者，碰到這種情況往往隻能以長補短，整篇譯完後用詞量總和大體相當就算不錯。
英語中常見的gentleman，一般譯為“紳士”、“先生”、“男士”；pricey，一般譯為“隱私”、“隱居”、“私我”。但還是不恰切。反過來說，某些中文詞也很難在英語中找到完滿的代用品。朱光潛先生說過，“禮”和“陰陽”就不可譯。“風”、“月”、“菊”、“燕”、“碑”、“笛”之類在國人心中激起的情感氛圍和聯想背景，也不是外國人通過字字對譯能完全感覺得到的。去年有朋友李陀在西德談“意象”，被外國專家們紛紛誤解和糾纏不清我以為減免這些誤解的法子，至少是將“意象”音譯或再創新詞，不能襲用舊譯image。image—般用作形象、閣像、想象，對“意”似嫌忽略，對中國藝術中把握“意”與“象”之間互生互補關係的獨特傳統，更是沒有多大關係。不注意到“意象”一詞的不可譯因素，轟轟混戰大概是不可避免的。
從詞到句子和篇章，翻譯的麻煩就更多了。
隨意落筆，單複數的問題不可忘記。莫言寫《透明的紅蘿卜》，單就譯這個象征性很強的標題來說，就得躊躇再三。是譯成一個透明的紅蘿卜呢，還是譯成一些透明的紅蘿卜呢？在感覺細膩的讀者那裏，一個與一些所提供的視覺形象很不相同。中文中不成問題的問題，一進入英語便居然屢屢成為了問題。
對主語和人稱也不可馬虎。“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巾。”漢語讀者決不會認為這兩句詩有什麼殘缺和阻滯，然而譯家必定皺起眉頭，來一番錙銖必較地考究：是誰人城市？是我？是你？是他或者她？是他們或者她們？想象成“你”入城市，讀者可以多一些憐憫；想象成“我”入城市，讀者可多一些悲憤……漢詩從來就是任由讀者在敘述空白中各擇其位各取所需，於朦朧幻變中把讀者推向更為主動積極的感受狀態，但英文不行，不確定人稱，後麵的動詞形式也就跟著懸而不決。用英語語法無情地切割下來，美的可能性叢林常常就剩下現實性的獨秀一枝。
英文是以動詞為中心來組織“主動賓”句子的空間結構，以謂語動詞來控製全局，一般說來，不可以無所“謂（語）”。“山中一夜雨，樹梢百重泉”；“清光門外一渠水，秋色牆頭數點山”；“雞聲茅月店，人跡板橋霜”……漢語用語素塊粒拚合出來的這些句子，依循人們心理中天籟的直覺邏輯而流瀉，雖無謂語，卻是不折不扣有所“謂”的，有嚴格秩序的。但它們常常使英文譯者愛莫能助，難以組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