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時態問題。中國人似乎有特異的時間觀，並不總是把過去、現在以及未來區分得清清楚楚。雖然也很現代化地用上了“著”、“了”、“過”等時態助詞，但這方麵的功能還是弱。文學敘述常常把過去時態、一般現在時態、現在進行時態模棱含混，讀者時而深人其內親臨其境，時而超出其外遠遠度量，皆悉聽尊便少有妨礙。這個特點有時候在文學中有特殊功效，我在小說《歸去來》開篇處用了“現在”、“我走著”等字眼，但又不時胃出敘說往事的口氣。英譯者戴靜女士在翻譯時首先就提出：你這裏得幫我確定一下，是用過去時態還是用現在時態。結果，一刀切下來，英美人精密冷酷的時間框架，鎖住了漢語讀者自由的時間感，小說畫麵忽近忽遠的效應，頓時消除。
自然，對時態注重有時又成了西方文學的利器。克*西蒙寫《弗蘭德公路》，運用了很多長句，用大量的現在分詞給以聯結，以求變化時間感覺，使回憶中的畫麵仿佛發生在眼前。這種機心和努力，中文譯本很難充分地傳達，讀者無論如何也讀不出來，隻能隔牆看花，聽人說姿容了。
這樣說下來，並不想證明中文就如何優越。有些語言學家曾經指出過，英文文法法網恢恢，以法治言，極其嚴謹、繁複、綿密，也許體現著英美人邏輯實證的文化傳統。而中文似乎更適合直覺思維、辯證思維、藝術思維，也更簡練直捷。這些判斷即使出於名重資深的大專家之口，恐怕也還是過於冒險了一些。
英文的詞性變化特別方便，～ing可溝通動詞和名詞，使之互相轉換；諸多動詞帶上～al或～ful等等，即成形容詞；再加上～ly，又成了副詞；加上～ment或～ness—類，則成名詞。詞際組合能力因此而得到強化，常能造出些奇妙的句子，也是美不可譯。比較起來，中文的詞性限製就僵硬一些，詞性的活用因無詞形的相應改變，也視之為不那麼合法的“活用”而已，屢屢被某些語法老師責怪。近年來好些作家熱心於一詞多性，如“蘆葦林汪汪的綠著，無涯的綠著”；“天藍藍地膠著背”；“一片靜靜的綠”（引自何立偉的《白色鳥》）。這就是把形容詞分別動詞化，副詞化以及名詞化，類坷棊些英語詞後麵綴上～ing或～ly或～ness時所取的作用。“（某老太太）很五十多歲地站在那裏”（引自徐曉鶴《竟是人間城廓》中寫人倚老賣老的一句），更是把數量詞也形容詞化了（換一種文法來說則是副詞化了），同樣是突破詞性限製，力求與英語的詞法優勢競爭。隻要這類試驗更能達意傳神而不是瞎胡鬧，我都以為沒什麼不好。
與此同時，西方語言也在徐徐向包括漢語在內的其他語種靠近，比方英語中的修辭限製成分有前置傾向，德語中有“破框”趨勢等等。
但形成全球統一語言的目標恐怕尚十分遙遠，是否可能，也基本上處於根據不足的空談之中。語種紛繁各異，其長短都是本土曆史文化的結晶，是先於作家的既定存在。麵對十八般兵器，作家用本民族語言來凝定自己的思想情感，自然要考慮如何揚己之長，擅刀的用刀，擅槍的用槍；同時又要補己之短，廣取博采，功夫來路不拘一格。
語言不光是形式，也是內容。用“女子”、“女人”、“婦女”、“娘們”雖表達同一個woman的內容，但語感很不一樣，也寓含了很多意義，也是很內容的。舊的語言研究重在語法，忽視語感，這是理性主義給語言學留下的烙印。如果說語法是理性的產物和體現，那麼也許可以說，語感（口氣、神韻、聲律、節奏、字形、上下文構成的語勢等等）則充盈著非理性或弱理性的感覺輻射。如果說語法更多地與作者的思想品格有關，那麼語感便更多地與作者的情感品格有關，常常表現為某種可感而不可知的言外之意，某種字裏行間無跡可求的情感氛圍。古人提出“文思”之外的“文氣”。“氣”是什麼？“我書意造本無法”；“如行雲流7JC，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蘇東坡語）詩人那種說不清的創造過程，不正是“文氣”使然，不正是某種情感的湧動和對語言的滲透和冶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