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律背反——這個詞由康德首創，一般用來表示兩個同具真理性的命題彼此對立。正題與反題針鋒相對，但似乎都有顛撲不破之魔力，於是引起人們的興趣和煩惱，引起永不休止的爭執和探索。
其實背反就是矛盾，矛盾並不可怕。有矛盾才有推動認識發展的動力，有矛盾才證明人們的認識還大有可為。
文學創作中是否也有“二律背反”？
作者須有較高的理論素養——這個命題當然很對。中國早有古訓文以載道。文學總是用來表達一定的思想，怎麼少得了一定的理論支持？中外文學史上有許多大家，其創作曾明顯得益於他們精深的理論素養。茅盾若不是從馬克思主義中學來了階級分析法，不大可能寫出《子夜》。魯迅若不是接觸了達爾文和尼采的理論，也不一定寫得出《呐喊》和《野草》。理論是啟發智慧磨礪思想的利器，是進人正確世界觀和人生觀的必經之途，也是一個作家寫出黃鍾大呂之作的重要依托。
且慢，作者無須有較高的理論素養——這個命題難道就錯了嗎？中國也早有古訓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嚴羽）文學主要是用形象思維，任何正確的概念都無法代替或囊括形象本身的豐富內涵。相反，作者的理論框框多了，倒常常造成思想束縛形象，造成概念化和圖解——這是多年來很多作者的教訓。在作者政治大方向正確的前提下，不要提出文學家都成為理論家的苛求吧，給作者的藝術直覺留下地盤吧。曹雪芹並沒有剖析封建集權社會的高深理論，不也寫出了理論家所寫不出的《紅樓夢》？薩特是作家中的理論富翁，但他的小說是不是倒少去了很多活氣和靈氣？
作者須照顧多數讀者的口味——這個命題的真理性顯而易見。我們社會主義的文學是人民的文學，當然應該為多數人喜聞樂見。傳說古代白居易的詩能傳誦於婦童之口，遍題於寺觀驛站之壁。還傳說柳永的詞也頗能深入群眾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當代更不用說了，天安門革命詩歌不脛而走，蔣子龍的喬光樸幾乎家喻戶曉，這豈是鑽進“象牙塔”的結果？這個傳統難道不應努力繼承？……我對此深以為然，所以對大多數讀者可能不太關心的主題，對他們可能不太習慣的手法，常常抱著謹慎的態度。
慢點，作者無須照顧大多數讀者的口味——這個命題是否就荒誕不經？少數讀者也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且“大多數”究竟是什麼意思？是置於什麼範圍而言？湖南花鼓戲的觀眾在全國來說算不上多數。兒童文學也不能引起“大多數”青壯年的興趣。思想藝術價值更不取決於作品讀者的多寡。《紅樓夢》的讀者就比《七俠五義》的讀者少，也肯定比香港電影《三笑》的觀眾少。王蒙和高曉聲的作品，也不一定比通俗讀物《王府怪影》更暢銷。我們還是讓各種風格的作品各得其所和各有地盤吧，讓作者們拋掉迎合讀者的顧忌，大膽表現自己的個性吧。隻要是真正“曲高”，“和寡”算得上什麼罪名？
作者須很講求政治功利——這個命題曾一度是革命文學的宗旨。文學離不開政治，當代的政治與人們生活的聯係日趨緊密，想完全超脫政治差不多隻是瘋人囈語。中國古代儒家提倡文學“助人倫、成教化”，舞文弄墨者必幹政事。他們強調文學的實用政治功利作用，這些已成為中國文學一大傳統。五四運動以來，新文學在激烈的階級鬥爭和民族衝突中成長，曆經硝煙炮火、刀光血影，創作依然與政治密切相關。魯迅等先輩的大部分作品無異於投槍和匕首，旗幟和炸彈，為人民解放事業起到了極強的政治功利作用，其光輝不可磨滅……這些經驗當然不應該被後人忽視。
且慢，作者無須太講究政治功利——這個命題在一定條件下是否也能成立？人類的生活內容不僅僅是政治。文學沒有理由一律帶上強烈政治色彩。政治思想也不是思想的全部，政治內容更不等於藝術形式。中央髙層提出今後不再提“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口號，正是總結了“文革”的教訓，指出文學在政治功利之外還有其他作用，還有廣闊的天地。中國古代道家強調人與外界對象的超功利關係，著力於“縱情山水”的興趣，“獨善其身”的追求，還有對情致、氣韻以及獨特“妙語”的藝術探索，也成了中國文學一大傳統。沈從文的《邊城》，其政治作用遠不及葉紫、蔣光慈的政治小說，但它同樣是中國現代文學的珍寶。描繪自然，介紹風俗，陶冶性情，娛悅身心，包括剖析種種非政治性的人生矛盾，這同樣是人類精神文明的應有之義，是築構真善美人生境界的要務。